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市学联的决定，北大学生会于10日下午宣布罢课，并发表了“罢课宣言”，这时民族解放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北大当局非常害怕，赶忙派胡适出来救火，于是他们召集学生会全体负责人，请胡适训话。胡在讲话中，说什么“华北的事，自有蒋梦麟和胡适顶着，不干你们的事”，要同学们停止罢课。但这是不可能的，执委们用“事关全体同学公意，执委会本身，不敢擅自放弃责任，违反全体，当局应唯全体同学是问”的严正声明，把他顶了回去。胡适的目的没有达到，旋即在天津《大公报》（15日）上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批评了政府，称“近年政府钳制独立舆论和压迫好动的青年的政策，我们都认为是国家不幸的事。”其次表态同情学生运动，他说：“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称赞有“空谷足音”之感。但另方面又反对学生罢课，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文章最后重弹“读书救国”的老调，宣称：“只有拼命的培养个人的知识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并提出所谓的忠告说：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必须注意到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我们今日所遭的困难是空前的大难。”胡适这篇文章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不让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这是违反时代潮流的，所以遭到广大青年的反对。当时有许多学生写文章或写信到《独立评论》编辑部去批评他。其中有一位学生名叫王毓铨的，写文章质问他说：我们用什么方法达到我们的目的呢？学生如何能够有舆论，请先生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关于法治问题，我们要建筑在谁人的法治上？至于方法，他说，先生错了；先生叫我们“奉公守法”，在目前北平，守谁的法？最后他总结说：现在依我的意见：“不只要学生罢课，而且要扩大到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全国一致行动到革命运动上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篇稿子有破有立，的确是击中要害，它虽然没有被公之于世，但却反映了当时青年的爱国热情。此外，上次写文章与胡适讨论文化问题的那位寿生，这时也写信批评他说：先生知道《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在社会上之影响吗？大学生多置而不看，中学生多看而心伤。接着他问胡适说，现在是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自治”可以请愿，可以登诸报章，而维护统一，却受刀斫，大刀飞舞谓之和平劝导，这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示吗？最后他沉痛地说：先生需知，凡这次参加游行的青年，他们都是深知游行罢课是不够的。他们之一面罢课游行，一面进图书馆，是不得不如此的。难道可以牺牲一片国土，而不可牺牲几天课堂生活吗？这时罢课游行与战时去卖命或埋头实验室，殊无两样。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望先生此后言论有以慰国人！从上述的信稿里，可看出胡适的文章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是很坏的。他是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充当了反动统治者的消防队员，这是很可悲的。然而，青年学生点燃的抗日救亡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继“一二·九”后，16号那天北平学生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但这正义的呼声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情，反而遭到残酷镇压，当天学生在天桥举行集会，会后游行到宣武门时却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后来统计在大示威中全市各路游行队伍先后受伤者达300余人，被捕者二三十人，其中北大受伤的最多。经过这次残酷的经验教训后，北大学生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学生会积极响应市学联继续罢课的号召，旋即展开各项宣传工作。北大校方蒋、胡等人也是十分恐慌。他们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另方面却极力劝导学生复课。胡适还发表了《再论学生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很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批评政府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9日的请愿，何应钦部长应该命令军警妥为保护……应该亲自开诚去见他们，接受他们的请愿，劝慰他们回去。何部长不应该避学生，不应该先一晚避往汤山。这是革命军人不应该的事。16日的示威……军警在上午赶打已冲散的学生，用武器刺打徒手的学生，甚至于用刀背打女学生，用刀刺伤女学生……这都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另方面还是要求学生复课，他说：“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并称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如果青年人不能接受这样恳切的劝告，他们决不能避免社会的轻视与厌恶。又说，“我们爱护青年人，不忍不向他们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不但希望他们即日复课，并且希望他们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独立评论》183号）胡适的建议发出后，学生根本不理他这一套，仍然坚持罢课并组织力量准备南下直接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
12月31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会同各院系主任在三院礼堂召集全体同学讲话，并就“提前放寒假，还是复课问题”测验同学意见。胡适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罢课甚为不满，他说：“学生不上课，教员拿钱不教课，算干什么的？”又说：“北大不仅是你们的，也有我们的一份。”他要求到场的学生就是否复课等问题进行表决。胡适的讲话不得人心，于是学生报以“嘘”声，他很狼狈，骂学生“下流！下流！”后来同学们纷纷上台发言，驳斥他的谬论。表决结果：赞成复课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同学一致拥护市学联的决议继续罢课。胡适等人的复课计划彻底失败了。后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谈这天的事，他说：“12月31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又说：“我在这10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在唱他那套“读书救国”的老调，这不是时代抛弃他，而是他自甘落伍，脱离时代的潮流，用他的话来说，是不肯学“时髦”之故也。
