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身角度讲，中国的崛起只是历史的正常回归，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海陆兼备、位居亚太中心、占全球1/5的庞大人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大国。一百多年前，在欧美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入侵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然而从世界角度讲，中国腾飞和崛起却非同小可，由她改变的不仅是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更是全球格局的再分配。历史上，东亚、南亚、中东、南欧及非洲等地发展起来的都是区域性文明，文明之间互动并不频繁。新崛起的大国或是德、美等西方国家，或是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但不管怎样崛起，权力始终掌控在跨大西洋的西方国家手中，这种状况直到冷战结束后的十年还一直这样。
但世易时移，21世纪开始情景则完全不同了。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多样化文明图景的浮现。近30多年来，第一个非西方意义的国家以其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成功跻身超级大国俱乐部，这使得那些将西方文明及其政治、经济制度一直视为普适性的西方人士以及孜孜以求向西方寻求成功经验的人士都感到错愕和尴尬，也让更多新兴国家越发自信向本民族传统回归，去发掘自身的特色优势，对所谓普世的西方文明的深信不疑至此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中国冲击波
1986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美国求学。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内心的好奇自不待言。一次次我走进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名店，那时市场上还几乎很少能看到“中国制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自己的国家——中国再度故地重游。有一次，我走进曼哈顿著名的“美国女孩”商店（American Girl），这个有着美国本土庞大消费群体的殿堂一向以出售安全健康的正宗美国玩偶和服饰著称于世，但当我顺手拿起一套啦啦队长服和足球衣的6英寸仿造品时，忍不住笑了：在一片红白蓝之间，一块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我“噢”了一声，“美国女孩”终究也不那么原汁原味了，这块打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我在纽约著名的第五大道穿越，一个接着一个商店地走着，那里早已是贴牌的“中国制造”的天下，清一色的国际名牌但都由中国廉价劳动者生产。这就是席卷世界的“中国冲击波”。以后有好几年，我有幸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一些发达国家或公事出差，或私人旅游逗留，都看到了这个世界现象的“中国冲击波”。我们已经鲜少再能看到不是标有“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了。
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夏郡以“全球工厂”而著称。在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拥有的机器数量一度比全球其他地方的机器总量还要多。现在到了21世纪，我们却在中国亲眼目睹了另一个全球工厂的崛起，它沿着中国太平洋东海岸一路绵绵延伸，从北方的大连到上海，再到福建、广东，并横跨台湾海峡。2001年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态势开始出现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加速度，并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内陆大规模地梯度延伸，在那里通信和运输能力的迅速改善正吸引曾一度涌向沿海地区的海外跨国公司。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流程从美国、西欧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迁往中国。根据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近期估算，到2010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这是10年来美国首次丢掉这一桂冠。
加入迁移大潮的商品种类也与日俱增。美国《新闻周刊》刊载的一篇分析性文章称，一大批名义上的美国商品早已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生产基地，如芭比娃娃（Barbie）、悍马（Hummer）、口香糖贩卖机、沃立舍（Wurlitzer）自动点唱机、Levi＇s牛仔裤、匡威（Converse）和All Star篮球鞋。就连NBA指定用球“斯伯丁”（Spalding）如今也早已算不上地道的美国货，因为它们都在中国缝制。
许多美国人为此坐立不安。萨拉·邦吉奥尼，一位40岁上下的美国资深商业记者为此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图书来描述发生在她三口之家试图联合抵制中国产品最后归于失败的经历。她从一个小人物角度对“当今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对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诠释。这本书正好契合了我现在正在描述的“中国冲击波”。
联合抵制是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的。萨拉·邦吉奥尼后来很懊恼因为她的提议而让她的丈夫凯文、5岁的儿子韦斯和刚学走路的女儿索菲都一起卷入了这样的试验，因为韦斯在这段时间度过了不快乐的5岁生日。
