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正当胡适在上海与朋友们计议如何出版“丛书”事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三一八”惨案。这天，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开大会，抗议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无理侵犯我国大沽口的海防主权。会后游行到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不料竟遭北洋政府的镇压，群众死47人，伤150余人。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但胡适对这次事件态度不甚鲜明，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激愤。陈在事件发生后不几天，他就很愤怒地写了一封信给老朋友、当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大意是说，“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了（指镇压学生事），我和你绝交。”写完后，即用快信寄出。据汪原放说，这期间陈独秀很忙，常到他家来约人见面会谈。所以他大叔说，“近来我们的门槛都给人踏坏了！要看仲甫的人真多啊！”而陈总是说“要认真，要好好的干，‘不进则退’”，这是陈独秀的表现。而胡适呢？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还在上海大同学院大讲“学术救国”。他说：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今天只就第二点略为说说。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转移，从根本上去作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企图以此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说：我在上海病中看了一本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传记，有些地方看了我竟哭了。以下便是这个故事的大概，他说：巴氏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国的科学家。当时，法国为战败国，割地两省给德国，并赔款50万万。巴氏看到国之将亡的惨相，十分悲愤！他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之后，巴氏埋头研究科学，搞试验，最后终于做出了三件大发明：第一，关于制酒的事。他研究发酵作用，将酒煮到55度，酒就不会坏，而且还能保存下来。这样法国南部生产的酒便可运往非洲去卖，于是避免了过去坏酒的现象，为法国每年增加收入几万万。第二，关于养蚕的事。法国蚕业，每年收入极大。但有一年蚕子忽然发生瘟病，损失甚大。巴氏研究的结果认为没有什么病，是由于做蛹变蛾时，染上了微生物的缘故。后来他想出一个简单办法，用显微镜来选蚕种，效果非常好。国家推广他的经验，蚕业得到发展，收入大增。第三，关于畜牧的事。法国向来重农，畜牧很盛。有一年，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几天便都出黑血而死。全国损失牛羊不计其数。巴氏认为这是一种病菌传入牲畜身上的缘故，于是便进行试验。经过四五年的研究，他把毒小一点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之后这些牲畜遇着毒大的病菌也不会生病了，因为体内已经有了抵抗力。这个发明不仅治了牲畜的瘟病，而且使医学大为进步，给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好处。巴士特为法国争得了荣誉，成为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奠基人。后来有一英国人说，巴士特一人试验的成绩，足以还50万万赔款而有余。
接着，胡适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他说，普法战争前，法国之所以未打败战，原因是由于法国那瓦西尔（Lavoisier）一般科学家有种种发明足资应用的关系。后来那瓦西尔等人死后，没有人研究科学武器，所以国势大减。这次普法战争法国竟打不过一个新建立而未统一的德国，完全是由于科学不进步的原因。
于是胡适总结说，巴士特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做大学生，所作何事？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注意，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没有科学，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胡适以上的讲演，从内容上来说大致可以，但在北洋政府肆无忌惮地枪杀学生而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时候，他还在宣扬学术救国，要学生们不过问政治，一心只管读圣贤书，这未免太脱离实际了。如果按他的意见做去，这正是北洋政府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岂不是在为这个镇压学生的反动政府做宣传
胡适在鼓吹“学术救国”的同时，又提出他的文化观来进行宣传。因此他写了一篇《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同年，发表在《观代评论》四卷八十三期上。在这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文章开头他为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文明却是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这是他第一次对文化所下的界说，简言之：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接着他批评了那种把西方文明视为物质的见解，他说，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因此他解释说：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于是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而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胡适认为西方文明不仅物质文明高，而且精神文明也超过东方民族。他说：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影响。他认为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18世纪革命的口号，美国、法国，以至南美洲、全欧洲的革命运动无不受其影响。19世纪有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要求公道的待遇，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发生，而且已经做出成绩。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但他的成绩已是很可观了。上述这些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而是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所以他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经过东西文化对比，他归纳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由此引申，他认为知足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知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然而，西方人大不一样，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最后他说：充分运用聪明智慧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物质的文明”。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文化上复古势力及北洋军阀政府执行的封建专制政策无疑是有批判作用的。