总共算下来，我每回家一趟，没有两万块是拿不下来的。我有一颗牙齿有点晃荡，去医院一检查，人家一把大镊子就给拔掉了，然后说是得种植新牙，种一颗新牙多少钱呢？两万块！所以回一次家与进一次黑医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一年辛辛苦苦从牙缝里省下的血汗钱就花光了。往往这两万块砸下去，人家还说三道四的，认为你这是在上海学坏了。
在大上海你一年要攒个两万块，那真要如铁公鸡一样生活才行。每天的伙食费不能超过二十块，每年不能添一件新衣服，安全套不能买水果味的。你不能租个像样一点的大房子，绝对不能坐北朝南，更别说带个阳台了，就是说你没有权利使用太阳。最不能的，是你不能生病，连个喷嚏也不能打，如果真是感冒了，那你只能扛着。如果你一进医院，你一个月的工资，基本就花光了。更可怜的是，你寂寞难耐的深夜，你太想那个了，只能躲在被窝里自己动手了，你是舍不得去烟花柳巷的。
你想正正经经重新谈一次恋爱吧，如今的女人，不再对“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感兴趣。她们把见面的地方，基本挑在了酒吧、饭店，甚至直接放在百货大楼。哪怕接个吻吧，你得先给她买一支口红，最少也要美宝莲的，让她涂涂暗淡的嘴唇。如今不花钱的浪漫，已经绝种了，所以说现在的爱情，就是用钱砸出来的，带着金子的色调与铜臭的气息。在一个连爱情都谈不起的时代，我们还有何心情谈婚姻与家庭呢？
大年初四，饭馆还基本没有开业，跑了几条街，平时很火爆的沙县小吃、牛肉拉面馆、苏式小点都关着。那些大酒店倒是正常营业，但是春节期间大涨价了，我一看那气势，吓得哪敢进去？就是从门前经过，被迎客的小姐一叫，都不好意思起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拐进一家超市，再买几包康师傅得了。这时电话又响了，一接电话，还是女儿的声音。
女儿说：“爸爸，我到了。”
我问：“你到哪里了？”
女儿说：“我到上海火车站了呀。”
我说：“你就瞎编吧，你说说，火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老家是不通火车的，所以女儿到目前为止，别说没有看到过火车，就是连汽车每天也见不到几辆。拖拉机倒是天天从门前经过，冒着一股股黑烟。最多的，是排成一长串的老黄牛，据老家传来的消息，女儿每到周末，还要替外公去山坡上放牛。
她说：“火车好长，像蛇一样长。那叫声好大，比咱们那里的牛叫声大多了。”
我笑着说：“是你从书里看到的童话故事吧？”
我这时才发现，是用手机打来的，电话那边突然换了一个声音：“你女儿真来了，我们在火车站。你赶紧来接她吧。”
我很怀疑：“你是谁呀？”
对方回答：“我呀，你不认识，我与这孩子坐一趟火车。这么小个孩子，你也敢让她一个人出门？”挂掉电话，我没有回出租屋，直接向公交车站跑去。我的心突突地跳着。六年没有见到的女儿，她已经来上海了！见到一个保安，我激动地对他说：“我女儿来上海了。”我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人。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偌大的城市平时再繁华、再热闹、再拥挤，其实都是一个空城而已，我所拥有的一切都飘浮在空中。但是现在，我的女儿却一脚踏了进来，这个城市一下子因为女儿的存在，不再是空洞的了，显得十分地丰富而生动起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才刚刚六岁多。那天我与前妻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手续办好已经是黄昏时分。等我们回到家，被一个人丢在家里一天的女儿，站在黄昏的阴暗中大声地哭着，要找妈妈与爸爸，那声音是多么绝望。
“爸爸要走了，等爸爸在外边赚钱了，就带你去城里。”我替女儿擦拭着泪水。
“真的吗？城里有没有大灰狼？”女儿停止了哭声。
“城里只有人。”把女儿哄睡后，我没有在家过夜。婚已经离了，再过夜就显得有些奇怪。我连夜就拖着行李上路了。这一走整整过去了六年，女儿如今已经十三岁了，上六年级了。她应该是一个大闺女了吧？会不会还梳着马尾巴呢？
