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这是中国佛教初期的情况。当时佛教的发展，只限于北方，但从第五代弘忍之后，分裂为南北两派即南宗、北宗；北宗以神秀为主，南宗以惠能为主。他俩都是弘忍的徒弟。后来惠能弟子神会北伐，经过一番奋斗，又恢复了正统。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史料排除各种传说和神话，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肯定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其事迹、年代也大体考出还较近乎情理，因此为研究禅学史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他的贡献。
《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胡适根据《神会语录》及其他材料写成的。他说：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应当继承禅宗正统的，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都往往忽略了他，结果却是两个无名的和尚（行思与怀让）依靠后辈的势力成为禅宗正统！这是历史上一件最不公平的事。胡适写此传不仅恢复神会的历史地位，而且还理顺了禅宗的历史。现略述如下：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摩为第一代，惠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弘忍为第五代；但法统传到第五代后，就发生问题了。那时，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个大徒弟：一个有学问，名叫神秀；另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名叫惠能。门徒们认为，老师的衣钵，准会传给神秀的，因而对于外来的和尚惠能却有点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有一天，弘忍法师想传法，于是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和尚诗），看谁作得好，就把衣钵传给他。当时，神秀作了一偈，写在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弘忍看了觉得不错，认为一个人修行能达此境界也算难得，有意将法传给他。不料正当众僧徒议论纷纷的时候，惠能从厨房里走将出来，也口占一偈，请人题在墙上。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了，说：不行！接着脱下鞋，将偈擦掉。但到了半夜，他却亲自到厨房，将法传给惠能，并叫他快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第二天，众僧知道五祖已将法传给惠能都很惊讶，急忙去追，但已追之不及了。
惠能到广东后，遵师之嘱躲了几年，才敢公开出来传道，那时，神秀在北方自称六祖，很有势力，颇受朝廷的尊重，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中宗、睿宗），并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而惠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惠能原是广东新州人，后来住韶州曹溪，人们称他为“曹溪派”，又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说。他所提倡的教义是易行的“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这与北宗教义主张“渐修”，教人坐禅、面壁、受苦修行形成尖锐的对立，所以胡适称南宗为革命派，并认为这是中国禅学之始。而北宗是沿袭印度佛教的，故称之为印度禅。
那时，湖北襄阳地方有个姓高的，大约在唐睿宗景云元年，为了想学禅不以千里为远南下到曹溪拜惠能为师。惠能收留了他，并赐名为神会。后来惠能死后，他便北上到河南滑台传道，并大胆宣称：北方神秀一派的法统是假的。他说，五祖弘忍传法给他师父惠能，有袈裟在韶州为证，因此他们才是正统。并指斥北宗普寂妄图坚其师神秀为第六祖，而自称第七祖，他要誓死反对。与此同时，他竭力宣讲南宗教义，大讲“顿悟”的功能，力排北宗教义“渐修”之繁琐，当时很受听众欢迎。但北宗和尚势力浩大，且得朝廷的支持，因此神会被赶出东京黜居江西、湖北一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安史之乱，两京陷落，明皇出走，太子即位；至唐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才有机会回到东京。那时大乱初定，国家财政困难，朝中有人提出出卖度牒（即作和尚的执照；有了它不仅可以当和尚，还可免除各种租税），增加收入，但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得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和尚不可，于是大家想到很有口才的神会，请他出来负责此事。这时他已90高龄，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众深受感动，剃发买牒者极多；100吊钱一张，政府得到了大宗收入。神会有功，唐肃宗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替他建造禅院于荷泽寺中，到公元762年死去，活了93岁。后来朝廷下敕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神会经历千辛万苦的北伐终于成功了，于是惠能的南宗便成为禅宗的正统了。胡适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评论道：“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又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却被埋没了1000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900年的隐晦，还保存2万多字，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而重写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胡适在这方面的贡献了，他不仅为写中古哲学史找到材料，而且还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开一新局面，这些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日本京都花园大学教授柳田圣山（日本佛学权威）说：“博士的禅学论文，其主要者限于禅宗史的初期，旨在阐明从来研究之不明处和被歪曲处。在意义深长的热情和武断的结论里曙光出现，恰与肩负现代史苦恼的伟大硕学影像相映着。”又说：“时至今日，对中国禅学作研究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其次，有关胡适论禅学的文章，在法国、美国均有翻译本。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
