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次回国绝口不谈政治。时有记者来访问及对中国前途有何意见？他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不谈政治”，并称，只希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很满足了。具体说来就是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这便是真正的救国了。由上述言论，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对政治采取回避态度，把精力集中在学术上。所以当他安排好教学与生活后便积极从事于《白话文学史》的著述。这是他六七年前的心愿，提纲都已经拟好，而且还在几所大学讲过，但就是一直没有功夫坐下来写作。这次首先来做它，多少也是受形势之所迫；因为去年他在国外周游时，北京文化学社曾将他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讲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拿去出版。据说这是得黎锦熙同意的，且只印1000册作为学生参考书用。这事未征得胡适的同意就出版，于法不合，但情有可原，所以他说：“他们既不是为牟利，我也不便责备他们。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开始了繁忙的修订工作。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如借书、校对等事务），这部《白话文学史》上卷很快写成，并于1928年6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中、下卷，他原计划在一两年内完成的，但后来一直拖着没有兑现。所以人们赠他一个绰号，叫“半部书”先生。
是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因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他认为若中国文学史去掉了白话文学的发展史就不成其为中国文学史了，而只可称之为“古文传统史”。因此他特别重视白话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如此，他对每个时代的“传统文学”也作了详细的论述。因此说它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有其根据的。不过此书在体例上有个大缺点即没有写上古部分，只从汉代开始。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身边没有书籍，不敢做这段很难做的研究。希望将来能补做一篇古代文学史。接着他又补充说：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学史》。他们的见地与工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正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他在引言中着重说明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原因是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近几年由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白话文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很长的光荣历史的。明了这段历史便可知道我们的责任；要继往开来，把前人没有做完的事业，替他们发扬光大。换句话说就是要巩固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鼓励人们继续前进。
此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不到半年进行再版。同年12月3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素痴《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的文章。作者指出此书主要贡献有三点：第一，方法上，在我国文学史上著作中，辟一新蹊径。旧有的文学史大抵是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词典之糅合，对于文学的发展趋势，时代精神，作家之特性都未能涉及，而胡适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于上述诸方面特别加以论述，故为此书一大特点。第二，新内容有所增加，如佛教文学两章，其材料都是以前文学史上所未尝有的。第三，多有新考证、新见解。如其对唐代王梵志与寒山作白话诗的考证，及白话文学的来源等均有精确的考证。除上述三大优点外，作者又提出了几个商榷的问题，如：书名的定义不确切。他认为胡适把语言学上的标准与一般文学评价的标准混为一谈了。其次，他认为文言文是随时代吸收新材料还未尝僵死。胡适却说文言文在汉武帝时就已作古了，这他是不同意的。综上所述，可见此书的优点是主要的。作为一部开山之作，带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成分这也是难免的。但不论怎么说，此书之出，为历代平民文学确定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替后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人搭起框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这些贡献都是很值得纪念的。
胡适周游列国回来后不谈政治，但对西方的“汽车文明”却极尽鼓吹之能，多次发表谈话和演讲，谈他回国感想。有一次，他应无锡旅沪学生会之邀到无锡中学去作公开演说，讲他周游世界的见闻，从哈尔滨、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逐个讲来，其中对美国、日本印象最为深刻。宣称：美国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各种机械发达，所以物质的享受特别满足，只要拿汽车一项统计，平均每4人可有一部汽车，由此可知他们物质生活的发达了。谈到美国的教育，他说美国现在是可以说实行“普及教育”了！大学校也可不收学费，因为每所大学有一定的免费学额，只要自己用功读书是很容易得到免费优待的。最后他感慨地说：在中国，小学校里免收学费尚是一种梦想。接着又介绍了日本的情况。他说，日本给他最好的印象是一般的人民多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各自努力自己的工作！无论什么人多表现出很忙的神气。讲到这里，他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在中国一般人多像很空闲似的，因空闲而想法消闲。想到这点，我们真要对外国人愧死。并称，中国人有个缺点是自作聪明，傲岸自大，所以一事不成。日本人肯虚心领教，所以就蒸蒸日上。两相比较的结果，他说：日本人天性很笨，但是他肯学，肯做；中国人天性并不差，但是不肯学、不肯做；二者就好比“龟兔赛跑”，在能力上，兔子比乌龟强得多，但兔子懒惰，在半路上睡起觉来了，而乌龟却能勤恳地向前跑，结果乌龟倒得胜了！这个故事，值得深思。他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应当自己认错，不要夜郎自大，自作骄傲；第二，切实地做去。最后他说：“这是我希望于国人的，也就是我回国后的感想。”
胡适上述的文化观念在次年6月作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里表现得更为完整。上述这篇文章是他为当时的一位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德先生写的序言。安氏制作了三张图表，其中一张图表是中国和美国经济状况、生产能力的比较。胡适看后很感慨地说：处处叫我们照照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我们的面积比美国大，但铁路线只抵得人家1／36，摩托车只抵得人家1／1000，汽车只抵得人家1／100。又说：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104天才到北京，但在国外，人家从巴黎飞到北京只须63小时。美国人每人有30个机械奴隶代他做工，而中国人每人只有一个机械奴隶。我们的工人是苦力，人家的工人是许多机械奴隶的指挥官。相形之下，人家早已在海上飞了，我们还在地上爬哩！最后谈经济管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只是“公私不分”四个字。古人说的“一人得道，鸡犬登仙。”几千年来大家好像都不曾想想为什么一人功行圆满，他们全家鸡犬都可以跟着登天？最奇怪的就是今日的新官吏也不要打破这种旧习气。接着他举例说明这种现象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他认为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点：第一，用铁路与汽车路来做到统一，第二，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第三，用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能够做到上述三点，这才是革命，这才是建设，但根本问题是要来一番心理建设。所谓心理建设，就是要有一种新觉悟；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自己要认错，然后才能下决心去学习：学习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提高人的能力与幸福。并强调说：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讲到这里，他说，“我们应该感谢安诺德先生，感谢他给我们几面好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的丑态，更感谢他肯对我们说许多老实话，教我们生点愧悔，引起我们一点向上的决心。”胡适上述的文化观念，回国后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人反对，说他的这些言论，只看到列强的表面现象，对其本质一面却没有看到。比如，《生活》二卷四期有林谋深《我要和胡适之先生叽哩咕噜》一文，说胡适最近回国后的言论其主旨是在力劝中国赶紧振兴实业，发展物质文明，增进国民生活，所以才本海外观察所得发为沉痛之论以警国人。但他读过是文后，认为胡适所描述的中西生活异同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骨子里还有“国权”和“外国经济力压迫”的原因。最后作者说得比较婉转，实际是说要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正击中胡适文章的要害。胡适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不深刻，所以他的文化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