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日本人没有完全放弃冷战思维，不少中国人也未能完全告别冷战思维。如每当日本自卫队在国际维和行动方面采取重大举措之际，有些中国人就显得忧心忡忡，似乎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似的。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二战结束已60年，日本自卫队到一些发生纠纷、争端的地区维持和平，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当予以欢迎。日本作为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可以而且应该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日本应在联合国框架内为国际维和行动做出贡献，而不应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干预他国内政。总之，更新观念，摈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将是中日逐渐增加互信、走出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
三、中日安全合作的若干问题
鉴于当前中日陷于“政冷”僵局的现实，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可能面临以下四种局面。
第一，安全合作停滞。两国国民感情不断恶化，相互信任度急剧下降，一切有实质内容的双边合作均无法实施，两国间安全合作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目前的中日安全合作形势即处于这一状态。
第二，相互间纠纷频发。如果第一种状态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矛盾进一步加深，摩擦必然增多加剧，则会出现纠纷频发的严重局面。这种纠纷很可能出现在东海海洋权益之争方面，也有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爆发。
第三，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如果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国民感情严重恶化，一旦应对失当，或有偶然事件爆发，尤其是在当前两国间缺乏危机管理机制的情况下，两国不能排除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中日进入非正常期。一旦台海形势发生巨变，台独势力铤而走险，日本自卫队随美军介入台海冲突，中日两国即进入战争状态。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局面，中日关系不仅会倒退几十年，而且将遗患无穷。
基于中日关系的现状，中日两国宜以理智和现实的态度致力于修复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进行切实有效的合作。
毋庸赘言，中日关系出现如此严峻局面，责任不在中方。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应恪守中日间“三个基本文件”的精神，改弦更张，正确对待侵华历史，尊重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领导人应明确宣布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还应很好地反省本国对邻国的外交及安全战略，树立双赢观念，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不要把中国的和平发展之举视为威胁，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应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日关系，理性处理对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对日本右翼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总之，为了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中日两国有必要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确立双方能够共同恪守的若干项具体原则。
第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中日推动安全合作，不是可有可无，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互惠互利的双赢事项。无论是在传统安全的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之间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反之，中日走向安全对抗乃至战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第二，更新观念，树立新的安全观。实践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的和平。只有彻底摒弃那种一味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甚至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的旧安全观，树立以协商与合作谋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才是实现安全双赢的最佳选择。
第三，重申反霸条款。《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都明确阐述了中日两国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也是一条非常成功的原则。正是由于遵守了这些条款，才使中日两国30多年来相安无事，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得以健康发展。中国与日本均是亚太大国，都在谋求全面发展，都不能接受一个君临众国之上的霸主。
第四，不挑战对方战略底线。众所周知，建立安全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利益；损害对方的利益，特别是损害对方的核心战略利益，将使合作变为空谈。因此，尊重对方战略利益，不挑战对方战略底线，应成为中日安全合作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扞卫国家主权、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中国安全战略的底线。中国人对近百年来国土遭瓜分，人民被蹂躏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加之至今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部分国土面临被分裂的现实威胁，所以对这一问题就格外重视和敏感，任何支持、鼓励、怂恿分裂中国的举动，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市场有限的岛国，其海上交通线与整个日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日本把从台湾海峡经南中国海至中东的航线视为其生命线，把确保这条航线的安全畅通作为战略底线之一。对于这一点，中国亦应给予充分理解与高度重视。
第五，尊重对方民族感情。影响安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国家利益，二是民族感情。对第一点前面已有陈述，而民族感情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相互信任程度。缺乏相互信任，则两国间无法开展有效的安全合作，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感情，亦应成为中日应共同遵守的一条重要原则。历史问题是一个涉及两国民族感情、事关两国合作与发展、十分敏感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行为准则。日本的安全举措应当建立在与侵略历史充分划清界限的基础之上，其举措不应给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带来新的伤害。中方也应恰当区分以下几对关系：（1)把历史与现实区分开来；（2)把政府行为与民间活动区分开来；（3)把广大日本国民与个别政客、右翼分子区分开来。
