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在回答我，我爸说：“你总说什么命运，其实什么叫命运？命运就是人的脑子里那些七七八八的想法。我自己总结过的，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就一大堆。不想当警察，可又觉得你爷爷大概也是希望我穿这身警服的，觉得当警察也有光荣的地方。面对那些老警察们，还多少萌生点儿好奇心……人是复杂的，丫头，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可是要总结总结您的那一堆想法，其实归根到底，您是活在爷爷的影子里。”
他又不说话了。半天，才叹息一声，语气里是一丝无奈和无奈之后的沉静：“这就是命运。”
11
我爷爷郑天明作为公安局局长一生破案无数，声名赫赫，但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自认为最得意的却是他在刚刚当了局长之后侦破的第一起案件。
其实当我长大之后，我并不认为这起案件侦破的过程有多漂亮，甚至，我觉得这案子很简单，而且里边丝毫没有我爷爷的功劳。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爷爷的得意其实象征着一种失意，他用他的骄傲掩盖着他的失落。
查到这起案件的情况很容易，有好几篇回忆文章至今还挂在网上。那是我们这座城市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的晚上。郑天明局长和他在市歌舞团当演员的未婚妻照例在那家咖啡厅喝咖啡。喝咖啡当然不是土包子局长的喜好，而是资产阶级小姐的情调。“资产阶级小姐”，是我爷爷对我奶奶的爱称，他这样叫了她一辈子，完全没有贬义，就和我们今天相互称呼老公、老婆一样。那天晚上，月亮很好，“资产阶级小姐”也很高兴，他们在咖啡厅的落地窗前坐到很晚，事情发生时店堂里除了他们就只剩下一个男客人。
郑局长还要回局里处理公务，十点整，他付了钱准备起身。就在他含情脉脉地拉住未婚妻的手时，他听到了那个男人低声的命令：“郑局长，请留步。”
郑天明一惊。沉浸在幸福中的他一直没注意到这个男人。也因为这个人一直坐在他身后的位子上。郑局长进门时他就在了，郑局长唯一的模糊印象是那人风衣衣领竖起，还戴着大墨镜。
“别回头。坐着别动。”那人又命令道，语气不容置疑。
我未来的奶奶有些惊慌，想跑，但被爷爷抓紧了手。我爷爷到底见多识广，已经迅速镇静下来。
“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在这里等我有什么事？”
郑天明的三句问话一句接着一句，显示出他的思维敏捷，逻辑清晰。那个人也感觉到了，很欣赏地笑道：“问得好。”接着，他把声调放得更低了。低到似有似无的声音，却说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话。他说他是奉命在解放后仍然隐蔽在地下的我方人员，他说他违反纪律找到郑局长是因为事情紧急。国民党“保密局”在本市的潜伏工作站站长思想动摇，有向我们自首的迹象，希望公安局抓紧工作。这个人叫……
郑天明打断他的话，若无其事地搅着咖啡，低声说：“没凭没据，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
男人低笑一声，起身往外走。在擦过我爷爷身边时留下一股强烈的香水味儿和一张悄无声息飘落在桌上的纸条。
郑天明局长其实当时正为找不到侦破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的线索而苦恼。解放了，习惯了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明处，而身处明处的国民党人从此转入了地下。这样的转变双方都久久不能适应。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郑天明同志，一进公安局的大门就知道这个城市的国民党潜伏人员虽然被抓了不少，但大鱼始终没有落网，他们仍然在这个城市里自由自在地活动着。他没有一分钟不想抓到他们，可他显然没有他的对手聪明而且有经验。
现在，线索从天而降了，破门而入的钥匙就抓在他的手里。
他把“资产阶级小姐”送回家，然后火速回到局里布置工作。一切都是真的。纸条上的地址，这个地址住的人，这个人的身份，一切，给郑局长的感觉就像梦，而这个梦是别人替他做的。这让他恼火，可也没办法。
还是在那家咖啡厅，他约见了“保密局”潜伏站的站长。这个看上去疲惫不堪的男人坐到公安局局长面前，看得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提了一些条件，如保证自首人员家属安全，如安排自首人员工作，等等。很简单的几番讨价还价之后，他痛快地缴械投降了。看来，地下的生活太痛苦，他真的已经是忍无可忍。
站长交出了三部电台和四个潜伏组名单。潜伏本市的特务就此一网打尽。
郑局长被高规格嘉奖。但他丝毫不高兴。因为他在和那个站长谈话之后走出咖啡厅时又看到了那个神秘的男人。当然，也可能是他看错了，因为那个男人始终就没让他看清过他的脸，从根本上说，他认出那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郑局长就是认定自己看到那个人了，在他走出咖啡厅时，那个人的衣角正从街口闪过。他一愣，随即追了上去。他当然没有看见什么，那条街道上空无一人，但他一口咬定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儿。
这起案件从此让他耿耿于怀。
