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到母亲的墓前看了看。我把墓前的杂草除了，把地扫了扫，然后把墓碑上母亲的照片仔细地擦干净了。母亲在照片上直视着我，亲切而暗含着一种威严。我在墓碑前坐下，开始无声地向母亲述说。我说了家族的故事，说了我的想法和我现在的情况。我相信妈妈听得见我的话，我和她对视，我发现她的眼神在变化。
我妈妈是以身殉职的。她在一次现场解剖尸体后站起身时，突然又倒下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严冬，那是她那天解剖的第三具尸体，而最后这具尸体已经死亡三个多月，是从坟墓中重新挖掘出来的。尸体已经腐败，恶臭在寒风中扑鼻而来，她就在恶臭中蹲了四个小时，用她的解剖刀探寻着罪恶的答案。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杀，没有问题。抓人去吧。”
我记得我爸爸在得知妈妈牺牲的消息之后什么也没说，木头似的在他们的卧室里坐了一天一夜。我也不敢睡觉，不敢打扰他，在他的门外也坐了一晚。天亮的时候，他走了出来，我迎上去，叫了一声：“爸。”他看看我，低声说：“你妈是累死的。”就再也不说话了。从那开始，他再也没提到过妈妈牺牲的事情。老妈是怎么走的，我都是听刑警队的叔叔阿姨们说的，特别是赵队长，每次说起我妈妈都热泪盈眶。在他的口中，我妈妈是天下最优秀的女人，也是最优秀的法医，她是他们刑警队的灵魂，是他们的主心骨。
直到今天我才相信，爸爸和赵队长，两个男人，都爱我的妈妈，爱得特别深。
我也爱我的老妈。我有许多地方和她是那么相像，都火暴脾气，都口无遮拦，都有些大大咧咧。在我们家里，我和妈妈这两个女人是爸爸的噩梦，他总在我们打闹或是吵嘴的时候无奈地说：“你们都走吧，走吧走吧，去逛街，去吃饭，去干什么都行。你们走了我好工作，我还有一篇稿子要改呢……”
今天，在妈妈的墓碑前，想起这些，我笑出了泪花。擦去泪花后，却是禁不住的泪水沉重地流了下来。
我开始有点儿理解我的父亲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家族故事展开之后慢慢地深刻起来，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我面前的一切。尽管许多事情我还不明白，但我已经宽容了它们的存在。
我回家了。但是我的老爸不在家。他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冰箱里给我留下了足够我吃一个月的食品，然后，从容地走了。
他给我留了条子。他说，有一个考察任务，他带队去北京了。任务很急，就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也在思索我带给他的故事，他还说，也许他有些想法是错误的，他要改正。在那张字迹严谨的纸条最后，他写道：“小婷，我爱你。”
我感动地吻了那张纸一下。那张纸有点儿烟味儿。这老家伙，又破戒了。我开始用手机拨他的电话，但是关机。我却在挂了电话的同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是不是在说谎？
有多急的考察任务，来不及给我打电话呢？
14
我飞向北京。
我知道我们那座城市的市政府有明文规定，为了节约经费，到北京的出差人员必须入住我们的驻京办事处。我爸爸郑谦一向循规蹈矩，他到北京出差，一定住在驻京办那幢小白楼里。
可是郑谦同志并没有住在驻京办事处，这里也没有什么市里派来的考察组。
他真的撒了谎。我不禁怒火中烧，把刚刚对郑副市长产生的一点儿好感燃烧殆尽。我知道，他的北京之行一定与我们家的故事有关，不然，他没必要向我撒谎。
我站在北京车水马龙的街头，林立的高楼大厦让我感到一种眩晕。我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在这座庞大的都市里如何找到我“狡猾”的父亲。
我返回驻京办，推开驻京办主任的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主任我是郑谦副市长的女儿。郑副市长在北京，我急需找到他。我猜驻京办主任做的就是伺候领导的工作，他一定会有在北京找到一个市政府副市长的办法。驻京办主任是个警惕的胖子，他哈哈笑着，却一丝不苟地把我盘问了个底儿掉。当他最终确认我确实是郑副市长的千金时，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北京的手机，“为了领导们工作方便又可以节省开支，他们来北京就都用北京的号码。”
我找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要了一杯卡布其诺，然后深吸一口气，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
电话一遍一遍地响，他没有接。我猜测，他一定是面对着熟悉的电话号码显示，犹豫着怎么面对他刁蛮的女儿。
他终于没有接。
我已经气愤得没有力气气愤了。我挂了电话，笑了起来，把半冷的咖啡一饮而尽。
