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三经
“十三经”是我国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的总称。这些古书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其中《周礼》、《仪礼》、《礼记》又合称“三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又合称“三传”。
从西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崇奉孔子学说的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它所推崇的古籍成为神圣的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样，“十三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学术、道德思想很自然地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旧时代的文人学士，不论是为了仕途发展，还是致力于学术研究，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去攻读儒家的经籍。周予同曾在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序中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那就是说，倘如对儒家的经籍没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两千多年经学的兴衰演变茫然不知，更难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古代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开展研究，也就难以对各学术领域的历史人物做出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评价。
皮锡瑞提及的“经今文学”，是指对今文经的研究宣扬。汉代人称当时使用的隶书为“今文”，称战国时六国通行的文字为“古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人凭记忆口耳相传经书内容，并以隶书记录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后又在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礼记》、《尚书》、《春秋》等用篆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于是形成经今古文学派。“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但书写的字体不同，对当时传授的“六经”的解释上以及字句、篇章方面都有出入。现存的《十三经注疏》，多采用古文学派的说法。
“十三经”实际上是一个丛书名目，它所包含的十三部书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直到南宋时期才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并冠以“十三经”的名称。“十三经”的十三部古书的顺序大体上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最后一本是《孟子》。宋朝理学家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所以，《孟子》当是殿后之作。从《孟子》成书到《孟子》被列入经书行列，再到有“十三经”名称，大约经历了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间。
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之说。最早提及“六经”这一名称的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不过，那时说的“经”不是指经典，《庄子·天道篇》记述孔子请老聃帮忙将经书藏于周室，而老聃不许，于是孔子对“六经”作了一番解释。《庄子·天运篇》中即引述了孔子给老聃所讲的具体内容说：“丘（孔子自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明确地提及“六经”。“六经”在汉以后也称“六艺”。早在贾谊的《新书·六术篇》中就有“《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西汉末，刘歆撰写《七略》，其中“六艺略”即指“六经”。所谓“六经”，西汉实际上只有五经，缺《乐经》。当时今文家认为《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秦焚书后亡。汉时不存《乐经》，所以汉武帝时设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传授经书的教授官），而无《乐经》博士。
“五经”之外，还有“三经”之说，但提出“三经”是西汉以后的事，更不是《庄子》提及“六经”之前的说法；且各家所指的“三经”也多不同，如颜师古为《汉书·五行志》作注，认为“三经”指《易》、《诗》、《春秋》，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是指《书》、《诗》、《周礼》，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刘元刚《三经演义》则指《孝经》、《论语》、《孟子》，所以不能将“三经”视为“十三经”发展的基点。
由于汉王朝“独尊儒术”和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将《孝经》、《论语》列入经书，在“五经”的基础上发展为“七经”。但“七经”所指的书目，也有不同，如东汉的“一字石经”是以《易》、《诗》、《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为“七经”，而没有《孝经》。
唐代初年，“三礼”之学受到重视，不仅太宗时魏徵撰《类礼》，高宗时贾公彦撰《周礼》、《礼记》二经注疏，而且将《周礼》、《仪礼》、《礼记》全列入经书，形成“九经”，并以“九经”取士。唐代科举取士，明经科三场考试，先试“贴经”，再“口试”大义，再次才是“答策”，这样就引起学子们对经书的重视。“九经”经文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成，并立石经于都城长安国子监，称为“开成石经”。唐代的“九经”包括：《易》、《书》、《诗》、“三礼”、“三传”。这里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开成石经”于“九经”之外，还刻有《孝经》、《论语》、《尔雅》，所以后代也有称之为“十二经”的。二是后世提及的“九经”，在书目上多有变动，如宋刻“九经”白文是《易》、《书》、《诗》、《左传》、“三礼”及《论语》、《孟子》；而清刻《篆字九经》则包含合称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没有《礼记》，没有“三传”而有《春秋》。