学生不赞成复课，但以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为首的北大当局，却顽固坚持要学生复课。他们为达此目的，曾经亲自到学校门口站岗，劝导学生复课。1936年元旦放假三天，学校强行公布由四号起为正式复课之期。当天早晨，蒋、胡、周三位先后赶到学校，他们没想到学生预先已有了布置，组织纠察队在各院门口列队站岗。蒋到二院门口看到学生在站岗，又看到学生会贴出的反复课的布告，非常愤怒地嚷道：你们这是胡闹；又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说罢便随纠察队员站在门口，想说服学生到课堂上课。那天，一院（红楼）这边，周炳琳先到。他到后与学生们嚷了一会儿，也站在院门口。8时许，胡适来了。他到后没谈什么，从容地上楼取了一张英文报又走了下来。他一边看报，一边问学生：“你们是干什么呀！”同学们很客气地跟他讲述当前严重形势，以及必须停课的理由，但他立刻嚷道：“你们这也叫爱国？这也叫爱国？”纠察队员回答说：“我们这就是爱国！”“你们胡闹！”“你才胡闹！”有一个同学很冷静的问他：“胡先生，你对当前的问题是怎样看法？”他说：“我么不愿对牛弹！”纠察队员们高声答道：“你才是牛”；“胡适是牛！哄！哄！……”在群众的哄笑声中，胡适怀着不理解而又很生气心情走开了。这天学生反复课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走向社会，到农村去做艰苦的抗日救亡工作，而北大当局迫于形势也只好宣布从8号起开始放寒假。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此暂告一段落。这期间胡适老朋友丁文江在湖南煤气中毒，命在旦夕，很希望胡适去看他，想说说心里话儿，但此时此刻的胡适正忙于学校复课事，没有赶去。不久丁便离开人间，结果二人终未见一面。后来胡适回忆说：“‘一二·九’正是在君中毒昏迷不醒的第一天。在学校方面，梦麟先生，周炳琳和我，为了学生罢课问题和学生南下请愿问题，正在竭力劝阻挽留。所以我是无法离开的！”由此可看出胡适对北大的感情实甚过挚友之爱，从中也可看出他对教育之重视，但他的资产阶级教育观念与中国现实生活是不适应的，所以他的理想不能实现，而且常有碰壁的时候。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与胡适的态度相反，鲁迅对这次学生运动却是满怀热情表示支持的。同年12月19日他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热情地赞扬了“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斗争精神及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支持，最后以切身的经验教训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9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鲁迅这时在上海，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北平爱国学生遭受镇压的情形，但过去他在北平时经历“三一八”惨案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发表上述的感慨，以此表达他对学生的同情和希望。后来，北平学联代表邹鲁风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曾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拜访鲁迅。鲁迅很亲切地接见了他，并让他坐在自己身旁，然后亲自领着他走出书店，到附近一家咖啡馆，询问北平学生的两次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形，邹一一作了介绍。在他讲述过程中鲁迅一直静静地听着，沉思着，流露出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支持、安慰与鼓励。几天后，许广平受鲁迅之嘱咐来到旅馆看望邹鲁风，并带来了几十元钱，供他生活拮据时使用。从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与胡适是显然不同的：胡适表面上同情，但实际是反对的；鲁迅则不然，表示坚决地支持。可见他们各自所持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对立的。这时鲁迅是知识分子中的左翼代表人物，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而胡适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主张改良政治，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们道路不同，看法不一样，因此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胡适在许多问题上的主张是脱离实际和违反民意的，所以常遭到鲁迅的批评。比如：1933年因为民权问题，胡适竭力为国民党政权辩护，鲁迅就写了《王道诗话》一文批评他，并作诗一首讽刺说：“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此外，鲁迅在许多文章里，对胡适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然而，胡适却不介意，对鲁迅仍怀有敬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月便有武汉大学教师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向胡适倾诉她对当前文化的看法，其中对左派文艺进行诽谤，并提出攻击鲁迅的计划，请胡适指教。在这封信里，她恶毒地咒骂鲁迅，说他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等等。并称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他为偶像极力宣传，把鲁迅的学说造成一种宗教，流弊之大，那就令人可惊了。并称：她看了这现象心里非常气愤而忧愁，想写一篇《论鲁迅》及《打倒刀笔文化》的文章，投寄《独立评论》，问胡适允许不允许
胡适接到信后对她表示深切的同情，很快回信安慰她说：“我很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接着开导她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并严肃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写到此，胡适谈了过去一桩往事：即陈源攻击鲁迅说他的《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文学史著作。现在该书已有中文译本，证明是冤枉了鲁迅。胡适在信中提议说：“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即陈源）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的问题，胡适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尽管鲁迅多年来一直批评胡适，甚至有时是很尖锐的，但他没有利用权势，特别是在鲁迅死后，也没有趁人之丧而进行打击报复，而且还教导自己的学生正确评价他。这种精神是比较少见的，同时也说明胡适对鲁迅的肯定并不因个人恩怨而有所改变，这些地方是耐人寻味的。