胡适后来总结治学经验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不过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地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的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因此，他提出寻找材料应当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
总的说来，胡适对此次欧洲之行，收获不小，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他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里说：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惠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另方面，关于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事，开过几次会，做了一些计划，如款子的用途、董事会的组织等等，写成意见向中英政府报告，并由双方政府任命人员组成董事会。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二项任务了。在完成学术研究之后，他又应邀到英国各大学去作学术演讲，大约有十来处，讲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来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这些活动对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均起到应有的作用。据当时留英学生叶元在回忆说：“我在那年9月间到了伦敦。他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每天上完了课以后总要去看他。我还陪他常常去吃中国饭。那时候他的客很多，英国的在朝和在野的名流都以一见他为荣。经过伦敦的日本学者也都去看他。后来旅馆里一位女侍者知道了他的身份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位女侍者竟要他‘刻思’她。”由此可见他在英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又到柏林、巴黎讲学，所到之处中国留学生来访者甚多。但在巴黎却遇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那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竟发了一张传单，题为《警告旅欧华侨同胞》，其内容大意为，胡适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严密探察他来欧所干的勾当。并称我们将要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这张传单是在巴黎万花楼饭馆散发的。那天在法留学的傅孟真、梁宗岱等人请胡吃饭。胡适去得晚，只见门口饭馆的老板张楠在等人，一见胡来便劝他不要进去，说是里面有他的传单。胡适不在乎，笑着对张说我来吃饭，不要紧，也想看看传单。胡进去后与傅孟真等人一起吃饭，大家都未提及此事。饭后出门到一个小咖啡馆休息。这时胡适才问，看见传单了没有？傅孟真说，我们把传单收起来了，怕你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于是大家把传单交给了他。后来胡适保留了一份，有的寄给了友人看看。这事就这样收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呢？这可从国内张慰慈的回信里得到答案。张收到胡寄来的传单后，回信安慰他说：那张警告接到了。这是“胡闹”，走狗这个名称，怎么会加到你的头上。真是莫名其妙的笑话。推其原因，张慰慈说：在君（即丁文江，当时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近来非常厉害，他一下子就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大概你的新名词是靠了在君的福得到的。劝他不要吃眼前亏，最好巴黎、柏林少住为是。胡适接到张的来信以后，不久又接到清华友人钱端升的长函。信里先谈的是别后感，钱说：“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我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接着讲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预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经理，希望他能返国来清华当校长整顿这个学校。这事如果胡适同意，他们可以建议有关方面聘请，并称，“只消你说你愿意考虑我的建议，我便想法宣传；这个宣传功夫当然不至十分费力，因为太多数人是十分希望你来的。”胡适在来函上，批注云：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这是我的答复。请谅解此意。这可能是他回信的大意，及其对此事的态度。这时，北大方面如王世杰、周鲠生等一班朋友也都希望他能够在寒假中赶回北大，进行大学内部改组计划，宣称这一层又非你在此地很难办到的。又说：“你如能早些回来，确实很能做些事，至少能供给我们一种领导能力，你以为如何？”
胡适此行，原有计划应聘留在英国大学里教书的，后来英方对华态度骤然变更，这使他在英国的兴头一落千丈。所以钱端升在信里劝勉他说：我们本来希望你在英国大学界中占一地位，替中国从文化方面表扬表扬，间接也可以收一点政治上的效果。谁知英国的面孔又变长了呢？在外国没有意思，还是回到中国来罢。这时的胡适已感到外国异邦终非久留之地，于是准备回国，抖擞精神重新再干一番事业，故于是年12月31日乘船离英，取道美洲返回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