五代时，蜀主孟昶时刻有“蜀石经”，共十一经。这“十一经”是：《易》、《书》、《诗》、“三礼”、“三传”和《论语》、《孟子》。“十一经”是由“九经”发展到“十三经”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式将《孟子》列入经书行列，在“十一经”之外再加上《孝经》和《尔雅》，便合成为“十三经”。
现在“十三经”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影印并附有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分上下两册。南宋以前，经文与注疏是分别单行的，到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才有合刊本。明嘉靖、万历间（1522—1620年）都曾刊行。清乾隆初有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因刻印书籍的机构设在武英殿而得名），是官刻本；后在阮元主持下，根据宋本校勘后重刻。中华书局影印本就是据原世界书局阮刻缩印本影印的，影印前，“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现将“十三经”各部经书的注疏者分列于后：
《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汉孔安国传（伪）
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
唐贾公彦疏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
《论语》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上述注疏，涉及注、正义、疏、传、笺等名称，笼统地看，这些不同名称反映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注释的意思；但古代所以采用不同的名称，是因各名称还有其特定的含义，如：
注，就是注释、注解，用文字对古书中难解的字、句加以解释。
正义，这是注释经史的另一种方式，唐代开始用正义作书名，表明是对原文作了正确的阐明。
疏，比“注”更详细的注解，包括对原文的注释和对前人“注”的注解。“疏”，单独作为注释名称最初出现于唐代，魏晋时有“义疏”。
传，含有传述意，是阐明经义的传释方式。
笺，这种注释方式，含有对前人注解订正、发挥、补充的意义。
“十三经”是部大丛书，有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伦理学等学术领域，再加上浩如烟海的注疏文字，绝不是短期能读完的，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对“十三经”未必需要全读，读时应有选择。这就有必要对“十三经”的每部书的概况有所了解。
《周易》：“十三经”首列《周易》，这是承续了汉代“六经”以《易》为首的传统。《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郑玄讲“《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执简驭繁）、“变易”（穷究事物变化）、“不易”（永恒不变）。一说周代人所作，故名《周易》。原本是部占筮书，用以卜测社会和自然的吉凶变化；从其内容的哲理性以及所记载史料的重要性看，实际上是部很重要的哲学、历史著作。
《周易》由“经”、“传”两部分组成。“经”最早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经长期积累而成，其作者认为阴阳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和事物变化的根源，所以最基本的符号是“乾”（阴）和“乾”（阳）。由阴阳符号三画重叠，组成八卦（乾乾、乾坤、乾震、乾巽、乾坎、乾离、乾艮、乾兑）。八卦相叠构成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卦又有六爻，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合为经文。“传”，也称“易传”，是战国时期至秦汉之际儒家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有十篇，又称“十翼”。这十篇传是：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其中“文言”是对乾坤两卦的解释，不是指与“白话”相对的文言。
《尚书》：单称《书》，又称《书经》。西汉时才称为《尚书》。“尚”即上，《尚书》即古之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是起于上古唐尧，终于春秋初世的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由于儒家尊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二帝三王”之道，且相传为孔子所编选，遂被作为儒家经典。《尚书》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西汉时，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二十八篇称“今文尚书”，另外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家旧宅壁中发现了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已佚）。
《尚书》是部最早的史书，其中有些誓词、文告、记叙性文字很有文学性，所以也被视作我国古代“散文的开端”。
《诗经》：先秦时单称《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诗经》于春秋时编成，有诗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有目无诗，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分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大部分是各国的民间诗歌，有一百六十篇；小雅、大雅合称“二雅”，是西周京城附近一带的乐歌，有一百零五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合称“三颂”，有四十篇，多是祭祀时的乐歌，也有部分舞蹈歌曲。讲到《诗经》，常提到“六义”这一词语。“六义”也称“六诗”，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从音乐角度区分诗歌的类别的；赋比兴，是指诗作的写作手法。赋是直接陈述，比是譬喻，兴是寄托。但不能看死，并不是一首诗就是一种写作手法，有的诗是兼采几种方法的。
西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鲁（鲁人申培公）、齐（齐人辕固生）、韩（燕人韩婴）三家。他们所传的诗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合称“三家诗”。三家诗是今文诗学，魏晋以后逐渐亡佚，直到清代，佚文才大致搜集起来。“十三经”中所收的《毛诗》，是稍后于三家的鲁人毛亨所传。我们现在所说的《诗经》就是毛氏所传的，所以《十三经注疏》的标目就是《毛诗正义》。《毛诗》是古文诗学。
