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国防大讨论：勿扣“卖国贼”帽子
■年度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病。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
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
1985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1875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定性：“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胡绳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相同的定性：“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这种定性背后，显然存有将清廷内部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两大阵营的意思。作此阵营划分之后，进而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这种立场清晰、褒贬分明的两分法，实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教育的最大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