同年12月12日，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等主张，要求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张、杨的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而胡适对此却一反“绅士”的常态，破口大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18日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说什么张和他部下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并宣称拥护政府16日下的讨伐令：说“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时，西安方面派来了一位金先生，是东北大学农学院院长，他托人转达意见，要见北大教授胡适等人。一天，他应邀出席了胡适等人在骑河楼举行的聚餐会。在会上他为张学良作解释说：“汉卿（张的字）并没有其他意思，他只是主张抗日不反共，他认为中国不能两面作战，不得已才实行兵谏。”胡适听了，很严肃地回答说：“什么叫作兵谏？就军纪来说，这是犯上作乱。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20年！”金听了胡适这番话感到不好谈下去了，于是改换话题而谈别的。从中可看出胡适拥蒋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但事实发展的结果与胡适的希望相反，蒋被迫答应张杨的要求，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因而事件得以和平解决。这次事件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对张、杨等进行劝说，蒋介石得以放回，因此将历史推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时期。事实证明，胡适的认识和主张是错误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挑起事端，遭到我军奋勇抵抗，于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抗日的通电；之前蒋介石已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举行谈话会，讨论对日政策。胡适被邀，于8日离平，11日到庐山。当天下午便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接着参加会议。在教育组对国防教育发表了四点意见：（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而是常态的教育。（二）教育中心目标，应为国家高于一切。（三）天才教育。关于升学，主张恢复同等学历的规定。（四）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这次在庐山，胡适发言最多。当时胡健中与胡在一组，作诗一首赠他，说“溽暑匡庐胜开会，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胡答诗说：“那有猫儿不叫春？那有蝉儿不鸣夏？那有虾蟆不夜鸣？那有先生不说话？”可见他对时局是很关注的，特别在教育方面。这时，日寇入侵，北平几所大学准备南迁，但如何继续办下去？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便找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商量。胡适提出办联合大学的主张，大家一致同意。此后，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酝酿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除三个学校的校长为当然委员外，每校各加一人，胡适被提为北大代表，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校10月1日在长沙开学，后搬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初创建议颇多。后来，蒋写信给胡适报告校中情形时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由此可见，那时青年学生对西南联大是非常向往的。
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日寇又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勇还击，从此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胡适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政员。这时胡适的思想开始改变了，他曾对人说：至今漂泊，终于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从此我走上“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之前他是主张“避战求和”、“准备好了再打的”。为此他在庐山会议后曾劝说蒋介石希望避免战争。但“八一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本飞机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形势岌岌可危，和平的希望已不可能了，于是改变主张坚决抗日。那时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委派他到欧美各国去做抗战宣传工作，命王世杰去动员他。但他却表示在这困难当头的时候不愿离开南京，他说：“战争已经很危急，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经过一个星期的商谈，胡适仍坚持己见。王无可奈何，交不了差，这才请傅斯年去劝说。傅与他谈过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时傅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说着说着，就哭了。胡适深受感动，这才答应了。不久，他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非正式使节与钱端升、张忠绂赴欧美说明日本侵略暴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支持。9月8日离开南京乘船赴汉口，行前在日记中曾自道其心情说：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在途中他不忘处在敌人统治下的朋友，用普通商人隐语写信寄给北大总务长郑天挺等人慰勉诸同事，略谓“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又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关于这事，后来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里说：“这封信使同人都振奋起来，在幽居沉闷的当儿，得到无限安慰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