我重新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北京这个极大的城市诡异地向我展示出它深奥的一面，我很快就迷路了。我发狠地不想坐出租车，就那样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街巷里徜徉。我记得我是从长安街出发的，转了半天我又回到了长安街上。我依稀记得我出发时北京饭店在我的左边，现在它则在我的右边。我像是碰到鬼打墙了，转来转去没有离开伟大的曾经走过阅兵部队的街道。我索性沿着街走，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前面。就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我终于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我不等他说话就咆哮起来：“您不能这样对我不信任！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思想！”
我的愤怒当然在郑谦同志的意料之中，他在不接电话之后早把对策想好了，现在他是以逸待劳。他冷静地听我嚷，听我哭。我实在是不争气，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然后，他平静地说：“我当然也想弄清很多事情，其实很多事我也不清楚。”
“那您必须叫上我！”我负气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不是不想叫你。但是，我们这个职业，残酷的东西太多，尤其是过去……你能承受吗？”
我无语。我当然知道警察这个职业的残酷。可我也不服气，我觉得父亲总是小瞧我，他不知道，在我的大脑中，我设想到了多少残酷的事情。
就像警察学校女教官云然的惨死。我曾经试图在网络上查找到云然的情况，但几乎没有。这也并不奇怪。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壮烈牺牲却青史无名的英雄呢？我在这里用了“几乎”这个词，说明我还勉强查到了一点儿东西，只不过太少太不完整。我只知道云然是某个湖南大户人家的小姐，原本姓姚。如果不投身革命，姚小姐的一生注定衣食无忧。然而她革命了。她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加入了共产党，她是如何入党的，她是如何走上和自己的父辈截然相反的道路的？已经无可考证。就连一个柔弱的女孩子为什么成了警察学校的教官，也已经是千古之谜。
下大雨的那天她当然是反抗了的。从警察、宪兵一冲进门来，她就知道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她立刻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她躲在房子里，一边销毁着文件，一边镇静地开枪射击，把冲在最前边的家伙打倒。但她显然是寡不敌众的，于是她便在敌人踹开房门的一刹那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最后一枪。
我曾经在许多文章里读到过敌人的残暴和野蛮。这种残暴与野蛮已经渐渐淹没在历史里，和我们今天这个文明社会渐行渐远。但是，暴行毕竟发生过。即使不翻开厚重的书页，血染的字迹仍然渗透在字里行间，让人们惊悚。那一天，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警察和宪兵们，在背靠房柱挺身坐着的女共产党员面前，愣愣地站了半天。他们一定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活的，却不得不面对着一具高傲的尸体。他们恼火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开始了他们的兽行。他们剥去了她的衣服，他们侮辱她，最后，他们砍下了她的头颅，提着走出罪恶的现场，向呆立在操场上的警察学生们展示。
她的面容始终安详、美丽，因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胜利了。她坦然地面对着自己的学生，用最后的微笑再一次向他们宣传了自己的信仰。
这是怎样的残酷？
我知道陈郁的手在那一刻死死钳住了弟弟陈郑的臂膀。陈郑是完全靠了哥哥的力量在那一刻挺过来的。而我也猜测，就在那个时候，陈郁的信仰也一定轰然倒塌了，他开始痛苦地审视自己的良心。
因此，后来那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优秀学生已经是假象了，他已经和他要维护的政权开始离心离德。他支持并掩护了弟弟的逃走，在弟弟走的那一刻，他也一定说了一些话。他会说，你去吧，而我不能走，因为我是长子，我要养家。我娘没有了，二娘就是我亲娘，我替你养活她吧。
后来，他做到了。而且，他也终于走上了和弟弟一样的道路，他成了一个优秀的潜伏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但是，他和弟弟陈郑的重逢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老父亲来到北京，也是为了破解这个谜吗？
我徘徊在天安门广场。太阳渐渐地向天边移去，却越发地火热起来，把天际染成绯红。人们慢慢地聚拢，大家在严肃地等待降旗的仪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拍我的肩。我回头，郑谦同志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
15
“我是一个很呆板的人。”
父亲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述说。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后海的一个饭馆里。窗外就是后海的水面，沿岸的灯影在波纹中跳动，北京最宁静也最美丽的景色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
