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讲“中西文化对比”这个题目，过去曾断断续续讲过一些，但较系统地讲是从1925年开始的。这年6月28日，他应北京青年会夏令营之邀，在西山卧佛寺万松亭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当时虽有记录，但未公诸于世，可见其慎重。他说：我到卧佛寺来，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正当我们几位北大同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外边的人都说我们是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那时司徒雷登先生发起一个讨论会就在卧佛寺举行，与会的有博晨光、戴乐仁、步济时诸先生；北大方面来了蔡元培、李大钊诸先生同我。各个都先开诚布公地说他对宗教的观念。信宗教的陈述他宗教的经验，不信地说出他对无神的理由。第二步便讨论我们是否能合作。结果以为我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服务，既抱着同一的热诚，无论个人的信仰如何不同，合作却是可能的。即证之于数年来的事实，我们的确已经合作了。所以这一次讨论会我们彼此都觉得十分满意。第二次是协和医学的几个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邀我到卧佛寺来谈话，当时谈的是佛教问题。这次来是第三次了。以下便是讲他对这个题目的感想，他说，这次承张钦士先生邀我来此，讲演这大题目，我本百般推辞，终不获允。今天不得已特上山来与诸位谈谈。今天给我的这个题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实在太大，不是几点钟内所能讲得完的。中国有句俗话“小题大做”，这本是说人的一种毛病，但用来研究学问，却是很好的态度。“小题大做”是无论研究何种细微的东西必要从各方面下手，科学的种种发明便是例子。即论到作文章也是如此。反之“大题小做”，便会弄得糟糕，自欺欺人。所以我宁愿用5万字来写一篇《水浒传考证》，而不愿用几千字来写一个大题目。
以下谈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说：什么是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下个定义是不容易的，我也不试着下定义，我只讲它在历史上的变迁。“中国文化”是一个很老的民族，在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里，在一个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向无很大文化上的劲敌，而所遗下的产物。这是历史上的看法，离开历史便无文化。接着他讲了几个特点：（一）因为是古老的民族，所以富于惰性而尚保守。（二）因为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所以思想很平庸而不走极端。（三）因为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所以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故以宗教观念及哲学皆不离伦理、物质及人生。（四）因为无文化的劲敌，所以竞争、进取之心非常薄弱。根据上述的认识，他宣称：今天我讲的中国文化，只限于精神生活——宗教方面，而且只用历史的眼光谈一谈研究的方法。于是他提出四个问题来讲：（一）中国民族有何种宗教？（二）中国民族的宗教，所经过的变迁是什么？（三）这种宗教受外来的影响若何？（四）受了影响之后的反应如何？胡适根据古代文献中所表达出来的诸子学说及其思想阐述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最后声明说：我今日不过以历史的眼光及研究法略说一下，至于确实的答案，我们现时还不能预测，但我以为用历史的研究法是比较的可靠一些。至于说到基督教，他说：据我的观察，将来基督教在中国民族中间的发展是很有限的；或者在医院、青年会等组织才有它们相当的位置，其余基督教本身，则没有多少发展的可能。在士大夫——智识阶级方面，因为中国自然主义同西洋科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于宗教愈形冷淡，甚或加以抵抗。以上是胡适讲演记录稿中的大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观念，虽不甚完整，但基本格局已定。第二年他在上海以“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为题发表演说，对其内容作了许多补充，后来公开发表，于是成为他谈中西文化的第一篇论文（见后）。
同年10月，胡适由武汉到上海，先是住在旅馆，后寄居于“亚东”治病。当时汪孟邹辗转求人为胡适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潘念祖医他的痔疮。他得这个病已很久了，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开过两次刀，不仅没有治好，而且还时常发作。这次中医说100天管好。当初他有点怀疑，后来治了100天，果然好了，而且以后一直没有再发作过。晚年他在台湾回忆这段往事，也很有感触地说：在上海看病，果然100天完全好了，到今年有36年之久从没有复发过。
