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它为日本调整安全政策，向海外扩大军事影响提供了新的借口。日本出于推行“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近年来对其安全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极力扩大对外军事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向咄咄逼人的安全政策过渡总是需要寻找一定的口实。于是，利用国际突发事件，夸大周边威胁，便成了日本的惯用手法。1998年朝鲜试射导弹，被日本利用来在1999年4-5月间加快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旨在落实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在内的日本“周边地区”。同样，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后，日本又通过大肆渲染朝鲜的核威胁，于2003年6月6月在国会一举通过了被搁置20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完善了日本的战时动员机制。
其二，日本还利用朝核危机，进一步加快了与美国合作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美日在亚太地区筹划的导弹防御系统，其表面理由是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其深层考虑是防范所有东亚国家，进而主导东亚安全秩序。
其三，为日本干预地区热点问题找到了新的切入点。日本一直强调建立本地区安全磋商机制。两次朝核问题，为日本在地区安全磋商中扩大发言权提供了新的机会。1994年11月，日本政府表示要推进由美、俄、中、韩、朝、日六国参加的东北亚论坛设想。当时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指出，日本提出举行六国会议的建议，不仅局限于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而是把整个东北亚地区合作纳入视野。2002年下半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日本再度提出举行六方会谈的建议，并向有关国家探询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日本和韩国七国会谈的意向。当时日本的设想是要加强美、日、韩协调，在此基础上举行包括中、朝(视情况加上俄罗斯)在内的多边会谈。
日本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以及日美同盟的立场，也决定着其对朝核危机的基本立场。日本视东北亚为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因而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中，日本的立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基本立场包括极为重视，努力参与，并准备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基本方针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采取时而合作、时而牵制的方针。
在近期内，影响日本对朝核问题姿态的因素主要有三点：（1)国家利益。这是日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2)美国的影响。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存在“鹰派”与“鸽派”两种倾向，且前者居主导地位。美国的强硬派并不希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至少在近期内是如此；在这派势力看来，如果朝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美国就将失去在东北亚制造紧张局势的一个由头，其强大的军事存在就将失去“合理性”。美国的对朝政策对日本具有极大的示范和牵制作用。（3)日本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党派之争、选情需要，还有如何看待朝鲜关于‘1青算殖民统治历史”的要求、如何对待“被绑架日本人”问题等因素。目前，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比较矛盾，总体上是追随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又与美国有所区别。日本政界和舆论界也有“强硬”、“现实”两派的区别和论争。“强硬”派对朝鲜现政权极不信任，认为不首先改变朝鲜现行体制一切都无从谈起，首要任务就是对朝鲜采取制裁、封锁及其他强硬措施（不排除诉诸武力），迫使朝鲜改弦更张；“现实”派则认为，改变朝鲜现行体制的主张不切实际，一是成本太高、二是风险过大，主张采取国际协调路线，通过多国间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目前，“现实”派主张在日本暂时占上风，但“现实”派也主张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措施，且其强调“大棒”作用的倾向在加强。小泉首相也一再强调“日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对话’与‘压力’并举策略。”
近期内，日本在该问题上可出的“牌”大致有三张：（1)“舆论牌”。日本将继续鼓吹“朝鲜威胁论”，影响内外舆论，对朝鲜施压。（2)“封锁牌”。日本主张，对朝鲜采取经济封锁等封锁措施，迫使朝鲜就范，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难民牌”。日本有可能与美国配合，鼓励朝鲜人大批逃亡国外，一则欲给朝鲜施加压力，二则欲给中国增加外交难题，离间中朝关系。
从以上政策对比可以看到，在朝核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立场既有分歧，又存在着合作空间。
就中国而言，应恰当应对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两面性，支持日本在“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日本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作法拉开一定距离；对日本可能单独或与美国一道采取恶化朝核问题局势的做法，应进行坚决抵制。
就日本而言，应妥善解决内政与外交、双边与多边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绑架问题”，不要总是以日朝双边问题干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一“六方会谈”的大局。2005年12月24-25日，日朝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分别就设立工作组问题、“绑架日本人”问题、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问题、日本就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进行赔偿等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近来，美日正继续通过渲染“朝鲜核威胁”来调整防卫战略和兵力部署。美国大力加强驻日美军与自卫队之间的军事互动，要求日本扩大自卫队的灵活性，进一步强化日美防卫体制。这一动向，不仅无助于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势必恶化“六方会谈”各参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使实现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目标变得遥遥无期。