抵制“中国制造”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他们要突然改变早已习惯的购物习惯。第一次大麻烦是给韦斯买鞋子，他们试着找一双不是中国生产的运动鞋。结果他们发现，阿迪达斯是中国生产的，锐步也是中国产的。他们想象中应该在美国生产的纽巴伦鞋，竟然也标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只有原材料是来自美国的。邦吉奥尼费尽周章，终于找到一双美元的意大利鞋子。其实，只要花上15美元，到处都能买到差不多的中国鞋。慢慢地，她不得不承认只要继续坚持不用中国商品，她就必须习惯这种费时费钱的购物过程。几周后，她又花了60美元给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美国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价格几乎都是中国产品的几倍，还有些东西根本就找不到替代品。为了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邦吉奥尼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找到，最终不得不用厨房里的一盒落满灰尘的蜡烛来将就。
她书房的台灯坏掉了，想找一盏非中国制造的台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她发现有一种没有注明生产地的台灯，打电话到厂家询问后，非常欣喜地知道这是“美国制造”。但当这盏台灯寄到家中后，她才发现台灯的包装盒上写着“美国制造”，但零件的包装上却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她感到一颗心都沉了下去，想把台灯退回，因为它不是“美国制造”，但这意味着她很难在晚上工作。两难中，她打电话向厂家询问。这家洛杉矶的灯具制造商给她上了一堂关于全球供应链的基础课：十年前，美国有上百家灯具制造厂，在南加利福尼亚就有约40家，如今全美也不过四五家，而这家灯具厂因为生产的主要是不适合长途运输的大型灯具，所以才幸存了下来。至于邦吉奥尼所买台灯的零件是“中国制造”，制造商解释说，这么多灯具厂关闭的后果是：很难再采购到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比如开关，已经完全不在美国生产。邦吉奥尼决定保留这盏台灯，因为这已经是她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美国制造的台灯了，她只能接受台灯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的事实。
家里的一个旧抽屉从1月起就打不开了。凯文在超市里找修理工具时发现了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不得不把它们又放回货架。咖啡壶坏了，想买新的，超市里全是中国产的。不得已，那一年他们只好用罐子先煮好了再倒进过滤器里才解决了喝咖啡的问题；搅拌器坏了，没有办法修好，因为刀片产自中国；电视机坏了，只有让它坏着，因为大多数零配件都来自中国。
“那些抵制中国货的日子里，就像每天都在野外露营，需要的日常用品都没有”，邦吉奥尼差不多感到绝望了，“那是一个漫长的、炎热的、极其狼狈的夏天，我们用旧式捕鼠器抓了4只老鼠，因为新式的是中国制造的。”
凯文叹息圣诞节礼物清一色都是来自中国的。他只好计划亲自为孩子们缝睡袋，自己制作木船和木吉他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孩子们。但是他却买不到用来制作它们的针线和其他材料，这些都来自中国。
万般无奈之下，韦斯发起了一次反抵制行动，开始坚决支持起中国的东西，因为他实在厌倦了欧洲产的“乐高”玩具。有一次他看中一个中国产的玩具，哭着说：“我们很久没用中国的东西了！”他为此纠缠了一天。
在实施抵制中国货一年之后，邦吉奥尼的抵制运动结束，她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邦吉奥尼这么做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她讨厌中国，她对中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没有任何敌意，她只是觉得中国商品在美国太泛滥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法与中国竞争。她很想通过这个试验知道美国人对中国商品到底有多大依赖，“一年不买中国商品，我们能过得下去吗？”
“较低的价格一直让中国受益，并使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让美国的消费者很难放弃中国的进口货。这次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把中国推出我们的生活中，我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之中的结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作者邦吉奥尼下结论道。
假借邦吉奥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对“中国制造”的评论之声不绝如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从一个弱者变成英勇的战士。我们热爱他们，也害怕他们。中国已经成了我们有力的竞争对手，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去拥抱她。”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教授约翰·麦克斯维·汉密尔顿
“放弃中国产品的一年，邦吉奥尼一家人经历了一次大冒险，他们的日子过得像走迷宫一样艰难。”
——前白宫顾问马克·法比亚尼
“一年不用中国产品，真的是一个奇迹。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次强烈碰撞，也是一次有意思的碰撞。”
——丹尼·西特曼，专栏作家
“没有人会干同样的事情！这项任务太复杂，太有挑战性了。你可以试一天，到午餐时间你绝对会悲惨地放弃。邦吉奥尼的经历让你明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已经深入每一个家庭。”
——查克·杰夫，资深专栏作家
“我对中国制造有些反感，但我更想省点儿钱。”
——一名社会学教师
“我为能向我们社会顾客提供这么多东西而感到骄傲。”
——一家沃尔玛连锁店经理
“现在，中国产的东西，才能让商店赚钱。”
——一家Tyler连锁店负责人
同邦吉奥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图书出版不谋而合的是美国媒体，《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美联社还有美国地方电视台都掀起对“中国制造”的讨论热潮，最后他们讨论的一致结论是：避开中国商品绝非易事，节日期间，要想在各大零售商店寻找非“中国制造”商品实在要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
