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形势，及其在西安与中共代表达成的协议，故于1937年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调整了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并通过了结束内战的决议案。有鉴于此，中共也于同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以迎接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日本帝国主义害怕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先发制人，于7月7日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次日发出号召抗日的通电。蒋介石随即在庐山召集谈话会讨论对策。17日，中共代表团到庐山与蒋会谈。蒋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不久，日本进攻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蒋介石被迫于8月22日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于是，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一致对外的抗战局面正式形成。
在这同仇敌忾的抗日形势下，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决定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并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同行者有钱端升与张忠绂二教授。行前他曾有家书安慰江冬秀说：“我日内就要出门，走万里路，辛苦自不用说，但比较安全多了，一切我自保重，你放心。”（9月6日）到香港后，又写信向江冬秀报告行止说：“我们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因台风改期四次，直到20日始起飞，经吕宋、关岛、檀香山。预计25日可到旧金山了。”（9月22日）以上是胡适在旅途中的两封家信，从中可窥其当时途中的一些情景。其实他们是26号才到旧金山。这次飞行了九天，钱端升大吐，他说从今以后不坐飞机了；胡适也牙痛得不能嚼东西，旅途劳累可想而知。
他们到旧金山后受到中国总领事黄朝琴与各团体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胡适应华侨邀请在中华戏院演说了一个多小时。讲题为《中国能战胜吗？》（Can China Win?）他在讲演中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来勉励侨胞，并表示国内民众团结抗日之决心和争取胜利信心。此外，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说明日本侵略军并不可怕，他们最终是要失败的。10月1日又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Present Crisis）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里，他首先针对美国政府保持中立不愿卷入战争的态度进行分析，他说：“我要向列位郑重说明，一切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之中，中国没有权利冀求任何第三势力加入东方目前所进行的战争。以我本人来说，我对于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寄予极大的同情。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日战争之中。”对于这种既同情，又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状态，胡适认为这是由于美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而有的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但他提出警告说，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避免战祸的。接着胡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加以说明。他说：那时美国也是采取中立立场。虽然同情于英法，但绝不愿卷入战争，其时间之长达3年之久。可是后来形势转变，德军在墨西哥边界挑动事件及在公海上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争，逼使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历史雄辩地说明，战争是不以人们的和平意愿为转移的。胡适引述这段历史后预言道：“将来这种事将会变成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将会看到一桩一桩的事件，一项一项的抗议，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之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现在热切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说到这里，胡适着重指出：“这个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见解。”并称：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这个要贵国当机立断的时候不久将会来到的。胡适的这篇演说，比较客观地从历史上来说明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并大胆断言，美国将会被黩武主义者逼迫而卷入这场战争。后来事实证明，美国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的话不幸而言中了。然而，更有趣的是当他的文稿送到电台后，竟被对方退回，认为他的讲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很生气，告诉电台的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后来电台方面没坚持，反而更客气了，于是顺利通过。当晚，胡适在哥伦比亚电台讲了13分钟的话，各方面反应良好。两个多小时后，胡适接到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及美国友人布朗（M.L.Brown）夫妇从华盛顿打来的贺电。消息如此“神速”出乎他想象之外。
10月8日胡适等人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下榻于中国大使馆。20日他与王正廷同去拜访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他希望罗斯福“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来判断是非。”会晤后，他将晤谈的情形电告蒋介石说：“今天与大使觐见总统，彼甚关心战局，问我军能否支持过冬？当答以定能支持。……彼又云：依照中立法应先判断战争状态是否存在，而彼坚避免承认战争存在，实已超过宪法权限矣。……又云彼今日晚将有演说，仍以求得世界公论同情为目的。临别更嘱不要悲观，态度甚诚恳。”从上谈话中，可看出罗斯福当时的态度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说明日本的侵略暴行在世界舆论上很不得人心。
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The Issues Behi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在这篇讲话里，他指出：“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二：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突。”对第一个问题，他说：中国需要和平，但6年中日本发动7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1934年4月7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并一再宣称要粉碎南京政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6年中间忍气吞声，忍了种种人类耐性所难以忍受的诡谋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此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爆发了这个中国为求生存而战的战争。胡适认为：中国抗日的情绪和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对第二个问题，他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新世界道德限制间的冲突。自1900年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各民主国家也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发起和平基金会等，显然国际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的理论。于是签订了许多公约，如“九国公约”、“海军裁军条约”、“洛加诺条约”等，企图以此来维持这个新世界秩序。但不幸的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行为破坏了。日本突然于1931年9月18日一手撕破了这个世界新秩序。三个月内侵占了满洲三省。1932年元月，日军又进攻上海。中国向国联“九国公约”国家控诉，日本却因此退出国联，并声言其乃为自卫而战。基于上述事实，胡适认为：“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这篇讲话，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说明它发动侵略战争必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和抵抗。胡适的讲话，对问题的分析，及对世界新秩序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但这对唤醒民众起来与它斗争起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