我的奶奶多次劝他：“都是为党工作，有什么呢？说到底，案子破了。”
我的爷爷就不高兴地喝斥道：“你个资产阶级小姐懂什么！这是荣誉，这荣誉不是那张奖状能说明的！”
再后来，他当然无奈地学会了安慰，安慰别人也安慰自己，当然主要是安慰自己。他告诉自己，这个案子确实破了，这个案子破得很漂亮，这个案子的指挥员是谁？是我。在我抽屉里的奖章和奖状是真的，搜缴的特务电台是真的。一切都不是虚幻，我们为保卫这个城市做了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心里就会隐隐约约地有一种预感，早晚有一天，他会再见到那个男人，那个同志，那个身上有强烈香水味儿的家伙。
这一天到来得并不晚。几年后一个夏季的雨夜，郑局长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指挥他的民警们到管辖区去检查居民房屋漏雨情况，一个男人悄悄地走进了他的门。他放下电话，刚要问谁让你进来的，话就在嘴边哽住了。男人放下滴着水的雨伞，向他绽放开了笑容。他立刻就知道了，是他。
灯光下，他终于看清了这个人的脸。
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皱纹在他的脸上纵横着，很深，像一道道沟壑，盛满了沧桑和坚毅。头发是花白的，黑与白的混合在灯光下形成了暗淡的灰。他没穿那件风衣，一套半旧的中山装包裹着他一看就很强壮的身躯。他的笑容是那种需要你辨别后才能断定是笑容的表情，粗看之下你会以为那是发狠时的狰狞。这种辨别需要从眼睛入手，因为只有他的眸子里才有一丝暖意。
还有香水味儿，但已经很淡了，淡到只有对这个味道刻骨铭心的郑天明同志才能闻到。
两个人对视，似乎是两座山的对峙。终于，那个人先开口了：“我要调动工作了。”
郑天明的嘴动了一下，却没发出声音。但那个人却似乎读出了他的意思，说出两个神圣的字：“北京。”
“为什么要来看我？”郑天明终于说出话了，声音有些嘶哑。
“因为……”那个人竟然令人惊奇地笑出了声音，“从今天起，我可以走出黑暗了。”
郑天明从他的笑容和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亲切。仿佛是亲人对亲人的那种亲切。那个人的眼睛一直在郑局长身上：“我们可以以同志相称了。”他似乎有些留恋，回顾，“可是我真的应该走了……你还年轻，好好干。”
他转过身去。转身的一刹那郑天明好像看见他脸上有什么闪了一下。他没有再回头，毫不犹豫地向门口走了。郑天明愣了一下，忙问：“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在门外的雨声中，他只听清了两个字：“陈郁。”
12
这一段故事部分来自郑谦同志后来的讲述，但更多是我的加工和补充。我的想象让这段故事生动起来，然后反过来让我自己感动。
我相信陈郁投向郑天明的目光是亲切的，因为那是他的侄子，是他的亲人。我也相信他的目光里在亲切的后面一定还有痛苦，失去弟弟的痛苦。这痛苦在他心里压抑太久，而在相貌上和陈郑酷似的郑天明，无疑从记忆中勾出了痛苦的丝丝缕缕。
但是，他的目光里有愧疚吗？
我不知道。我一想到这个问题思维就会混乱起来。关于我的家族，目前在我心里最大的症结就是，陈郁是否出卖了他的弟弟陈郑？
这是一对怎样的兄弟呢？
据说，陈庭生死后，他的两位太太相依为命，抚育着失去父亲的这对兄弟。但是，大太太后来因病去世，陈郁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成了孤儿。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弟弟和他的二娘了。
后来，他们两兄弟在父亲老同事的推荐下，一起上了警察学校。推荐他们的人就是那个退隐山林的老警察，老校长告诉我，他叫范松章。
范老先生一直身居深山心在朝廷。他的愤然辞职据说是因为他在一次升迁竞争中输给了上司的小舅子。他回了家乡，当了农民，但他和他的老同事们一直有联系。那是一种充满了无奈的联系。失望，沮丧，苦闷，还有不时地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刺激起来的些许兴奋和兴奋过后的再一次失望，都在他们彼此的信函中流露着。老先生一直关心着友人的儿子们，这种关心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希望他们有出息，希望他们出人头地。他自己的孩子天性愚笨，又生长在深山里，只能永远当农民了，这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老先生亲自出山把陈郁、陈郑送到警校。他牵着两人的手，感觉身边是两棵繁茂而生机勃勃的树，心里便有了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触。他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报效国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要怕吃苦，要下得了力气。”他反复地说，更像是自语，喃喃地嘱咐着自己的心。陈郁老老实实地听着，陈郑却在嘴角挂出一丝冷笑。那时的他已经在中学里接触到一种新的文化了，他对当时的政局深恶痛绝。
他们就这样上了警校。一半是自愿，一半是被逼迫着。他们倒都是吃得了苦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上学的花费来之不易，他们要对得起他们的长辈。他们也年轻，年轻就有活力，就精力充沛。而且，在他们之间，也有一种从来没有说出口的竞争意识，他们从小就彼此不服输，总是暗中较劲。但是，陈郁只是一板一眼地下苦工夫，而陈郑，却在训练的同时追逐着任何一点儿新的气息。他总是不满足，总是蠢蠢欲动，像一只惊蛰后的蝇子。
