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困境，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做了如下经典描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的了解你的意思。你无法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充满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在现阶段，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在日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中国，怀疑“日本可能重走对外扩张道路”者为数不少。就是说，中日两国陷于一种深深的安全困境之中。
近年来，在日本泛滥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与“军事威胁论”。
第一是“政治威胁论”。日本一些“战略冢”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和令他们感到担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正是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佐伯喜一曾说：“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但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就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人们对中国领导层的下述倾向感到担心，如国家主义自我主张的增强、中华思想、强烈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以及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而扩大其所申明的国家利益范围。”在这里，中国追求国家的统一竟成了对别人的威胁。按照这种理论，中国似乎应当永远处于分裂状态才有利于地区和平。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第二是“经济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日本有些人对此心态失衡，大肆渲染“中国经济挑战论”、“第三世界强国论”、“大中华经济威胁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底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认为中国的GDP已达1.66万亿美元，日本媒体据此称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超级经济大国，以此渲染“中国威胁论”。“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指日本媒体不断渲染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之和已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渲染海外华人资金的雄厚，以此称“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华人已掌握东南亚经济命脉”等等。1993年11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正在抬头的华人经济圈》，文章说，以香港和台湾为中心居住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大约有5500万，拥有流动资产20000亿美元，是日本的67%，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5000亿美元。文章据此指出，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的华人经济圈必将对亚太，特别是日美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贸易额的大幅增加，对于日本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现实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给予了有力回击。目前，“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有所降调，但依然相当有市场。
第三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其主要观点是对中国军费的正常增长大肆渲染，称中国军费连续几年两位数增长，在亚太地区“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诬蔑中国向一些国家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转让核技术给“不负责任的国家”，“造成了地区局势紧张和冲突升级”宣扬中国借实现军队现代化之机，大肆扩充军力，试图填补因美苏冷战结束而造成的地区真空；散布中国准备利用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控制南沙群岛等有争议的岛屿。有人甚至把中国打击“台独”势力也说成是对日本及地区安全的威胁。1996年，中国为了警示“台独”势力，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演习，日本有些人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散布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演习是“强者欺负弱者”，“大国欺负小国”，“现在对台湾这样做，将来对日本也可能这样。”
近来，部分日本政治家居心叵测地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大肆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如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于2005年12月8日在华盛顿演讲时称：中国“以经济增长为背景不断增加军费是极其值得忧虑的事情”，对日本构成了“现实威胁”；同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会见记者时极不负责任地渲染“中国拥有10亿人口，有核武器，军费连续17年两位数增长，且内容极不透明，中国正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在中日关系已处在“政冷”低谷的局面下，日本政要鼓吹“中国威胁论”，只能进一步恶化两国的安全互信，恶化两国相互舆论，为两国关系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其实，日本对华强硬势力的意图是，企图通过恶化中日安全氛围来给中国制造一种两难局面：如果中国不做任何反应，则可以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突破中日关系底线；如果中国做出过激反应，则利用其大做文章，煽动其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此为其强化军事力量铺平道路。
从中国国内的对日舆论看，不少人对“日本可能重走对外扩张道路”心怀戒心。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庇护的政策，致使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免受惩罚，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甚至重返政治中枢，身居要职。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并未得到彻底肃清，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右翼势力兴风作浪，翻历史旧案，美化昔日侵略战争的“翻案风”越刮越大。小泉首相竟然连续五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所有这些，都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伤害与挑衅。此外，近年来日本当局一再挑战“和平宪法”，日益突破“专守防卫”方针，加速走向军事大国。这一切，自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忧虑与不安。从根源上看，日本的这些现实就是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可能重走对外扩张道路”抱有戒心的前提和背景。
安全困境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般性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一般性安全困境模式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产生以来的一种国际关系常态，普遍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其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以及由此展开的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活动。一般性安全困境是国家之间冲突爆发的重要促成因素，但这种困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一般不会酿成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产生于特定的国际结构，往往存在于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19世纪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与英国、二战前德国与英国之间，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都属于此种性质。这种安全困境模式还可以表现为联盟之间的对抗，如一战前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对抗，冷战期间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对抗。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于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植根于挑战国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酝酿于霸权国对挑战国的恐惧心理之中，是一个双向激化的发生过程。
