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79年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3%。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现代世界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著名的经济奇迹：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奇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奇迹”），以及“日本奇迹”；第二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第三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创造了同时代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佼佼者。这种辉煌足以使奇迹的创造者潇洒于争鞭竞秀的世界民族之林。
发展与评估这些奇迹的尺度主要是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5%，而日本竟奇迹般地达到10.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8%，新加坡19年到1979年年增长率为10.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其经济增长辉煌的年代。1978~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3%，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统计，1980~2008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2%，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为3.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4%，高收入国家为3.1%；而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大大超过同期各不同收入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至2009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中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3%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图强，开拓进取，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3%，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
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迅速跃升至2009年的33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9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政府实力获得极大提高：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517亿元人民币，1990年增加到1.8558万亿元人民币，2000年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8.9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7月4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其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7月中旬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正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又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股票调查部长小原笃次认为：“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超过美国。”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维也纳发表的统计报告也得出结论，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将首度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09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份额达到15.6%，日本为15.4%。美国以19%的份额仍然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三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相加正好为全球的一半。
总之，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那时起，就将中国带入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它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功可以说是令世人瞩目的。而且带来的影响，一个是延续的时间之长，连续30多年；另外一个是规模之大，它的改革开放涉及数亿中国人口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应该说这样一个伟业，这样一个壮丽的画卷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一个艰巨、复杂、内涵博大的事件。这一事件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奇迹，也是令世人都称奇的。
2009年2月14—16日在香港“21世纪亚太形势”的国际研讨会上，新加坡学者指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各国完成人均国民收入翻番速度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其中，英国用了58年时间，日本用了34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时间，韩国用了11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0年时间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伟大奇迹，更何况这一经济增长奇迹是在近13亿人口大国的翻番！
自从日本在明治时期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以来，还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能像当今崛起的中国这样对世界秩序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潜在作用。在向世界强国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的进程中，中国拥有诸多优势：过去30多年来约9.3%的平均经济增长率、13亿人口的巨国效应、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和外汇存底、似乎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及近些年来正在寻求急速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等，无不让世人看得眼花缭乱。
显然，中国已经从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实惠。由此看，中国的前进步伐似乎没有理由慢下来。可以相信，再有近20年的发展，至21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保守一些讲，起码也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基于下列因素﹕
——在未来一长段时间内﹐除将长期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局面外﹐还将有一个比较宽松﹑宜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香港﹑澳门和台湾三个地区将继续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物质条件﹐各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强﹐曾经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很长时期的能源﹑交通等瓶颈制约已经大大缓解，并在今后一二十年内逐步发挥出巨大潜在效应。
——拥有世界上廉价和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30%。未来，中国除了发展集约化的新兴战略产业以外﹐粗放型发展仍然有很广阔的前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大为提高，但就目前而言，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是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1/30﹐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1/10，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较强竞争力。
——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中国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的和更为有效的制度性基础。
——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供求总量和消费规模都还将有巨大增长潜能，特别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型急剧转变过程中，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经济增长提供爆发性拉动力。
——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的递推式区域增长模式必然形成一浪推一浪长期增长的格局。
尽管如此，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对中国发展表示了忧虑。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帕多安说，“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依靠公共投资建设来拉动，中国需要再平衡需求，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在经合组织主任研究员、中国与印度问题专家理查德·赫德看来，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中国内需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
法国经济学家迪亚娜·奥什海什说，中国仍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尚需努力，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在她看来，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的捷径来提升能力和掌控技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跨国公司处处设防，极力保护核心技术和机密。而创新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新兴实验室的条件”。
在忧虑中国未来发展的观点里，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于2006年的“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的文章可能最具代表性。他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就像当年英国和美国一样。中国只有在经历过经济萧条后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路上升的。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15次经济危机和一次内战，1907年美国整个经济几乎破产，但现在的美国还是最强大的。日本是另一个成功的例证，但也没办法避免成长中的倒退。1966年，日本金融体系崩溃，但没有阻止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专著里更是设问：“在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经历过一次毁灭性崩溃之后，中国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笔者虽然不能苟同罗杰斯所说的“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的论断，更不能认同克鲁格曼咒语式的轻率假设（事实也是，离开克鲁格曼2004年的论断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中国崩塌不但没有发生，到如今，中国经济以其在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受到全球瞩目），但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自罗杰斯2006年提出的“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论断时已到了它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巅峰，而2008年和2011年相继发生的世界金融大危机则顺理成章地促成了这种拐点向下的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历史相继共出现过21种不同的文明，其中14个已经消亡，6个也正在衰落。消亡与衰落比例如此之高，从一个侧面论证出一个真理，即历史没有直通车。这一结论对当今中国发展同样有用，虽然苦口，却是有益的良药。今天，中国面对鲜花与陷阱并存、掌声与噪声共鸣的现实，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必须要有一次再改革。历史证明，改革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有力武器，离开了这一点，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没有前途。
本书就是借用上述话题，研究和讨论中国经济在达到阶段性巅峰之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本书中，我将研究和分析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第二次起飞的种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新农村建设、新消费群、新增长点、新主导产业群，以及独一无二的潜在增长优势，包括大国优势、非均衡增长优势、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等，都作了分析。笔者从制度性安排和反思、人口学思考和经济学思考几个方面来论证未来中国经济还将增长，“中国奇迹”还将续写赞歌。基于上述论证，笔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继续作出积极乐观的预测，结论是：中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前后赶超美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但未来中国经济将始终与困境和隐忧相伴存在，未来中国通往强国之路甚至荆棘丛生。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困境和隐忧始终是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大凡西方发达国家当年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进程中都曾经历过的题中应有之义，毫不奇怪。我在书中后半部分将重点考察和讨论21世纪中国在通往强国之路进程中的种种潜在隐忧、困境和危机，特别在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等都作了描述和论证。在国际上，中国的强大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特别是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改变甚至冲击，而外部世界也可能因此产生种种不适，这种不适反过来又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的掣肘，大大增加了中国通往强国之路的成本和代价。
最后的第十一章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它承续全书内容，详尽探讨未来中国在通往强国之路进程中的大国策。笔者认为，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社会”的未来中国，其治国理念理应从中国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来加以深切关照，从而因应21世纪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面，使中国发展模式臻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