坐公交车赶向火车站的路上，我第一次懂得打量窗外的一草一木。树梢上发出了嫩芽，小草变成了鹅黄色，春天已经开始了。我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与我有关起来。我开始盘算着，在女儿进城之后，应该带她看什么？玩什么？吃什么？我应该把什么样的上海介绍给她呢？把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展现给她呢？
我来到火车站南广场，看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她在东张西望，周围一切与她无关似的，她只关注一个人，一个招呼她的人。我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发现这个小姑娘颤抖了一下，就充分证实了这个孩子的身份。她听到喊声，怔怔地站在远处，陌生地打量着我。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之后，她突然回过神，扑进了我的怀里。
原来爱情与亲情差别就在于：一个时间越久，隔阂越深，一个时间越久，越加亲密；一个一旦有了陌生感，想再融化几乎是不可能了，一个是再陌生仅仅需要一分钟，一切就化解了。我紧紧搂着女儿，哭了，哭得如孩子一般，我说：“你认得爸爸吗？”
女儿摇了摇头，然后推开我。再远远地看看我，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像是好好记住我，又像是与自己的梦进行对照。刚才还那么亲热，一下子又陌生了。但是不到一分钟，也许不到一个小时，又一次扑进我的怀里，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
女儿一踏进我的出租屋，像是在单位检查卫生似的，东边翻翻，西边看看，一会拉开厨房的抽屉，一会摸摸桌子上的灰尘。我则站在房子中间十分心慌，我想女儿肯定是非常不满的，空荡荡的抽屉，落满灰尘的桌子，还有房子里的乱，不都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女儿最后走到窗子边，拉开窗帘，结论是：“这房子好敞亮啊，站在这里能看到东方明珠吧？”我跑到窗子边，朝着远方指了指，我说：“天气好的时候，是能看到东方明珠，还能看到金茂大厦，一百多层的金茂大厦！”
但是我没有告诉女儿，从这里看到的上海之最，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小亮点，而且必须没有一点云雾、没有一点灰尘，这种时候是非常理想的，一年当中仅仅只有一天的后半夜。
2、关于牛与牛肉干
在城市里生活，你运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就说明你过的是什么样子的日子。你步行，说明你是一个观光客，或者是一个已经退居人生二线的人，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去奔波去追逐；你骑助力车，说明你还是一个低层的边缘人，既希望有速度，又无能为力的打工者；你开着小汽车，说明你是一个有点小资的小白领，不太在乎外面的风风雨雨会影响你的行程；如果你开着宝马奔驰，说明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起码是成功人士的后代，或者是一个中了大奖的暴发户；一旦你是开着飞机出行的，就像广东东莞那个商人，跑了几个小时只为到海上游泳，说明你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长着翅膀的大鸟。
我平时基本是挤公交，还有辆很破的自行车，碰到有十万火急的事，也不是打出租车，而是坐非法运营的摩托车。别人问起来的话，我就说，摩托车虽然是违法的，但是坐车的人违法吗？在女儿突然来到上海之后，为了出行方便，也为了不给千千万万个打工者丢脸，我思来想去，准备借一辆最实惠的助力车。只有这个东西，汽车不像汽车，自行车不像自行车，比较符合我目前的身份，也是我勉强能够承受的交通工具。
我打了好一通电话，好多人还在外地过年，只联系到了同事小叶。小叶是安徽人，同在报社里做编辑，比起我活得稍微滋润一点，所以他才有一辆助力车。听到我想借他的助力车，他犹豫了半天，说是先问问老婆。老婆一会儿说自己要出门见朋友，一会儿又说好像有点毛病发动不起来了。最后，被我一个一个电话逼急了，支支吾吾地说：“这辆助力车是警察朋友罚没的，万一被查出来了，就把人家害惨了。”