德州媒体报道说，7月4日独立日上出现的“星条旗”和燃放的烟火，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人哈巴德表示，尽管美国市场销售的糖果没有一种标明“中国制造”的，但其中大多数含有至少一种从中国进口的成分。号称全球“最低价”的美国沃尔玛超市，从T恤到戴尔电脑到各种品牌家用电器，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为什么要买中国货？在历经了“中国制造”的美国人一致回答是：中国商品的价格，大概只是美国同类商品价格的1/3，而这些廉价商品的品质也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使得美国消费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如果没有中国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预计将上涨2%。中国商品让美国人的预算变得更富弹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接受中国商品是他们最实际的选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中国大概花了20年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打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中国没有在“中国制造”止步。当世界正热烈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等各种商品成本降低，谈论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的水泥消费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的时候，人们的话题正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你如果在著名的上海浦东工业开发区驱车前行，视线所及，你会发现许多新的工厂拔地而起。这里有制造高端芯片的英特尔公司（Intel）。再往前走，你会看到生产精密的光纤制品和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Corning）。这里还有制造精密的液晶显示屏的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以及在一流的自动化炼钢厂生产钢材的德国Thyssen Krupp 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所不包——从数字转换系统到视频会议设备。这家公司还将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当阿尔卡特亚太区总裁施培兴（Ron Spithill）被问及是否有阿尔卡特目前无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他沉思了片刻说：“不，我认为没有。”
这个回答意义重大。首先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涉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和纺织品）的国度，而且作为一个高附加值、技术先进的产品的可靠和稳定的生产国，它正在改写世界制造业的许多领域经济。这一过程已经正在进行。对于一家全球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中国拥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中国人很快也会赶上来的”，麦肯锡（McKinsey & Co.）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Gordon Orr）如是说。
的确，对于任何称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而在于转移多少以及多快速度转移。就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10多年前，外国公司来中国建厂（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还只是为了躲避本国的高关税壁垒，或者是为了在一个潜在大市场寻找落脚点，或者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对于外国生产厂家来说，那时的中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劳动力的质量表示怀疑，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则意味着无法及时供应零部件。同时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忧虑也普遍存在，因为经理们担心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会像鳄鱼（Lacoste）衬衫被轻易地仿制出售。然而，在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西南地区的成都和其他内陆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不断涌现的工业区里，这些忧虑很快消散。跨国公司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同时中国还有着庞大并迅速增长的年轻工程师的人才库。在美国大学里，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外国留学生以中国人为数最多，可供外国公司使用。据香港 DBS Securities 首席经济师马军统计，过去3年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1123亿美元。在今后两年时间里，中国还将吸引860亿美元的投资。“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马军说，“这些投资将是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其目标既针对中国市场，也针对高科技的出口市场，而已经不仅仅是像当年是奔廉价劳动力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