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对于赵朱二姓打头的姓氏书可能也不满意，所以又另编《御制百家姓》，但是满姓又无法编排，于是就标榜尊崇儒学，抬出孔孟两家居首说：“孔师阙党，孟席齐梁。”接下去就编孔门弟子故事，如“冉季宗政，游夏文章”。这本姓氏书虽然避免了皇朝色彩，但是要以四字句来组织文义，就难免出现过于概括抽象，既增加了三家村学究的负担，也不易为蒙童所接受，反不若《百家姓》只认字模方便，所以这本姓氏书也未能广泛流行。
有的人嫌旧本《百家姓》有缺漏，如商岳涂来和左丘、叔孙等姓均不见载，而且又无文义，就着手重加编组。明末黄周星的《百家姓新笺》（一题《重编百家姓》），便重编为单姓四百零八个、复姓三十个，仍维持旧有的四百七十二字的姓氏书，并使各四言句有独立含意，如“尚慕隆古，胥仰盛王，万方弘赖，怀葛虞唐”之类的语句。撰者用心可能很好，但如此深奥的文义，又岂是仅求识字的蒙童所能理解，自然也只能在官府推动下流通一时罢了。
《百家姓》的增补重编各种本子始终未能取代旧本《百家姓》。旧本《百家姓》不仅久长地被民间公认为适当的识字课本，而且还有《蒙古字母百家姓》和《女真字母百家姓》等在兄弟民族间流行。
）第四节 千字文
《千字文》是“三·百·千”中成书最早的一本，但排次却在后面，这或是由于《三字经》文义浅显，《百家姓》字量较少，所以使《千字文》的覆盖面相对减小，不过它仍不失为一本好的识字课本。它一直与《三字经》、《百家姓》配套流传千余年而不减色。
《千字文》的成书还有一段比较可信的传说。《千字文》约在南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6年）完成。那时，梁武帝曾把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一千个单字交给周兴嗣依韵立意，编次成文。周兴嗣在南梁任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颇有文名，受命以后，费尽思考，一夜之间编成四言次韵的《千字文》，基本上无重复字，将自然现象、历史名物、修身处世、优美景色等内容加以描述概括。据说，周因此须发都白，足见其耗费心力之深。《千字文》由于立意好，并能琅琅上口，所以很快就流通起来，加之后来王羲之的后人释智永亲写《千字文》，成为中国书法的瑰宝，更加使《千字文》流传久远。
《千字文》把毫无关联的单字连缀成篇，内容条理连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然后再逐条解释天象地貌。有些句子还教人立身处世的道理，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至今仍有借鉴价值。这二百五十句虽然成书仓促，但并无生拉硬凑、艰涩难懂的弊病，而是词意明显，文字流畅，音节自然，很便于背诵记忆。
《千字文》兼包识字求知的内容，所以流传较广，而且在民间又突破上述的范围，成为计算数字的序词，往往把量多的东西以天地玄黄来编次以便查取。明代的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的图书著录，没有按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登载，而是首先将藏书以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分贮五十厨，共贮书七千余种，然后再分类。这种用千字文排次的藏书方法，有几种私家目录如《脉望馆书目》及《汲古阁藏书目》曾多加采用。民间对首屈一指的事情常常说“天字第一号”。天津甚至用《千字文》来标列路名，如河北区有天纬路、元纬路、黄纬路、律纬路等等。这些都证明《千字文》影响之大。《千字文》原本首句的“天地玄黄”，在清朝改为“天地元黄”，那是因为康熙帝名玄烨，而不得不避讳，把“玄”字改为“元”字。
《千字文》也像《三字经》和《百家姓》那样，问世以后，陆续出现若干补编和改编本，隋唐时期已有五、六种；宋代以后竟达数十种，甚至有“万字文”之类的书出现。这种补编和改编本，有的是增广补充，如宋人《续千文》和明人周履靖辑的《广易千文》。《广易千文》收录了四种不同补本，达四千字之多。有的是利用《千字文》的名义和形式来进行专业性教育，如宋胡寅的《叙古千文》用一千字，按四字句，顺述了从上古至宋的历史。明人李登的《正字千文》则是辨正字的形音，如：
戊戎戍戌胄胃母毋柬生阑炼
东生栋冻巳生汜祀己生忌记
折拆小异析柝微分
这本书的内容虽略感繁琐枯燥，但它兼有认字辨字的双重作用，针对目前不太注意字形和读音的情况，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论是补编新编都未能取代旧本《千字文》，主要就是后出各本都违背了蒙童识字求知的承受力，欲速则不达的超前行为在基础活动中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千字文》不仅有汉字本，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在满族、蒙族中供蒙童认识汉字。日本也有《千字文》刻本供日本人学汉字之用。另外还有一种汉字、梵文（有汉字注音）、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日本享保十二年（1727年，清雍正五年）刊本，题三藏法师义净撰。此书千字，与周书编次不同，如开头“天地日月，阴阳圆矩”，意义也比较浅显易懂，可能是日本僧人学习译经时所用。
