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27年5月20日回到上海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的吴稚晖曾亲自登门来访。他们的谈话内容虽不见于报章杂志，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吴之来意很可能是要请胡适出来做事，但没有达到目的。这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这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以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又成立了劳动大学。蔡曾请胡出任委员，结果被谢绝了。胡适写信给蔡元培说：大学委员会之事，我决计辞谢，请先生勿发表为感。又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后因蔡不同意，并批评他说他脾气不好，必致破坏院中雍穆的空气。胡适不好推辞，十分勉强地出席了会议。但由于他与一般官僚政客实在合不来，其中又有李石曾这样的人物，更是难处。有一次，在大学院开会，蔡元培作报告拟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校长请李石曾来担任。胡适起立反对，称北京大学名不宜改；又说李石曾派别观念太深不适合任北大校长，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胡的意见，吴稚晖激烈反对，双方发生争论。在开会过程中，吴稚晖竟跳起来，离开座位，大声喝斥胡适说：“你末，就是反革命！”胡适也学着他用无锡口音回敬说：“你吗，就是反革命。”可见当时情境之紧张。之后，胡适感到再也不能忍了，于是他写信给蔡元培说：当时我已十分忍耐，不与计较，但日后我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了。因为列席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又说，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最后还说，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胡适这次回国，眼见国内各派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尤其是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在南昌举行“八一”起义，走向武装革命的道路，形势更为紧张复杂。他怕卷进去，于是打定主意不过问政治，谢绝各方的邀请，准备著书立说，完成他过去没有作完的白话文学史等项工作。因此他租了一幢楼房在极司非路49号A。把夫人及小孩由北京接来上海作久居之计。据说，这个地方在十里洋场内的一个僻静处，曲径通幽，正是用功读书写作的好地方。这时北京仍不能回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躲避了，有的已被北洋军阀所害。他的北大同事陈源这时在日本，写信来劝他到日本去住。信中说道：“上海还是乌烟瘴气，我劝你不如东渡的好。目下北京你当然去不得，听说高仁山（共产党人）枪毙了，他的罪状里还把你的名字拉进去了。不要说你，连我都莫想回北京。”他的另一个好友丁文江因躲避国民党的通缉，这时在北京也劝他不可冒昧北来；并勉励他说：“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接着又说，我现在正希望努力工作：一面将未了的书做完，一面做点新研究，读点有用的书。为此，丁准备辞去美国庚款委员会董事的职务，荐胡自代。并称，几位董事：范源濂、颜惠庆、周诒春已经默认了。那时，英国庚款委员会的事，一时无妥当办法，唯有美款尚可进行，胡适先前有所顾虑，后来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答应了。故于是年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该会简称为“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9月，是中美两国政府协议特设的财团法人。董事会由10名中国人，5名美国人组成，负责保管与支配美国退还之庚款余数。该会设立之目的在于使用上述庚款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每年约百万元之数用于科学研究及教育发展等事业。胡适自被选入该会后，因主张独立自主而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对中基会的干涉，曾自动请辞董事职务。后因内部改组，于1929年6月又恢复原职，并兼任该会名誉秘书。之后，他一直与“中基会”保持密切关系，直到他去世为止。
同年8月胡适接受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之聘，任该校教授，之后又兼任东吴法科大学哲学讲座。每星期各去讲课三小时，两地共费时四个上午；其余的便是他著作的时间了。大约每天可以写3000字。遇到著作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的时候，高兴就歇，玩它一天。他说：“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不过星期日反而大忙：宾客来往不绝，其中有和尚、军人、学生、美术家……形形色色，忙得不了。”所以江冬秀笑他说，星期日像做大礼拜。但并非全是如此，偶尔遇星期日没有宾客的时候，他还是照常著书。
有一次，早年在北京女高师听过课的学生冯沅君和苏雪林去看他。那天是星期天上午，胡适正在早餐吃徽州饼，见她们去很高兴！冯是常客，苏却是第一次见面。胡适招呼她们坐定后说这两天脚背发肿，行动不便，起得迟了，所以此刻（9点）才用点心。接着跟她们讲自己正在吃着的“烤饼”的故事，他说：我是徽州人，用的是徽州点心，请你们不要见笑。于是向她们介绍正在吃着的徽州饼。他说：这烤饼是面粉做的，馅子是香椿，萝卜干，不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是归功于这“国宝”。两位学生听了暗自纳闷，怎么这一片小小的面饼，竟和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就有这么大的关系？于是向先生请教。胡适拈起一片面饼对她们说：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区的出产都是很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一般人家的小孩到了13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土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孩子长途的粮食了。到了宿店，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烤一烤，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21文，由徽州走到杭州，200文川资绰绰有余。徽州人有这样的“国宝”，所以能走遍天下而无一点困难，这就不得不感谢这个“国宝”了。讲到这里，学生还是不解，又问：江浙人民也是很聪明能干的，为什么让徽州人在他们商业上占了胜利？胡适回答说：江浙一带，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居民安土重迁，故富于保守性，因生活过于富裕，又不免流于懒惰，而徽州人非冒险进取，则不足以自存，故拼命向外发展；向外发展，若没有特别优点也不能得人欢迎的，于是对于商业上必须有的美德，如勤俭、耐劳苦，守信实等等不得不加意讲求，因此，各店铺乐于用徽州人，相形之下，优劣自见。胡适向她们介绍了徽州人的进取精神后，接着又回答了她们提出的一些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后来，因为来访的客人已有四五起之多，她们不好多坐，就告辞了。苏雪林对这次访问有所记述。她说：“我虽然曾听过胡先生半年的课，私人谈话这还是第一次。先生说话时声调极清晰，每一发言必带点滑稽的趣味，给人以隽永的余味。这次谈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对胡适非常崇拜。”
至于冯沅君对胡适更是怀有感激之情，她与陆侃如的婚事，胡适从中调解说合帮忙不少。他俩原来在家乡都已订过婚了，后来解除婚约双方才结合在一起。其中也很有一些波折，这可从一些来往书信中看得出：当时，冯沅君（叔兰）的父亲不同意解除原来的婚约，而婚约解除后，其兄友兰又要将她介绍给清华的一个同事，冯沅君不同意，于是写信向胡适救援，她说：“芝生来信介绍陈寅恪给我，这种办法未免大荒谬，我决意谢绝。”胡适接信后从中调解还是很有效的。后来，她的哥哥冯友兰写信告诉胡适说：“陆君侃如来，奉手示敬悉一切。陆君英年高才，与舍妹婚事，学生个人甚愿，但家慈于去年返河南原籍，现不在家，已将先生及孑师（蔡元培）盛意由邮转达，俟得复信，当即可决定一切也。”另一封信又说：“侃如来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仍不免疑虑，但已允听舍妹自决。”并称：“此事告一段落，而先生执柯伐柯（为人作媒）亦于是告厥成功矣。”可见胡适对他们终身大事关怀备至，而且还把蔡元培老先生也牵掣进去。从他两人的婚事中可看出胡适对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别人的幸福都是乐于相助的。前者以徐志摩为例，而今可以陆、冯为代表，后者就要看沈从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