“您胡说。”我用红烧肉塞满我的嘴，含混不清地反驳他，“您是公安局局长和文工团团员的儿子，从遗传基因角度说您也不会是个呆板的人。”
“你呀，头脑简单。”他宽容地笑着，“人会变的，在时代和生活的夹缝里不停地变化。”
“太文化了吧？”我心满意足地擦擦嘴说，“您知道，别和我说文言，我就是个粗丫头。”
无可奈何的神情浮上老爸的脸，他对他无可救药的女儿说：“好吧，我们说正题。”
他慢慢地开始讲述，仿佛要讲的事情对他来说很沉重，很难让他启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对很多事情感觉压抑。
他说他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早就感到了一种神秘。他隐约知道我们家的历史一定是传奇的、波澜壮阔的。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那个叱咤风云的公安局局长，每每谈到家史时，都会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仿佛是骄傲，又好像有些痛苦和遗憾。他从来没有向自己的儿子详细讲过什么。他只是简单地告诉儿子，他的爷爷陈郑是我党优秀的情报人员，是革命烈士。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那种奇怪的表情就泛出来，悄然在他额上的皱纹里游走。郑谦年幼的时候，不理解这种奇怪，而当他大了一点儿，他就感觉到了惊奇。他隐约地猜到，他的前辈，是有故事的。
“人有时是很奇怪的。”郑副市长为自己倒了一点儿红酒，摇晃着酒杯说，“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些事就不想说。特别是当你所处的时代，是个……这些，你太年轻了，不会理解。也许，不理解也好。我们老了的人都吃了太多的苦，而且，我们都从事过警察这个职业，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不是不理解，或者说，不是都不理解，总有人会理解的。比如说，我。”我郑重地说。
他笑起来：“你？”
他那种轻蔑的宽容让我生气。我抢过他的酒瓶子，咕咚咚为自己倒了多半杯，然后一饮而尽。红酒在灯光下闪过美丽的光泽，然后就在我的肚子里激起一团热乎乎的火。我告诉郑谦同志，我不是一般的年轻人，我是有思想的，我热爱我们家族的荣誉和那些扑朔迷离的故事。我说得很激动，指手画脚的，但我父亲却一如既往地平静，他望着我，直到我泄了气，无奈地停了下来。
“你不知道那些故事都发生在什么年代，那些年代没有红酒，只有血。”
我一下子冷静了，沉默下来。
“你爷爷其实是个谨小慎微的人。”郑副市长的这个说法让我很惊讶，我瞪大了眼睛。“别看他风风火火的，他从来都是不该说的不说，严格遵守着纪律。甚至，遵守着不是纪律的某些东西。也许，他是因为打了许多年的仗，看了太多的流血牺牲，所以……这，就成了咱们家的家风。”
“可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得不对了。父亲没说什么，只对我大度地笑笑。我只好叹气，调侃地说，“这就是代沟啊。”
父亲告诉我，尽管爷爷奶奶都不多说什么，但他们平时的只言片语仍然透露出了许多故事。因此，他知道陈郁和陈郑兄弟，他知道，或者说猜得出他们的纠葛和恩怨。他还知道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事实，他们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不是亲兄弟。“那是在‘文革’时候，有一回你奶奶说走嘴了。”
我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我突然就回忆起陈庭生的大太太对儿子陈郁说过的一句话了。那话似乎来自我的想象，又似乎不是。如果是想象的话，我为什么会那么想象呢？我糊涂了，我记不清了，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启示？我记得那个母亲对儿子说的话是：“你爸的话不可信。但是，你要对你弟弟好一点儿。”
这似乎已经说明了，陈郁和陈郑，他们不是亲兄弟。
“那他们是什么？”我仿佛在梦游，喃喃地问。
父亲的脸在我眼前变得不真实了，忽远忽近的。他的声音也显得空洞而断断续续。“他们没有任何亲缘关系……陈郑应该算是养子……所以我们家真的和陈庭生没有关联……当然，他养育了陈郑，也养活了他母亲……”
陈郑不是陈庭生的儿子？但他为什么要收养这一对母子？我又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用它燃烧自己的智力和神经。陈郁母亲的话告诉我，她是知道陈郑母子的来历的，她也知道丈夫对儿子说了谎。出于善良，尽管不情愿，她仍然帮丈夫维持了谎言，并且，要求儿子善待那对母子。
她的善良后来得到了回报，陈郑的母亲，那个似乎风流又有些轻佻的女人，含辛茹苦，帮她把陈郁培养成人。我们家的故事，在这里呈现出了如此感人的情节。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追寻感动的点滴。终于，我的大脑里跳出一个久违的名字：肖建平。我突然地就想到：这对母子是不是失踪的警察肖建平的遗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