当时还在正月初五，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跑到楼下的修理铺，问有没有助力车借一辆？修车的老板平时不熟悉，经常在路上碰到，相互笑笑打个招呼。老板听说是“借”一辆，就说：“不是我不借你，关键是这些车都是人家的，我怎么好把人家的车借给你呢？”我说：“既然是人家的，租用几天应该没有问题吧？”老板一听要“租”一辆，又改口说：“这些车呀，闲着也是闲着，一天二十块吧。”最后讨价还价，以一天十五块钱成交了，我租了一辆充电的雅马哈。
我一盘算，与女儿一起坐公交车，一个来回起码也得十几块钱，所以就觉得十分划算。当我把一辆漆黑漆黑的助力车推到楼下，一时感觉这不是一辆助力车，好像是我刚刚获得的一匹小马驹。虽然是租来的，拥有一辆助力车让人感觉十分奇妙，你不用再掐着时间往车站里赶了。而且你的速度与方向，不再掌控在别人的手中，也不再与别人挤在一堆，争着抢着同一个座位。这就是处境。一个人的处境好与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能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握牢在自己的手掌心。
初五晚上，豫园每年都有一场热闹的灯会，我到上海之后，是从来没有去过的。不是自己不想去看灯，如果在我们老家，看到各种各样的灯，在门前的大路上通过，感觉那不是在玩灯，而是在赶往童话世界似的。如果再把女儿架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女儿看到别的小孩子看不到的场面，那种感觉就更加温暖了。但是在上海，对猜灯谜呀，品梨花糕呀，什么趣味都没有了。一个人独自在外，你看与不看，有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看了之后，不但不会快乐，反而会更加伤感了。
为了让女儿能够感觉得到大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大城市的春节，与农村的春节一样有趣，我决定第一件事是带女儿去豫园参加灯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猜几个灯谜，替女儿赢几个小礼物；如果女儿真想尝尝豫园的小吃，十块钱一个的鱼丸子就算了，几块钱一个的南翔小笼，一定得满足她。
我给女儿匆匆地煮了一碗面条，趁着天还没有黑透，从地下室推出那辆雅马哈，带了一块抹布擦了擦。我对女儿说：“好长时间没有骑了，脏了。”女儿也蹲下来帮忙，从车轮子到车把手，再到车灯车座，都一遍遍地擦着。等擦完了，我拿着那把电子钥匙，远远地按了一下，助力车就亲切地叫了一声。
我把钥匙递给女儿。女儿好奇地说：“这是干什么的？”我说：“你按一下，它叫一声，锁就开了。”女儿拿着这把钥匙，一边朝远处走，一边按着。每按一下，它就叫一声，足足走到五十米之外。
女儿说：“它好听话呀。”
我说：“给咱家的牛也按一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点着火，加大油门，一溜烟地驶上了大街。女儿坐在后边，紧紧地搂着我，把她的头贴在我的背上。可能是为了躲避寒冷的风，也可能是享受难得的幸福。六年的距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被填平了。
我问：“你看这辆车，漂亮吗？”
女儿说：“漂亮。像新的一样。”
我问：“你知道什么样的车才是最好的？”
女儿说：“越小越好，小汽车比拖拉机好，对不对？”
我说：“完全正确。你知道为什么越小越好吗？”
女儿摇了摇头：“是不是越小坐着越舒服？”我告诉她，车越小跑得越快，因为在城市里到处都堵车，车越小跑起来越方便。但是我们父女两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越小的车越害怕下雨，特别是助力车，一下雨就不能遮风挡雨了，在风雨中骑行就会被淋湿，甚至被风刮倒。
走到武宁路中山路口，这个路口据说是上海最拥堵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堵着长长的队伍。为了证明车越小越快的观点，当路口堵成一条长龙的时候，我一踩油门，助力车“呼”地一下，从车流中间拐来拐去，就蹿了出去。有一辆豪华小轿车，刚才还在炫耀似的，一边按着喇叭一边超越我。现在却被我一下子抛在了身后。经过这辆车的时候，我竖起一根中指，鄙视了它。我告诉女儿，像苹果一样的这个标志，就是宝马，一百多万呢。女儿却说，再贵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跑不过咱们？再好的车跑不快，就不是好车。开车图什么呢？不就是图快吗？
