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郭沫若1937年也发表《质问胡适》（1946年改题为《驳“说儒”》）一文，对胡适的文章进行批驳。他首先指出《说儒》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对比上，即拿孔子与耶稣基督对比，孔子的地位完全和耶稣一样：耶稣是犹太本民族败亡后，他立志出来做文化复兴的事业；孔子为殷人，本民族亡国后，他出来做了复兴儒家文化。郭认为，这样对比是很成问题的，缺乏根据。于是他指出“三年之丧并非殷制”，从殷代出土文献（甲骨文）来考察，结果发现殷代没有三年丧制之痕迹，这是周以后的事情。所以他断言说，“根据上举铁证，我们可以断言：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其次，郭又从文字训诂上进行分析，他认为：胡文牵强附会寻找一些莫须有的根据，这种态度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接着他谈了自己看法。他认为：“儒”先起于邹鲁而不先起于周或其他各国。原因是鲁国行“初税亩”制农业经济发展，土地私有逐渐集中，这样内部的发展与外来的压迫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权力重心推移，官制改革，于是便产生了儒者这项职业。由此可见，郭是以唯物史观来考察这个问题的，故批驳胡适的论点，也是很有力的。此外，1942年钱穆在《学思》第一卷上也发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他们两人可代表否定方面的意见。但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探入讨论下去，只是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而已。
上述的批驳，胡适没有理会，这大概是他不太相信甲骨、金文的缘故吧？因为他在写给丁声树的一封信中曾说过：他“深觉今日学者之过于大胆，敢用未认得的金文来做论据，我愧未能也。”所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还说“三年之丧”毫无疑问的是一种殷商的制度。关于这问题1934年他对历史学家孟森（心史）曾解释过，他说，“我对此事，致思至17年之久，近年始觉得惟有三年丧制为殷人古礼之说足以解决一切疑难矛盾。凡立一说，必取能解决最多矛盾疑难之假设。”并称，“《说儒》一文是数年来积思所得，所用材料皆人人所熟知，但解释稍与前人所见异耳。”而且他还很自信地说：《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看法，我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胡适不大相信甲骨、金文，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不对的。但在30年代学坛上对上述出土文物，还不太认识，研究不够，这也可能影响了他的认识。因此使他陷入保守，只凭古代经典来研究，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的论证主观成分较多一些。
次年1月5日胡适的知友丁文江（字在君）在长沙逝世，他感到十分悲痛。九日写信给周作人说：“朋友雕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道远。”又说：“在君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逾月，又写了《丁在君这个人》一文述其生平以资纪念。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说，在君的政治信念是改良政治，不主张暴力革命。他认为：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强调首先从改良政治做起。他曾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胡适加以解释说：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他们认为用暴力革命总免不了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们期待着“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出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放火”式的大革命。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不同的是胡适强调要从文化教育方面下手，而丁文江则注重于政治的改良。在政治上，胡适常请教于丁文江，这是他们朋友之间都知道的。1933年4月，汪精卫准备请胡适出任驻德公使，写信征求同意。汪怕他有顾虑，于是写信告诉他说：“如有不决，何不与‘二四六’（按笔画计指丁文江）先生商量，我想他必然赞成……”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及丁对他的影响。在生活上他们彼此也十分相得的。大约在1923年前后，胡适北平的住宅条件不甚好，他就主动另找了一所房子，硬逼着胡适的夫人搬家。胡适说：“我的夫人嫌每月80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夫人收70元，他自己代我垫付10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的传记》一书在台湾公开发行。
是书对丁的一生作了比较详细叙述，并对其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思想和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其中有一段政治生活，即1926年在上海任淞沪总办时的情形，胡适也如实地作了澄清，他说：丁在君在上海就职之后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就开始北伐了。在君当时的地位是很困难的。他对于张作霖的奉军一系是向来厌恶的。他对于国民革命军是有相当同情的，也有过一些贡献。当时北伐军与吴佩孚军大战于汀泗桥，吴要求孙传芳派兵支援。在此关键时刻，丁受人之托，劝孙不要发兵。结果，吴未得孙助，被北伐军打败，此事说明丁顺乎潮流，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贡献的。不久因车祸，借机辞掉北洋系的官职，回北方从事学术工作。之后为我国地质工作培养人才，并亲自到全国各地考察；不幸在湖南考察时，冬天因中煤气，抢救无效而死。胡适在此书的末尾评论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反对学生罢课
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继而又鲸吞热河。1935年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华北地区，以“自治”为名，妄图分割我国神圣领土。当年10月，利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这样，冀东22个县的大片国土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并未以此为满足，进一步要搞“华北自治”，扩大侵略。当时，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在敌人软硬兼施之下屈服了，于是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并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以满足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1月19日宋哲元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萧振瀛在居仁堂宴请北平教育界各大学校长、院长等50余人征询对时局意见。会上由萧说明华北自治运动情况，并宣布冀察自治的方案。胡适和傅斯年在会上首先起立慷慨陈词竭力反对，其他与会者也表示不同意的意见。宋哲元见此情形不妙，敷衍了几句话便散会了。胡适回到学校与大家商量对策，他常鼓励人们说：“只要能在北平一天，就要做20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们在后方任何一个地方搭茅棚也可讲学。”并称：“我一向主张世界主义，从现在起我是爱国主义。11月24日，他与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陆志韦、李蒸等20余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机构的阴谋举动，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是日晚作《华北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我们对于近日发生的所谓“华北问题”，只有两句话可说，第一，华北人民并没有所谓“自治”或“独立”的运动。第二，华北今日的当局不可忘了他们自己的责任。随即指出：“在今日形势之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决不能‘枉尺而直寻’只有我退一寸，人进一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能守御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独立评论》179号）从上面情形看来，胡适对当时国民党委曲求全搞“华北自治”是坚决反对的。他主张“召集一个华北各省疆吏的特别会议，在中央的指导之下，商订整个华北的守卫计划”抵抗侵略者。但另方面他又反对学生为了抗议政府而举行的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而主张学生不管发生什么大事，任务就是要读好书，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形下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决定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帝国主义的要求。这个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发动全市大中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以表示抗议。12月9日这天上午，城内学生一两千人齐集在新华门前要求面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委员长何应钦。何害怕抗日群众早已躲到小汤山去了，后由他的秘书侯成接见。学生代表向他提出要求：反对“防共自治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停止一切内战；不得任意捕人，并要求立即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学生队伍进城参加游行。侯成支吾其词，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于是激起群愤；学生便结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在西单及王府井南口时先后遭到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及警察的木棍、皮鞭、水龙、大刀的袭击。学生们在寒风凛冽中与军警进行英勇搏斗，结果百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广大学生通过这次血的教训，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认为再不能依赖政府来抗日了，请愿示威已无济于事，于是北平学联提出从10日起开始总罢课，用实际行动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