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这些变故，学校更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改选了班委会。我成了副班长，柳芳被选为宣传文艺委员，体育委员是何昭。班上的同学们好像度过了磨合期，虽然逃课旷课的依然不少，毕竟对立情绪少了很多，我也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上课了。
职业教育的基础课的课本不象高中，很多的东西都是对初中的内容进行深化和回顾。我除了英语无药可救，其他的各科还都算好，特别是文科的内容，我都相当的出色。有次上社会史的课，老师总共提了二十六个问题，都是我回答的。下课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汪祥的这门课，就算他期末不来考试，我照样给他满分。”霎时，一双双惊羡的眼睛齐刷刷向我射来，沐浴着大家眼光的洗礼，我有点小得意。我注意到了，柳芳清澈的眸子也在其中，仿佛闪耀在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
打从杨刚被抓后，柳芳的旷课次数明显的减少了，课间也开始和本地的女同学们说笑了。象一块冷艳的冰，开始慢慢融化在水里。我却维持着慢热的性格，谨小慎微的接近着充满未知的身边事物。我很想就上次她的出手相救跟柳芳说一句“谢谢”，又觉得为这么点事特意和她说话有套近乎的嫌疑。念头产生了多次，总是在半路上被自己心里的另外一个声音否定了。况且，一个男人去向一个美女道谢救命之恩，怎么想都有点掉面子的感觉。
太阳和星星在各自个时空世界里起落明灭，时光在起落明灭间穿梭流逝。转眼，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学期。
职校是不布置假期作业的，只有语文老师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办一张报纸，内容风格之类的统统可以自选。我的寒假十分的单调，父母和姐姐都工作了，家里我这么个闲人就负担起全家的伙食。不用做家务的时候，我就看几页我喜欢的书，找了张报纸那么大的宣纸，写写“强说愁”的文章，把它们都刊登在我的那份报纸《稚芽》上。开学了，语文老师特意提了下我的报纸，说我很认真的完成了作业，而且所有文章都是自己写的，很好。她对柳芳说：“有篇文章我觉得不错，可以登在黑板报上，你拿去看看吧”！
因着这个缘由，柳芳找了我。她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把手里卷着的我那报纸摊开在桌上说：“没看出来你闷声不响的，肚子里还有点货啊！文章真的不错，我都拜读了。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份刊物，内容和形式一样重要。你的内容是充实的，但形式太呆板。我都觉得那内容装太满要膨胀出来。你的整张报就像一块块浓密的秧田，虽有蓬勃的生命力在，却再没有成长的空间。如果不移栽，所有的嫩芽就会窒息”。
柳芳的一番鞭辟入里的点评，让我也对她的印像有了颠覆。一个人的文章是最直接反映内心世界的话，那版面的安排就折射出他生活的环境和他的艺术修养。我对音乐绘画都一窍不通，知道自己的单调枯燥，也无可奈何去改变。
柳芳继续着她的思路，她一边在纸上熟练的画着花枝缠绕纹，一边用笔点着说：“如果你的文章间用这样的不同花纹隔开，那文章就像一幅幅镶在框子里的小画。这些花纹，也象是花园里的小径似得。你的报纸名称周围要是配上一幅表达主题的小插图就更妙了”。
我不住的点头，心理对她的见解和点评早已经心悦诚服。我开不了口，近两个月的假期里，我基本没有出门，现在猛的和人说话，我会口吃。越紧张激动口吃就越厉害。
“你的这篇，这篇，可以登在黑板报上，柳芳还是用笔在点着，这篇嘛，我看可以给校刊投稿试试，挂黑板上可惜了”。
有的人就是有那样的气场，你在她的面前，思维都是停滞的。虽然如此，你不会有种压抑感，反而会觉得在她的引领下无忧的漫步是一种享受。蹩脚的推销员会用机枪扫射一样的语言暂时压制住你的思维，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高明的大师，会从你心底走来，牵引你步入他的世界。
我们那时候开始实行五天半学习制，相校之前的六天制，这是个很大的改变，那突然多出来的半天时光好像是上天的礼物。星期六的中午，柳芳要我跟何昭留下来，下午帮她出黑板报。我点点头，柳芳疑惑的注视着我，问：“你好像不喜欢和人说话，老是摇头或点头来表达你的意思。要不是看你课堂表现那么好，文章也写的有意思，我会以为你就是一傻子”。
我慌了，越发说不出话，从桌上拿了个本子写道：“假期里没人跟我说话，我现在口吃，我不是不想和人说话，是怕结巴被人笑”。我不是不能说话，我在家里和家人交流时还是使用习惯的家乡话，在外面和人交流使用城市的语言，我是不能顺畅的在两种语系间自由的切换。我把本子递给柳芳，她仔细看了很久，中间还抬头打量了我几眼。她把我写字的那张纸撕下来，举到我眼前，挑衅似得慢慢撕成小纸条，最后变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她调皮的把纸屑往我头上撒，就像婚礼上花童们那样。撒完，她逼视着我的脸说：“正因为这样，以后不许你摇头点头，也不许写字，有什么话都用嘴说”。我脸红了，柳芳这样的距离看我，我脸上的每个毛孔都看的清，那青春痘和皮下以前留下的暗疮痕迹不是也看清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