至于台湾问题，本质上不是地区问题，而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内战和统一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只是由于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干预，才使得该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日本与台湾关系的定位问题，从政治与法律上早已得到解决。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此都作了明确规定。中日复交以后的日台关系只能定位于非官方、经济、文化交往的层面上。然而，日本屡屡违规，一再突破上述界限，以“打擦边球”方式与台湾当局发展政治与安全关系，对中国的完全统一增加了障碍，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1996年，中国为了与台湾当局的台独行为作斗争，在台海地区实施导弹演习，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赴美撺掇其向台海地区派遣航母，对中国施压。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将其防卫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日本政要声言“周边地区”包括台湾海峡。2003年12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公然在台北举办明仁天皇诞辰招待会，邀请台湾当局的“外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出席；12月底，前首相森喜朗在小泉首相的默许下，以“私人身份”访台，出席台湾当局为其举行的授勋仪式，频繁会晤台湾政要。
2004年以来，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台海热”，一些媒体和知名人士大肆炒作台海问题，其间出现了三个高潮。第一次，2004年3月，台湾举行领导人选举，日本记者拥至台湾，对两岸动态进行全方位挖掘；第二次，2004年5月，陈水扁“举行就职仪式”，日本媒体又派出了庞大的记者团奔赴台湾，跟踪报道；第三次高潮发生在2004年七八月份，日本媒体全景式报道两岸军事演习情况。概括起来看，这次“台海热”有三个特点（1)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2)渲染台海形势的严峻性；（3)鼓噪协防台湾。例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2004年4月号《呼声》杂志上撰文称：台湾是日本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冲绳海域将纳入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日本船舶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海域，日本的出入口将被北京完全堵死，日本将只能“听从北京的命令”，《日美安全条约》也将名存实亡，等等。文章最后说：“对日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朝鲜问题而是台湾问题。”日本防卫厅也有人散布什么“台海一旦‘失守将使日本的安全环境‘恶化到极点的观点。如果未来解放军攻占台湾岛，中国就能够使用台湾作为潜艇基地，解放军的活动范围将迅速地扩展到关岛，日本列岛西南方向的海域和海上航线，将完全处于解放军的监控之中；中国大陆一旦控制台湾，“南海也就不在话下了”，美国第七舰队“将不得不退却”，日本的安全形势必将受到严重影响。日本的某些势力着力炒作台湾问题，炮制“台海热”，其意在于制造借口、介入台湾事务，支持岛内台独势力。陈水扁“就职”后不久，日本“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日华亲善会”等右翼政治团体，纷纷向日本政府建议，要求加强日台政治关系，有的建议尽快设立“日台安全保障论坛”，有的主张提高日本政府与台湾交流级别；还有的主张积极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等。
2005年2月19日，日美国防、外交负责人“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公开将中国的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这是日本当局对台干预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由“模糊战略”向“清晰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中国构成了现实威胁。随后，日本还与美国共同制定了台湾“有事”共同作战计划，该计划包括“共同作战计划”和“相互合作计划”。“共同作战计划”包括日本自卫队直接对美军进行支援，包括搜索和救援遭到攻击的美军，向美军前沿基地和补给基地、港湾和薄弱环节提供安全保护等内容，强调日本向美军提供“不间断的支援”“相互合作计划”指出，当日本在周边“有事”时，美军可优先使用日本国内的11个民用机场以及7个港口；计划还明确了美日各自发挥的作用和具体分工。可见，对“台海有事”进行干预已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可选择政策方案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方案，严格遵守日中“三个基本文件”的原则，将日台关系限定在非官方、经济、文化的层面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正一步步远离这一路线。从日本近期的作为看，选择这种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二种方案，违背中日“三个基本文件”而公然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从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关系发展态势以及地区与世界安全局势发展潮流等因素考虑，日本将很难贸然选择这条道路。
第三种方案，也是日本最有可能选择的方案，就是尽量保持某种程度的“战略模糊性”，在公开层面上仍然强调奉行“一个中国”方针，私下里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即渐渐地扩大与台湾的政治、军事联系。现阶段日本的对华战略是一种“合作与制衡相结合的战略”，台湾是美日制衡中国的一张有力的牌，在中国未实现完全统一之前，日本是不会放弃玩弄台湾这张牌的。当然，日本将谋求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保持中美日关系的相对稳定，维持中日关系不破裂局面。最近一段时期，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利用一切机会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关系，不断提尚父往的深度与级别；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发展与台湾的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近年来，日本与台湾互派准“武官”，以变通方式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从近来日美围绕台海局势做出的一系列军事举动看，美日正在隐性地构筑着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这一方案又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选择，日本显然是在“大赌一把”和在“玩火”。一旦台海局势因美日作祟而失控，受损的将不只是中国，而且也将包括日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将受损。因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务须谨慎从事，不应错判形势，不能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在台湾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容忍日本或美国的任何实质性的染指台湾的举动。日本及早回到上述第一种方案，既符合中日共同利益，归根结底也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
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趋势以来，两国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防部门负责人和海军舰艇的互访，是近期内值得关注的两项重要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21世纪初期，中日安全关系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未来10-15年内，中日究竟将选择何种相互安全关系模式呢？中日间将形成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将对两国后代人的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