对于从山里来的女儿来说，她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也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在女儿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心里，她无法想象，一辆车除了是交通工具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用途呢？
在下一个路口，正好碰到了红绿灯，我的助力车与那辆宝马车，正好同时停在斑马线上。宝马车的窗户摇了下来，一个小男孩伸出头，报复性地对着女儿问：“你认识这是什么车吗？”我刚刚说过，这是一辆一百多万的宝马车，女儿于是很干脆地回答他说：“宝马车呀。”
小男孩又问：“你坐过宝马车吗？”
女儿回答他：“没坐过。”从小男孩的表情里，女儿感觉到了敌意，她又加了一句：“我骑过牛，你家有牛吗？”
听到这句回答，我十分意外。这句回答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久了，被轻视久了，甚至是被嘲笑久了，我开始还进行过一些抗争，比如人家说，你们山里太落后了吧？怎么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呢？我会以“山里空气新鲜，山里人纯洁”等与之争论。但是人家一句“山里空气新鲜那你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就把我说得哑口无言了。慢慢地才发现，随着一群群山里人涌进城市，一切辩解都是软弱无力的。既然你还不能离开这个城市，你还必须附着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实现自己追求远方的梦想，你就得适应，就得服软。
正当我为女儿的一句抗争暗暗得意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在汽车发动的那一刻，对着车窗外喊着说：“我家没有牛，但是我家有大把大把的，牛肉干。”
你山里人不是有牛吗？可以骑牛吗？但是你把牛养大了，就跟你毫无关系了。城里人对活着的牛毫无兴趣，他们只在乎一头牛被杀被宰后的尸体！我加大油门一路狂奔，想赶上那辆宝马，唾那个孩子一口，为女儿报仇。但是女儿却并不在意，用鄙视的口气说：“牛肉干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从我们牛身上割下来的吗？”
我笑了。你城里人再厉害，连一头牛也没有，连一根庄稼都不种，你吃的每一粒米，喝的每一口汤，哪一样不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哪一个不是靠着农民养着的。农民不种地了，不养牛了，你城里人再有钱，还不照样饿死了？
我继续向豫园的方向冲去。在又一个十字路口，被一个警察挡住了。警察给我敬了一个礼：“请出示行驶证，驾驶证。”
我说：“为什么呀？”
警察说：“你违章了。”
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闯红灯。”
警察说：“第一，你骑车带人；第二，你没有按照车道行驶。”
我说：“后边是个孩子，我不带着她能行吗？至于第二条，我不走车道，走哪里？”
警察说：“你这是助力车，别把自己当小汽车。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最边上的那条，明白吗？”
我说：“助力车怎么了？助力车就不是车吗？”
这时候警察跑到后边，指着女儿说：“让孩子下来。”随着警察话音一落，女儿不小心从后座上摔了下来。我本来是很生气的，但还是用已经习惯的服软的口气说：“大过年的，你就放过我吧，我下次保证不敢了。”
警察说：“过年怎么了？过年杀人就不偿命了？”
我说：“我是报社记者。”
警察说：“记者就更应该遵守法规了。请你接受罚款吧，五十元。”警察就从摩托车的后备箱，掏出一个小本本，然后低头开罚单。
我说：“我认识你们领导，他叫陈九龙，我也姓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