第六，求同存异。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有一条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双边安全合作。这里讲的“同”，就是共同追求两国乃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只要不违背这一大前提，则不必要强求两国在具体做法上做到完全一致。
四、近期中日安全合作事项
就目前中日政治关系氛围而言，开展双边安全合作困难较大。在此情况下，中日安全合作可以采取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重点开展在多边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并积极创造条件、营造气氛为两国更深层次的安全合作做准备；第二步，待到条件成熟之际，积极展开实质性的深层次的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既是加强两国安全的需要，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同时还是国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可视之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晴雨表。国家关系发展顺畅，安全合作方能不断加深；两国关系受阻，安全合作则首先遇挫或者倒退，这已为近年来的中美中日关系演变所验证。安全合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国家领导层的远见卓识和决断力，制造舆论、营造气氛，需要媒体、学者的有效配合，需要广大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断增加两国的相互信任与认知度。无论是基于时代精神还是从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中日加强安全领域合作都存在着广阔的空间。
中日两国进行安全合作，应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一方面，中日应高瞻远瞩，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既要看到眼前的困难，又要看到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要从现实出发，要抓住中日及东亚安全形势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两国安全合作领域面临的有关问题。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日双边安全合作领域中值得重视的事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持中日军方高层往来。坚持防务部门的高层交流，不断扩大安全对话是加深了解，增进相互信赖，推动战略和解的有效途径。两国应从防患于未然、有了问题及时解决、不因个别问题影响大局的方针出发，发展两国安全部门的有效合作关系。
第二，加强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活动。除高层以外，中日可不断扩大两国军队业务部门的交流，例如学术研究、医疗救护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以积累方式加深感情，增加了解，逐步充实两国安全合作的内容。
第三，中日应争取早日实现两国舰队互访。舰队互访是友谊之旅，一可促进相互了解，二可增强两国军队与国民间的信任与感情。中日军舰互访计划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几次都在即将成行之际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受挫。中日应继续创造氛围，争取实现中日军舰的“破冰之旅”。
第四，探讨两国在国际维和方面的合作。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中日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困难，困难在于“政冷”局面和相互不信任。如果能够推动维和合作，则可能产生缓解“政冷”和民族感情的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
第五，探讨实施海上救助或反恐方面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双边层次以外，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中日间亦有广阔的可合作空间，例如，以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是中日可以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日两国都与朝鲜半岛毗邻而居。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在解决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有着各自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优势，合作潜力较大。
中国视21世纪头20年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友好、稳定的周边环境，而这离不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指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处理半岛问题的基本准则。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妥善解决半岛问题，符合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决不希望周围出现几个核国家，如核朝鲜、核韩国和核日本，决不愿意看到一个混乱不安的朝鲜半岛和大批难民进入中国东北的前景，更不希望出现再次派兵跨过鸭绿江的局面，中国唯愿看到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朝鲜半岛。基于上述考虑，中国积极参加了四方会谈，并大力促成了关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中国主张清除冷战残余，通过建立安全机制来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并愿意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为：（1)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希望半岛出现动荡与混乱局面；（2)主张半岛无核化，不赞成半岛出现任何核武器；（3)切实解决有关方面的安全关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核危机，不赞成用战争或制裁方式解决纠纷。
日本是朝鲜的主要邻国之一，日朝至今两国尚未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朝对立是地区形势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朝核危机的酿成本身就明显地包含着日本因素，日本的任何举措都将直接影响到这场危机的演变结果。朝核危机既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因素造成的，同时也给日本的安全环境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危机给日本造成的安全压力，同时也是日本的“安全机遇”。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公开承认拥有发展核武器计划，给地区安全因素增添了新的变数。鉴于日本体制的安全主要建立在日美同盟之上，一旦美朝对立失控而引发军事冲突，日本必然难脱其身，很可能成为朝鲜导弹的袭击目标。朝核问题的解决事关中、美、朝、韩、日、俄等多方利益，需要进行多边协调、磋商，这种多边关系互动可能对朝韩关系发展、南北统一进程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对今后地区新的安全机制、安全框架的确立产生影响。这些都对日本安全战略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朝核危机对日本而言又是无异于一篇“大文章”，今后它将继续把这篇“文章”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