胡适病治好了，但他没有回北京去，这可把夫人江冬秀给急坏了。当时他们家经济出现了赤字，胡适学校中没有收入，而江冬秀又喜欢打麻将，常有输的时候。另方面又要准备搬家，原住钟鼓寺11号，与高一涵同住一个院子，后来关系可能有点不协调，所以要搬家。当时陟山门大街有一处空房很好，但她又嫌房租太贵，最后在胡适的好友丁文江的支持下终于搬过去了。于是写信给胡适说：“丁在君由天津来，昨天他打电话来，要同我去看林长民的房子。我看看房子不大合适，嫌太贵，七八十元怎么住得起？他一定劝我租下来，他说你租一幢好房子，适之少在外面住两个月就有了。我想朋友这样热心对我们，我也不好回他不要。丁先生说他打电报告诉你，不要我管，他替我定下来了。”可见丁文江对胡适关怀备至，真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弟弟管起来了。当年3月7号搬家，江冬秀没有钱，于是她拿了几件金器去当了150元来开支。搬了以后她后悔了。她给胡适写信说：北京没有钱实在难过，比不得家乡。如今房子住大了，什么费用都多出来了。我太不该搬大房子。我算这个月要多用100元用费。望你见信想法寄点钱要紧。江冬秀手里吃紧，但应酬打麻将的钱还是有的。不过这段时期她的手运不好，常常有输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她向胡适报告近况时说：“今天晚饭有两家请：方太太、洪太太。我今晚酒吃太多。到方家吃了五大杯白兰地。洪太太家又吃两杯白兰地，吃了六七杯高粮酒。十多年没有这样醉过了，还打了八圈儿牌，都是瞎打。两点钟才回来。输了12块钱。丁太太输了10块。我们二人当大家面说，日后不来摸儿钱的了。要应酬也决不打大牌。”她又告诉胡适说，“我去年自你走后，到现在，今年共输了100多元了。可气不气！近来出去应酬三次，大输而回。我现在心里实在难受的不得了，我不写了。现在4点钟，快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看出胡适的家庭应酬很平凡，而江冬秀打麻将那是出了名的，她能白天黑夜地打牌，胡适不是这样，为了应酬，一般打四圈就回书房去了。因此，人们称胡适打的是“卫生麻将”；一时传为笑谈。
江冬秀搬完家后，4月15日那天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奉军与直鲁联军的猛烈进攻下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当晚战斗十分激烈，北京上空有飞机乱扔炸弹，市民非常恐慌。胡适新宅靠近景山，虽未被炸着，但后墙已被震动，土都掉下来了。处此危境，一般女人是比较紧张的，然而江冬秀却很镇静，倒还想得开。事后第二天，她写信告诉胡适说，“前天晚上国民军撤退，北京城大家都恐慌，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劝我暂避开家。我想一来孩子们都睡觉，二来北京城多大地方，多少人烟，一个东交民巷能堆多少人，也不过是有钱人、怕死的人赶到那里去受罪罢。一间房子几十个人，你看受罪不受罪。仰南男家，他们一共去了4个人，住了一晚，用了八九十块钱，还是坐一晚。他们自己不肯说花了许多钱，你看可笑不可笑！还是我们安然无事睡一觉。”最后她很风趣地说，“我们只好拿平民来比，他们也是人呀！人人都惜命，我不怕，不走。”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江冬秀不愧是农村里长大的妇女，其个性有诚实、粗犷、善良的一面；语言淳朴、生动，只可惜读书太少了，错别字常有，不过字写得还过得去，笔迹很像胡适。可能是有意模仿。有一次他侄儿问她，为什么把“很”字，写成“狠”字？她一边拿过胡适的书信，一边指着上面的一个“狠”字回答说，你看你四叔不也是这样写的吗！可见她不只是光打麻将，有时也注意学习的。
胡适这次来上海一住就好几个月，北大方面已经请了长假，住在“亚东”倒也方便，常与汪原放谈论如何出书的事。当时，他主张出一部《中国哲学丛书》，把一切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重要著作一概整理出来，如《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等书；其次出一部《古短篇小说丛书》，如《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等书。此外还想出一部《常识丛书》（即日用丛书），选题如：《日本》、《英国》、《孔子》、《耶稣》、《法律》、《国会》、《无线电》、《盐》、《蚕》、《茶》、《煤》等等。文字要求活泼，有可读性；形式用问答体，或是小说，或是游记体皆可，但文字不要过长，大约一二万字为宜。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后来“亚东”做了一些，如出版了《宋人话本七种》、《今古奇观》、《优生学与婚姻》、《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等书，但作为整部丛书来说，因人力、财力有限未能出版，可是《常识丛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定名为《万有文库》出版了。故总的来说胡适的理想，基本上还是实现了。这期间他在“亚东”治病，来看他的朋友很多，其中王云五、张元济、高梦旦来的次数较多，大概是来商量出书的事；其他常客有徐志摩、罗文干、汤尔和、郁达夫、顾维钧等人。据汪原放说，胡适屋里经常是宾客满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