很凑巧，他碰到了教官云然，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一拍即合。
要特别指出的是，云然是警察学校里绝无仅有的女性教官，这注定了她是个有故事的甚至是有传奇的人。但她是那种亲和力很强的女子。虽然身着笔挺的警服，但脸上总有和蔼的笑容和亲切的目光，和学生们的母亲或姐姐无异。她仿佛从来不用威严管理人，而只用她浑身散发出的一团和气影响她的学生。她身上似乎包裹着一层温润的光泽，走到哪儿都光彩照人，但又不令人目眩，只使人感到亲近。陈郑很快就成了她宿舍里的常客。而陈郁，只是因为不想让人觉得他只会跟着弟弟跑，才和这位女教官疏远，只在梦里呢喃。
陈郑在云然那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在这儿看到的书都用其他的假封面做了伪装，而翻开来就让他耳热心跳，热血沸腾。他也曾想让哥哥分享他的激动，但陈郁却义正词严地说：“我警告你，我是会告发你的！”陈郑只好说：“你这个人就是榆木疙瘩不开窍，我和你没的可说。”
陈郁没有告发弟弟。但是，云然却暴露了。
警察和宪兵来抓捕云然那天大雨滂沱，而学员们仍然在操场上训练。后来有人猜测，这样的安排是校方故意的，主要是怕云然的同党闹事，也有警示众人的意思。气势汹汹的警察和宪兵们在雨中蜂拥而至，他们的皮靴在水洼里跺起四溅的水花，营造着一种气氛。淋得透湿的学员们愣住了。陈郑在队列中攥紧了拳头，他有预感，他知道云然老师这几天正准备转移。但是现在看来她走不成了。
大雨像箭似的密集地射向大地，每一粒雨滴都是箭头，钉在人身上钻心地疼痛。雨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陈郑看不清不远处教师宿舍的情景，只听见嘈杂的各种声音在雨中不断传来，被倾泻的雨不时地放大或缩小。呐喊，奔跑，敲打……陈郑忍不住了，他咬紧牙关，要冲出队列。但他刚一迈腿，胳膊就被抓住了。不用看，他也知道是哥哥抓住了他。哥哥的手像是铁钳，死死钳住了他的冲动。陈郁的眼睛也在雨幕中向弟弟射出了警告。陈郑想挣脱，但不行。陈郁的手和眼睛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劲道，使得陈郑也感到了吃惊。就在这时，传来了惊心动魄的枪响，接着，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了。
第二天，陈郑跑了。
向校方报告陈郑逃跑的是满脸是血的陈郁。他说他曾阻止弟弟，但被他狠揍了一顿。
谁知道陈郑的跑和陈郁的被揍是不是一场戏呢？今天的我回望当年的狂风暴雨，心里真的希望那是他们珠联璧合的演出，而不是政治上的分道扬镳。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陈郁在离开警校之前已经和共产党有接触，我知道的只是他后来是个优秀的国民党警校毕业生。他有坚定的信仰，有强健的体魄，也有优异的学习成绩。他和当年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报国之志，走上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为国民党政权卖命。从陈郑逃跑之日起，陈郁没有再和弟弟见面，直到他们在武汉火车站的重逢。
但是，云然的被害，就没有在陈郁的心田深处种下什么种子吗？在若干年之后，他毕竟走上了弟弟走过的道路。
13
我的母校在离武汉并不遥远的一座城市。可我在上学的时候竟一次也没来过武汉。我其实是个好动的人，在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四处乱跑，我甚至在三九天去过黑龙江的漠河，把自己冻得像根冰棍儿。可是，我却没有到过武汉。似乎是阴差阳错，我总和武汉擦肩而过，武汉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并没有实际内容。直到今天，我才和武汉重逢，我才和我的家族真正地在这里面对面相遇。现在想想，我的亲人们，我的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似乎都有意或无意地向我隐瞒了什么。他们在我面前大多时候语焉不详。直到今天，他们那些破碎的只言片语才在我的记忆里连缀了起来。武汉也一下子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最重要的地方。
我把这些感受告诉老校长，我问他我的亲人们为什么向我隐瞒了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家的骄傲。老校长眨了半天眼睛，他的大嘴巴半张半合的，仿佛许多话在他的喉咙口涌动着，但就是说不出来。最后，他说：“郑小婷，你还是年轻。”
我不服气地说：“这和年轻不年轻没关系。”
他郑重地回答我：“有关系。你没有像你爷爷一样被时代迫害，也没有像你奶奶一样永远活在思念里，更没有像你爸爸，你爷爷的死是对他永远的折磨。”
我没话说。我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对，但我又本能地不想承认他说得对。我有我的理由，我有我的想法。
我决定告别武汉。尽管我并没有在武汉走一走看一看。但我知道这不着急，我还会回来的。而现在，我被我的家族吸引着，他们的故事不断地在我心上增添着重量。
我又回到了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