其中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为19世纪的精神文明，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众说纷纭：有叫好的，也有喝倒彩的。比如，在北大有位学生张池明就写信给胡适称赞他说：先生对于“东西文化”均有精深的研究和明白的观察。在中国学者当中是一位配讲这个“东西文化”题目的人。并称先生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来给中国人——中国青年们走，这是很对、很对的。这是救渡中国人的大船，也是中国青年界的一个指南针。在海外，当时有位杨袁昌英女士由法国写信给胡适，谈她的读后感，她在信中说：我前次在东方杂志拜读了你那篇《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一文后心里十二分的欢喜。你所说的话正是我所欲扬臂高呼的。至于反对派潘光旦可为代表。他在1927年5月1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与新宗教新道德》的文章，评论胡适上文的观点，他说，胡适把西方文明看得太高了，而对东方的圣人和圣人的言论大不赞成，几乎出之以诅咒。他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东方的圣人懒惰得很，常作无可奈何之辞，这是无可讳言的，但不可一笔抹煞。接着他以进化论的观点对东方文明里的，如乐天、安命、知足、守分等观念进行了分析，说明这些思想是适应社会而生，决不是向壁虚构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一层道理胡适就没有注意到。责备过严，便成了不问背景，以今论古，为有识者所不乱发。于是他说：我对于适之先生所称的新宗教新道德实在不敢恭维。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化观提出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兴趣，评论文章时有出现，但这还只是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热烈的讨论还在后头。
这年春天，胡适在上海恰好遇上“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英国退还庚款，如何应用于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办法。胡是中方代表三委员之一（其二为丁文江与王景春）。须出席此会，所以他的部分时间又集中在这方面了。英方委员有卫灵敦（为团长）、苏狄尔、安德生三人。该会委员从3月起便集中在上海礼查饭店开始工作，听取中英两国人士的意见，研究何种用途对中英双方都有利益的办法。为了做好计划，他们决定到各地去听取意见，然后再提出方案到英国去开全体委员会议，最后再作出具体办法。为此，该会委员先后到汉口、南京、杭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地代表人物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书面报告，然后各自分散，或是结伴而行到伦敦集合。这项工作是很难做的，各方面的人士都希望能争取到一部分，纷纷来函讨论。当时，除教育学术界外，政界人物如孙传芳也来函要求以2000万元庚款治理淮河，并称：“衣食足而后，可与言教育，可与言道义。”由此可见，如何分配，达到公平合理，显然不易，不过胡适还是尽力去做。他说：我们三个中国委员虽无他长，至少有一点可以与国人共见，就是都肯细心考虑，为国家谋永久利益，都有几根硬骨头，敢于秉公心对国人对外人说话。接着他宣布此行任务是博访各方意见，规定用途原则，替英庚款计划一个能如人意的董事会，并助其成立。至于如何实行，那是以后的事，他们无权过问。
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往伦敦赴会，当时丁文江已接受北洋军阀孙传芳之委派，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所以未能同行。另一名中方代表王景春已经先走。行前胡曾在北大作过几次讲演，其中一次是在北大学术研究会讲的。这次没有什么题目，不过是随便说说，记录者根据其内容大体归纳为“学术救国”这样一个题目。从此稿的开场白来看，这期间胡适可能是因受到各方面批评深感委屈和苦恼，所以他一上来就很消沉地说：今天时间很短，我不想说甚么多的话。我差不多有9个月没有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面找一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许我这样尚无把握。那就要看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了。今天我略说几句话，就作为临别赠言罢。于是他回顾往事说：去年8月，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事。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但是社会送名誉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来做事；要明了社会送名誉给我们并不是给我们便于吃饭和拿钱的。我说的话，也许是不入耳之言，但你们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也是难得的呀！接着他说：去年我说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行的，而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的。刚才加藤（日本人）先生说，新日本之所以成为新日本之种种事实使我非常感动。日本是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却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他们国内一般的人都尽量地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要知道，无论我们要做甚么，离开学术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说到这里，他又把数日前在上海大同学院所讲的巴士特的故事又重复了一番，仍然坚持他的主张说：没有科学，打战、革命都是不行的。
此外，在北海公园水榭给“求真学社”的同学也讲过一次，这是他的临别赠言。他说，今天承“求真学社”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的感谢！接着谈他留学回国后的经历，宣称，那时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想对于这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做一番改造的工夫。但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想把2000年来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他起死回生是不容易的；努力了许多年，转眼去看一看，社会不是一无所动，而这两年情形，政治思想越演越颓败，人民生计、社会风俗习惯都是每况愈下。面对这种形势，他感到很痛心！并称，这次出国打算不回来了，准备在国外用英文写一部“西洋哲学史”。他认为西洋人写的哲学史太偏重于学哲学的专业人员，往往把那些不切要的问题谈得太多，而对那些震动和改变社会的思想家却谈得很少。一部哲学史翻开一看，康德和黑格尔的东西占去将近一半，而达尔文、马克思、赫胥黎、托尔斯泰反没有他们的位置，这不太公平。所以他想写一部哲学史，改变这种局面。按照他的意见，作哲学史当以其人的思想影响于社会的大小为主体，而把那些讨论空洞的判断、命题等无关紧要而又引不起兴趣的问题极力删去。比如：讲马克思，当叙述他竭力提倡社会主义，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讲成唯物史观并用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宿；至于黑格尔本身的哲学和他的论文等只说个线索就够了。以上是他出国后的一个打算，能否实现很难预料。因为他在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也许将来一时感情的冲动，提早回来也未可知。”事实证明，后来他还是回国了。所以他的这个计划成了一纸空文，仍保存在他的档案里。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主张，注重实际，这倒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