“三·百·千”统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字，立意也易于理解，又各有侧重，能不断更换，循序而进。这种偶然的配合恰恰符合儿童认字求知的智力承受规律，因此，这套读物也就始终流传，而不为他书所取代。
）第五节 杂字
幼学教育的另一条路是业余教育，农村中的小长工、作坊里的小徒弟、店铺里的小伙计等等都没有完整的学习时间，只能偷闲认点字，其读物就是杂字。它按行业、地区的具体事物，以不同字数编排起来，由书坊印刷而流行很广，但纸墨不精，难以保存，所以搜求不易。我在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看到过《叶韵四言杂字》、《眉公先生四言群珠杂字》、《世事通考全书》、《新增万宝元龙杂字》、《对相杂字》、《改良绘图庄农杂字》、《增广改良四言杂字》及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所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刊印的《新锲鳌头备用杂字元龟》与或为明刊的《新锲便蒙群珠杂字》。后来又从天津杂字收藏家王慰曾先生处取得《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三种版本（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年，沦陷时）和《士农工商买卖杂字》。天津味道十足，极具地方特色，内容也趣味盎然。这些书的作者不是佚名，便是名不见经传，不意在《蒲松龄集·杂著》中却收有一篇《日用俗字》，共三十一章，一万四千字。其中所讲多是反对陋习和如何做人的道理，如批判丧事中扎纸人草马，“纸草荒唐混世人，苇为筋骨纸为身……纸扎只待一声哭，费尽千金一火焚”等等。二百年前有此认识，加以字句准确，称得上是杂字中的上品。
杂字书内容丰富，有些在杂字外还有数个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附录，如明万历刊本《鳌头杂字》，两层楼格式，下层是杂字，分二十门、九千余字，以三四言列器物、花果、禽兽名称；上层则分天文、地理、人事等，供应对生活之用。它集识字、知识、道德教育于一书，颇具小百科的味道。地方性的杂字更使人感到亲切有趣，如清同治刊《山西杂字必读》，民国印本《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及《士农工商买卖杂字》等，不仅可供识字，还能用以辨方言，显风貌。《天津地理买卖杂字》，用三三七句式记地理、商业、人物、民生及政情等，如“东车站，西车站，津浦铁路往南看”；“这民国，有伟人，孙文黄兴宋教仁”等，后虽随时代变化略有改动，但流行达数十年之久。
）第六节 幼学教育的继续
经过“三·百·千”的蒙学教育后，就将逐步进入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基本文化知识和诗文写作的技巧，有些直接进入学习四书五经的阶段。基本文化知识多以韵语短句编制，有的是道德规范约束，如《弟子规》、《女论语》和《太公家教》等等，在当前已无实际意义了。有的是写掌故和历史知识，因为它创始于唐代李瀚的《蒙求》，后世往往把这类书称作蒙求或类蒙求。也有不标蒙求之名和用韵语编写的。这类故事性强，有人有事，比较便于诵读的知识读物容易引起蒙童的兴趣。所以这类读物对后来影响较大，宋元明清各朝都有这类性质读物的撰写和补注。其中最风行的是明人程登吉原编，清人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幼学琼林》是一本多学科的综合性蒙学读物，它虽以韵语编写，但打破了三字句和四字句的限制，内容涉及很广，有天文、地舆、人事、鸟兽、花木、饮食等三十三类。它的内容比较杂乱，有些东西显得陈旧过时，但还有不少有用的掌故、成语、格言等，如“管中窥豹，所见不多”，“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寒食节是清明前一日，初伏日是夏至第三庚”，“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等等词语都是有背诵、记忆价值的东西，过去许多人对古人古事能出口成章，有不少是得益于此书的。我在读完“三·百·千”后的第一本知识读物便是《幼学琼林》，至今一些脱口而出的成语旧事，细细思量不少可从《幼学琼林》中找到。此外还有一些如《千家诗》、《神童诗》等可以帮助以后读诗写诗，《文字蒙求》可以打下字学基础。这些书是从“三·百·千”的最基本读物走向成人教材——经史子集的研习的过渡阶段，但有些人也超越这个阶段直接去接触四书五经。在过去几千年过程中，把祖国传统文化能一代代传递下来是靠人们掌握了文字和部分最基本知识，而“三·百·千”则正是这条通道上最原始的铺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