从历史与理论的观点看，现阶段中日之间出现的安全困境，具有难以用已有国际关系史上的例证来简单类比的一些新的特点。
现阶段日本的安全政策呈如下特点（1)日本一方面对美国的霸权作风、单边主义也心存不满；在一些方面，日本本身也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因而具有增强本国外交与防卫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要求，希望与亚洲邻国进行某种程度的安全合作。（2)日本却又确实想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欲借日美同盟这面“大旗”来加强军事力量，提升其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地位，扩大其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在“美主日从”的框架下与美国一道主宰亚太安全事务。换言之，日本是想充当亚太地区的“二老板”。
近年来，中国对于融入现存国际体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这一步伐进一步加快。美国学者江忆恩指出：从数量上看，1996年中国参与各类(全球和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37个中的30个，美国参加了33个，中国的参与度是美国的90%。目前，“中国基本认可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国际机制，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中国正在积极融入现行国际机制。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做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其中提出：“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制的现实已得到了包括美国高层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以此为背景，中日两国在经济与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其相互矛盾与分歧远没有达到压倒共同利益的地步。
中日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持续加深。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中日两国在其他双边与国际事务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冷战后，中日间“联合抗苏”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但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和东亚地区安全、推动环境与能源合作、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和反对恐怖主义、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日两国的合作空间正日益扩大。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既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安全困境，又不属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而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今后，这一局面有可能转化为“一般性安全困境”，从而有望推动有效的安全合作；反之，如果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则有可能转化为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造成中日安全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首先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民族利益及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所致；（2)近年来以小泉首相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鹰派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具体表现为多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挑战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一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3)此外还有两国相互交流与理解不够，缺乏相互信任等原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人员往来以及各个领域的交往有了飞速发展。但这种交往还是初步的，还没有达到相互深入了解的地步。至今，“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和对“日本重走对外扩张道路”的戒心在中日两国存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日本相当一部分人中之所以存在“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看法，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基本国策及历史传统缺乏了解所致，首先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缺乏了解引起的。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十分需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繁荣、民主、稳定的国家。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以满足防卫作战需要为最高标准，坚持精干有效、合理足够的原则。保持少量的核武器，完全是基于防范核大国的核威胁的自卫需要。中国的安全疆界与领土疆界是重合的，没有在海外驻一兵一卒。中国军队的作战训练和作战条令中，也没有任何有关越境训练和海外作战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国防费增长的比率表面看来似乎高了一些，但是其绝对数字及其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依然很低，人均国防费更是处在非常低的水平。2007年，中国的国防费为3509.21亿元人民币，按1美元折算7.8元人民币计，约合450亿美元，与日本同年军费基本持平。若按人均算，2007年，中国的人均军费为34美元，日本为323美元，日本为中国的近10倍；而中国需要防卫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为日本的10倍。显然，“中国威胁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至于很多中国人抱有的对“日本重走对外扩张道路”的疑虑，则是历史与现实在其头脑中的反映。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每当现实中有日本右翼政客翻历史旧案、特别是现任日本首相一再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之际，“日本重走对外扩张道路”的阴云便很难从不少中国老百姓的心头驱散。
但从另一方面看，二战后，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主义在日本民众中深入人心，孳生军国主义的土壤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理。尽管有些老军国主义分子人还在，心不死，尽管有些右翼政治家仍想走昔日老路，但是今天要想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并非易事。如果对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不少中国人头脑中的“日本重走对外扩张道路”的疑虑将会大大减少。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中日双方相互担心对方可能侵略，事实上都缺乏依据。”
缺乏互信是中日两国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由于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又加上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对峙等原因，两国民众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敌对情绪和警惕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如果这一局面得不到缓解，就会不断再生产出新的不信任感，并导致难以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进而产生不必要的对立情绪与摩擦。2002年5月间发生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2004年8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中日足球赛上，中国球迷对日本球队的过激行为，就情绪化而言也与上述事件相类似。
中日之间产生安全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观念陈旧。冷战结束已十余年，但是有些日本政治家依然固守“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冷战型思维模式。日本有一位新生代政治家在2001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演讲中声称“亚洲还有三个共产王义国冢，冷战在亚洲并没有结束！”小泉内阁的一名阁僚在一次演讲时竟称“中国有可能用核武器攻击日本。”另一个日本政要在回答中国是不是军事威胁时竟称“中国拥有核武器，并且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竟把中国维护自己国家的统一也说成了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