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本来是可以由原路返国的，他的朋友李大钊等也希望他回来时再多看看莫斯科可能体会更深一些。可是他们并不了解胡适此番出国心里还有一桩重要的事非得到美国去办不可。那就是去取博士文凭。因为他毕业考试手续不完备，没有拿到学位的文凭，所以他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领他的博士文凭。这些年因为没有这张文凭，他可受了不少闲气。在朋友中就有人挑他的毛病，说，“老胡冒充博士”；又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等等。这些传言他是听到了，但不好解释，只当没听见。不过有一次是局外人找到门上了，不得已才作了说明，除此人外，别人还是不得而知。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御用下的安福国会搞选举，有个韩安曾到胡适家向他借博士文凭；说是要想组织一个留学生小组来选举一个好参议员。胡告诉他说：毕业时，因为论文没有印成缴去，所以我的博士文凭还没有拿到。韩说：不要紧，学士的文凭也行。胡又回答说：学士文凭也不在身边，因为用不着，留在徽州家中了。这位韩先生感到很失望，怏怏而别。这个故事，胡适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但后来改稿时又把它删去了。可能是怕人家看了，有“文饰”之嫌，干脆不言语，让大家去评论好了。
其实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已经以论文形式在《留美学生季报》上部分披露过：如以《先秦诸子之进化论》为题，发表在该报1917年第三号上；之前又曾刊于《科学》第三卷第一号。这些情况想必当时他的师友们是知道的。这个事实说明他的论文已经达到了发表或出版的水平，客观上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胡适因为没有交去（按规定需100本）论文，所以未能领到博士文凭。这件事他的好友，时在美国留学的朱经农是知道的。因此，1919年朱便写信催胡适赶快将论文印出交去以免谣言传布。胡适没有反应。次年，朱又写信催他，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之后，胡适才将原来的博士论文拿去付印。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英文版。
这次胡适出差英国想顺便到美国游历将此事办了，了却一桩心事，以免受旁人之讥评。但他到纽约后没有亲自去办，而是托一位朋友沈有乾代他将论文拿去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据他这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哥伦比亚大学规定博士学位条件之一是必须缴出论文100本。适之先生返国前未将论文印出，直到1927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讲学之时，始将印出的论文从中国带来。那时恰巧我在华美协进社服务，代适之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把论文100本换了一张文凭。”从此关于“老胡冒充博士”的谣言不攻自破，社会上也没有人再议论这桩事了。从实际出发，以胡适的造诣来说不管是论学术、论成就、论地位、论贡献，岂是一个博士学位所能范围得了的。这些胡适心中明白，所以有恃无恐；当然忙于教学，忙于出书，忙于写文章，忙于社会活动等原因，将这件事耽误了，心中不免遗憾！现在问题解决自然感到高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初为什么不及时把论文印出交去呢？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病重，催得很紧，及北大已决定聘他去教书，所以来不及修改复印就回国了。他的这篇论文，题为《先秦名学史》约有10余万字。1982年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译成中文交上海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南开大学哲学系温公颐教授在序云中评论说：胡适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是一向为我们所反对的。但对他作为一个哲学家、逻辑学家的学术成就，我们应予以一定的评价。本书虽存在某些缺点，但作为第一部中国逻辑史的专著来说，优点还是基本的。书中确有创见，所提原则和方法也可以参考和借鉴。可见该书在我国学术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
胡适是1927年1月12日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杜威，29日杜威请他吃饭。之后，他应邀到哥大作了一次学术演讲。这次演讲对他写中国哲学史帮助很大。当时讲题为《中国哲学的六个时期》，他临时上阵，本想随便讲讲，写了一个讲稿，后来越写越有兴趣，于是决定用心扩大来写，准备将来作为一本英文书。其大纲如下：（一）第一次造反、第一次调和、第一次反动。（二）统一时期（道家、儒家、王充与魏晋）。（三）佛教的征服中国，与中国的反抗。（四）中国哲学的复兴。（五）理学的时期。（六）反理学时期。杜威曾看过他的讲稿，十分称赞，鼓励他把此书写成拿去出版。胡适自己也说：“我的哲学史上册先作英文的名学史。今又作英文的全部哲学小史作我的新哲学史的稿子，也是有趣的偶合。”（胡适日记第六册）
胡适这次到美国除了办博士文凭外，便是以文会友。有一次被邀去参加一个“两周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在这个会上，他听了一位劳工代表Frahne（弗拉尼）先生的发言，感到非常吃惊，这位代表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接着便举例证明：先说科学的进步，次说工业之发达，再说美术的新贡献。最后讲社会的进步时，他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以此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胡适听了他的发言，暗自佩服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这件事使他很有感慨！他认为美国近年变化的确很大，工人收入增加，多有积蓄；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所以他说：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有一次，一位大学教授孟禄博士请他坐自己开的汽车去玩，他感到有点不习惯，而且有点恐惧心理，深怕他开车车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么哲学问题而出了事故，那就危险了！但坐过几次之后安然无事，他的恐惧心理消除了，觉得这些大学教授已经受到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把从前的“心不在焉”的呆气都赶跑了。这是他离开美国后十年的变化。这次到来亲身体验一下，觉得摩托车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如今普通人家都可以买汽车；有了汽车，旅行便利了。工作完毕之后，回家带着家中妻儿，自己开车到郊外去游玩，既可增进健康，开拓眼界，又可增加智识，他很有感触地说这都是我们在轿子文明与人力车文明底下想象不到的幸福。