《周礼》：原名《周官》，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将“周礼”列于经，始有《周礼》之名，又称《周官经》。《周礼》按天地、春夏秋冬四时设《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内容是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战国时各国的制度，也参入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据说，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宇文泰改官制等都受到了《周礼》的影响。经近人考证，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冬官司空》早已亡佚；汉时补入《考工记》，这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的手工业技术著作。《周礼》成书晚于《仪礼》，因汉代经学集大成者郑玄尊崇《周礼》，而后世经学家又特尊崇郑玄，所以“十三经”仍将《周礼》置为“三礼”之首。
《仪礼》：原名《礼》，亦称《礼经》，因首篇为《士冠礼》，汉时也称《士礼》，到晋代才称《仪礼》。是古代有关冠礼（祝贺成年的礼节）、婚礼、丧礼、祭礼、饮酒礼、乡射礼（射箭比赛礼仪）、宴礼、朝聘礼（诸侯朝见天子，国君派使臣到别国聘问的礼节）等礼仪要求、程序的汇编，共十七篇。经近人考证，认为《仪礼》成书当在战国初至中叶间。
《礼记》：是一部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解释、补充的论述选集，本为西汉礼学家传授《仪礼》时选辑的辅助材料，所以原本是“记”，不是经书。这是一部研究我国古代社会、了解儒家思想以及古代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共有四十九篇。从汉末开始，《礼记》就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其影响后来反在《仪礼》之上。其中像《礼运》、《大学》、《中庸》诸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著；《学记》是研究古代教育不能不读的著作；《乐记》是我国较早的音乐论著，论及音乐的本源、美感、社会作用以及音乐与礼的关系等。
《礼记》相传为汉时戴圣所编辑。东汉时，还同时流传着一部由戴德辑的八十五篇“礼记”本（今只存三十九篇），因戴德是戴圣的叔父，从辈分上相区别，戴圣本便称为《小戴礼记》或《小戴记》，戴德本称为《大戴礼记》或《大戴记》。二本又合称《戴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古代学者认为这“三传”都是解《春秋》经的“传”。近人研究有认为《春秋左传》是部独立的著作，并不是传《春秋》的。《春秋》是“六经”之一，但自从“三传”列入经书之后，“九经”、“十一经”、“十三经”就不再单列《春秋》了，因“三传”都是与《春秋》合刊的。《春秋》是部编年体史书，一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所记史实，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不仅记有鲁国这期间的政治活动、婚丧祭祀以及日蚀、水旱等自然现象，还记有其他各国的大势演变情况。这部记载二百四十二年涉及春秋各国的史书，只有一万七千字。由于文字过于简洁，加之认为孔子修《春秋》字字寓褒贬，于是后世学者便对《春秋》作解释，补充史实，阐发其“微言大义”。这样给《春秋》作传的便有不少，《汉书·艺文志》著录五种，但存书传于世并列入经书的只有这“三传”。
《春秋左传》，亦称《左传春秋》，简称《左传》。旧说作者是左丘明，现代学者认为是战国初年人编成。《左传》叙事从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比《春秋》所记的下限要长。长出的这部分称之为“无经之传”。《左传》与其他二传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着重于叙史事，而不是发明经义的“微言大义”。所以，既有“无经之传”，也有与《春秋》经文相矛盾的传文。另外，《左传》的文字简练而富于文采，记事委曲详明，从动作和内心活动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不少传文是很有魅力的历史散文。就史学和文学价值言，《左传》不是《公羊》、《穀梁》二传可比的。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相传战国齐人公羊高传，原为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才成书。与《左传》相较，其特点在于逐字逐句解释《春秋》，着眼于阐述“微言大义”。它的史料价值不高，其作用在于帮助读者了解《春秋》字义，了解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等。
《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相传战国时穀梁赤所传，原也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时期著成书。与《公羊传》相似，不注重从史实方面解说、补充《春秋》，而在于阐发其“微言大义”。其价值主要在于帮助读者了解《春秋》经文字义和儒家思想。
《论语》：东汉时列入“七经”，唐时刻入“开成石经”，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我们研究经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必读的古籍。《论语》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著的，主要是孔子言行的记录。书名是一开始就有的。
在汉代，《论语》亦有古今文之分。今文本有《鲁论》（相传鲁人所传）和《齐论》（相传齐人所传）。前者二十篇，篇次与现在通行本相同；后者二十二篇，较《鲁论》多《问王》、《知道》二篇。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把鲁齐二本融合为一而编定，称为《张侯论》。古文本的称《古论》，相传是汉景帝时于孔子旧宅墙壁发现，有二十篇。现在通行的本子，基本上是《张侯论》。全书二十篇，每篇都是从篇头一两句中摘取两三字命名，如第一篇是《学而》，就是从本篇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摘取的。《论语》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言词简略，有的词又较含混，加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根据他们不同需要或不同理解，对《论语》的解析、评价，颇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所以在读《论语》参阅各家之说时，应注意那些断章取义、曲解、随意引申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