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次出洋主要任务虽说是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但自己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借此机会到伦敦、巴黎两地的图书馆去收集一些有关佛教神会和尚的史料。过去因为这部分资料缺乏，他编著的“中古哲学史”写到佛教这一章就写不下去了。当时因唐代的佛教史料大都不清楚，而且是经过后人篡改过，实不可信，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神会和尚的事迹被埋没了，而这个人物在中国佛教史上作用又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找到第一手材料才能把问题弄明白。为此他借这次出差的机会想要把这段史实弄清楚，于是准备了许多参考资料，满怀希望地出发了。但离家那天却很不愉快。原因是胡适积极支持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的结合，并充当其介绍人，而这两个人原先都是结过婚的，后来虽已离婚，但在家庭舆论方面讥评很多；所以江冬秀极不愿胡适参与此事。为此夫妇间常发生争吵，而这位江女士吵架是不分场合的，兴头一来就对胡适开炮；可是说过也就完了。她这种性格常使胡适无可奈何！就说这次胡适要出远门，临行时夫妻分别纵然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做到温存相送，但也要好话多说的才是，没想到江女士竟当着朋友们的面发火，十分严厉地对胡适说：你要做这个媒，你到了结婚的台上，我拖都要把你拖下来。当时胡听了她这个话，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赶快拿别的话来岔开了，但心里却很不痛快。1926年7月17日胡适就这样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坐火车离开北京了。
胡适在开往西方世界的火车上按照老习惯在车上开始工作了。当火车行至在贝加尔湖边上时，他说，一边是青蓝色的镜平的湖光，一边是巉巉的岩石，美丽的景色使他怀念起国中几个治历史的朋友，所以想写一篇文章来介绍他们的几部新书。于是动手写开了。
第一部介绍的是陈垣（1880～1971）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在结论中他称赞：此书是一部最简便的2000年中国史的日历。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工夫，它不仅为古代学者做了总结，并且还给世界治史学者作了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第二部是顾颉刚（1893～1980）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他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治历史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的书。接着评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它有三个含义：（一）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使不能知道某件事的真实状况，至少可以知道哪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他特别欣赏顾的治学方法，宣称：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但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顾颉刚呢？这可以从顾的自序里得到答案，顾说：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又说，适之先生买到了崔述的《东壁遗书》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由此可见，顾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与胡适的教导分不开的。
第三部是陈衡哲（1891～1976）女士的《西洋史》下册。胡适评论这部书说：这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虽然离开了祖国大地，但他的心还是念念不忘国内学术发展的。为了推进这项伟大的事业，他不辞旅途疲劳仍努力地进行工作。这种精神是难得的。但在他来说这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据在他家工作过的胡不归说：胡适有一个大长处，就是能在车上看书，出门之前能看书，应酬回家便能看书和著作。由此可见，在火车上看书和写作那也是习惯了的。
胡适写完上述文章后，有时间坐下来检讨自己的生活琐事，自然他又想到与江冬秀临别时的尴尬情形。心里觉得很难受，便顺手提起笔来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天是7月26日，他说：还有三天半，就到莫斯科了。今早睡不着，想到我们临分别那几天的情形。我忍了10天，不曾对你说，现在想想，放在心中倒不好，还是爽快说了，就忘记了。接着他向冬秀谈临别时的痛苦心情。他说：你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临走那时候的难过。为了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余的面给我不好过？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最后胡适告诉她说：我不愿把这件事长记在心里，所以现在对你说开了，就算完了。以后，志摩他们的事你不要过问，随他们怎么办，与我家里有什么相干？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决不会明白。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你不要管。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他们夫妻间尽管性格、程度存在很大差距，但能做到互相谅解，所以关系能保持始终，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胡适做到了，可见其修养程度之高，而非一般人可比拟的。
7月30日胡适到莫斯科，下火车时，受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及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停留了三天，曾到中山大学作过演讲，盛赞俄国1917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敬意。同时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院和监狱，看后很受教育，于是写信给张慰慈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俄！之后，他又写信给徐志摩：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由此可见，胡适在苏联虽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但思想上震动很大，对过去的消极情绪有所觉悟。于是他将其思想认识写成通讯寄回，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当时舆论界议论纷纷：朋友们都为他高兴，当时李大钊就觉得胡适很有进步，曾对北京的朋友们说，希望他回国时仍从西伯利亚坐火车回来，到莫斯科再看看。但一般反动军阀政客却认为胡适被“赤化”了。然而胡适是否“赤化”了呢？其实没有，他仍保持着他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这在他给张慰慈的一封信说得很明白，他说：去年有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从这封信里表达出来的思想使我们明了蒋廷黻在《我看胡适之先生》一文里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奇怪的是胡先生自己从来不大谈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其原因就在这封信里，要容许他人有试验的权利。胡适严格遵守“实验主义”的教条，对一个新生事物不轻易肯定和否定，相信试验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了一次失误。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主张学术救国，所以他在给徐志摩的信里说：“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接着又说，“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到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负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一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胡适在这封信里，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但事实证明，他这套是行不通的。
8月4日，胡适经过苏联、德国、法国，终于到了目的地英国伦敦。在此，除参加少数几次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到伦敦和巴黎两地的图书馆去看资料，并应邀到各大学讲学，包括德国在内。大约在欧洲住了将近5个月。他说：“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他说的这些长卷子，就是我国甘肃敦煌千佛洞石室中历代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卷。后来它们被英法等国的商人及学者偷运回去，今藏于他国的图书馆。这部分资料记录着我国5世纪到11世纪佛教历史，而且多是当时人抄写下来的经书、语录之类，这正是胡适所需要的“宝贝”。所以他一到英国就赶忙去看。
在伦敦住了10天，看了许多唐代禅宗史料。开过一次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后就遇上休会，于是他又赶到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看资料。有一天，他看见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文中常提到一个“会”字，他一看就知道是神会。于是他高兴地说：我走了1万多里路，要找的禅宗材料，到巴黎不到3天就找到了。在这里，他共发现了3种神会和尚的《语录》约2万余字，又抄阅了“东都沙门释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一共用了16天的功夫。之后回到伦敦，又找到了神会和尚的《显宗记》；如是往返地到图书馆看资料、翻卡片、抄写敦煌卷子。据他在《海外读书杂记》里说：在巴黎读了50卷子，在伦敦读了100卷子，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材料。在这一点上，成绩可算是很满意的，总算不虚此行。后来他利用这些材料写了《菩提达摩考》、《荷泽大师神会传》、《楞伽师资记序》及《中国禅学的发展》等论著，皆收入《胡适文存》及其“讲演集”。现将其大意略述一二：《菩提达摩考》是胡适所写《中国中古哲学史》里的一章。关于菩提达摩的事迹在禅宗史上是一件重大的公案。禅宗尊他为初祖，造出许多神话，后来引起学者怀疑，竟有人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物。诸如此类众说纷纭。胡适根据史书记载，及其所得的敦煌材料进行研究，考证的结果，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印度佛教徒，大约南北朝时，即公元470～475年之间，从海道进入中国广州，后来传授禅学由南京到了北方。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9年，但胡适考订为将近50年，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至于他的事迹，简叙如下：他是中国佛教的始祖，又称为东土的第一代，他的传法世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