胡适这次到欧美旅行还特地观察了一下我国麻将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情况，因为前些年麻将牌在欧洲与美洲社会里非常流行。据说已成为一种最时髦的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有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有靠教麻将挣钱的。他抱着一种好奇心作了调查，但大失所望，此行他在欧美简直看不见打麻将的。人家告诉他说，在妇女俱乐部里偶尔还可看见一桌两桌打麻将的，但那也是很少的事。有时他在美国朋友家里也常看见麻将盒子雕刻装潢都很精致被陈列在室内，但从来不见主人谈起打麻将的事。胡适感到很惊奇地说：麻将在西方已经成为架上的古玩了。为此，他曾问过一位美国朋友，为什么麻将的狂热过去的这样快？回答说：“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都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胡适听了感慨地说道：“这是我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接着他计算了玩麻将浪费人们的时间，究竟有多少？他说：麻将平均每4圈儿费时约2小时，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8圈儿，就得费400万小时，就是损失16.7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胡适这次在美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一面，被其物质文明吸引住了，于是又觉得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如美国。这种思想在回国途中路过日本时，在跟该国著名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对话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胡适与一位友人去访问这位学者，胡适问道：“福田先生，听说您新近到欧洲游历回来之后思想主张大有改变，这话可靠吗？”福田回答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又问：“改变的大致是什么？”答道：“从前我主张社会政策；这次从欧洲回来之后，我不主张这种妥协的缓和的社会政策了。我现在以为这其间只有两条路；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路。”胡适说：“可惜先生到了欧洲不曾走得远点，索性到美国去看看，也许可以看见第三条路，也未可知。”福田摇头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胡适说：“先生这话使我颇失望。学者似乎应该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抛弃那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福田博士摇头说：“我不敢到美国去。我今年55了，等到我60岁时，我的思想定了，不会改变了，那时候我要往美国看看去。”胡适后来说：这次谈话给了我一个绝大的刺激。世间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出胡适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中，选择第三条道路来走，也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具体说来也就是如美国的社会改革。胡适想走的中间路线其实是走不通的。就拿美国来说，它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天天在社会革命”呢？这不过是胡适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胡适在美国讲学游历大约3个月的时间，先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演讲。有一次在纽约泛太平洋俱乐部讲《中国文化的再生》颇受欢迎，人们称赞他的演讲很有风趣。之后于4月12日从西雅图上船回国。刚要上船便得悉国内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广州、上海已经开始“清党”屠杀共产党员。这使他感到很意外和吃惊。4月24日，当船到日本横滨时就接到挚友丁文江由轮船公司打转来的信，劝他暂住日本以观时局风云之变。略谓：国内党争正烈，你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工作。胡适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难以捉摸，于是打电报到上海向老友高梦旦打听，究竟是回什么事儿？4月26日高梦旦回信告诉他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后来，他的得意门生顾颉刚也来信劝他暂勿回国，并称，“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已甚矣。”又说：“从此以后，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顾还为他出主意说：如果要搞政治可加入国民党。并要他从此与梁任公、丁文江、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胡适看过朋友们来信，接受建议暂不急于返国，看一看形势再定行止。于是在日本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地，会晤了学界名人，如日本佛教家高南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以及佐伯方丈；此外还有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学者多人。
那时，国内形势大变化，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北方军阀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在北京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适的老友李大钊便是在这个乌云弥漫之际被杀害的。胡适由于这次在苏联发表了许多同情共产党的进步观感，因此受到北洋军阀的疑忌，而对南方的国民党来说，又因参加过北洋政府的善后会议，反对没收清官等行为，更不受欢迎。加之，他的好友丁文江，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下做过上海督办，事有株连，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这些都是不得不防的，故胡适不敢掉以轻心贸然而归。正在徘徊之际，他的老友高梦旦5月5日给他送来了一个喜讯儿，说从侧面了解到国民党内有人主张请你为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主任，而且还说“业已决定”。最后又说：“足下返国后如何能不问事，且有吴（稚晖）蔡（元培）诸君的关系较深，亦必不放手。”胡适这下心里有了底，于是放大胆即作归计。
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日本停留了三个多星期，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才充分明白当日吴稚晖、蔡孑民、张静江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确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许多中外人士还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国革命运动忽然起了大分裂，忽然起了内部的大残杀。”那时，他在东京帝国大旅馆遇着刚从上海来的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这位先生对胡适说：“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问他：“何以见得？”回答说：“我亲自听见宋子文先生叹气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这位先生把话回答完了，反过来问胡适的看法如何？胡适说：“我这10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接着又说：“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没直截了当地谈自己的认识，而是借两位老国民党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以显其向心力，表示拥护之意。后来，他在对外演讲或是对日本报人谈话时都是在讲这个意思，宣称，“蔡元培、吴敬恒（稚晖）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首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同情的。”
胡适作过上述的政治表态后，便于5月17日从神户乘船回国，于是结束了10个月来的欧美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