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毛泽东到北京，在举行“驱张大游行”之前（即1920年1月15日）曾拜访了他，所谈内容，当天胡适在他的“日程与日记”上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因为是《日程》没有多记，但他晚年对此曾有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从中可知，他们所讨论的事，除了“驱张运动”之事外，还谈了湖南的教育改革等问题。同年6月，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由于直皖两系军阀的明争暗斗倒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忽然从湘南撤兵北上，湖南地方势力谭延闿等趁机夺取长沙，张见势不妙，竟溜之乎矣！毛泽东这时还在上海。他是4月离京，7月7日回到湖南的。他一到便写信向胡适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云：“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7月9日）从上所述，可看出胡适当时对社会教育的改良及反对封建军阀还是很热心支持的。至于他们的相识，那是在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即1918年8月。对于这段往事，毛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曾作过如下的回忆，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另本译为“楷模”）。当谈到1920年的“驱张运动”时，毛又说：“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这跟胡适所记一样，可看出他们的交往，还是友好的。但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胡适仍死抱着资产阶级的杜威哲学，不肯向前，所以被时代抛在后面了。1923年，毛称：胡适是“非革命的民主派”。
这年夏天，胡适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次暑期学校讲学。7月2日抵达南京，讲题为“古语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中国古代哲学史”等专题。学员来自17个省，共七八百人。在此会晤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衡哲女士及其未婚夫任鸿隽。陈为北大聘定的教授，即将赴任。老朋友久别重逢，其乐也融融！8月22日胡适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赠叔永莎菲（衡哲）诉其情怀。诗云：
（上）
雪全消了，
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
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
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
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
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
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们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胡适此次到南京讲学，时间大约一月有余，中间曾到过上海，8月26日回到北京。冬秀已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胡适很高兴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素斐。这与陈女士（莎菲）的字音基本上相同。因此人们认为胡适取这个名字语意双关，然而又不知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胡适忙过家务后，便接着为陈女士的工作与各方进行联系。先拜访了蔡元培校长，后与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商量如何安置课程的问题。陈的意思是想教西洋史，但已经有人了，中途不好辞退，朱说，如果陈女士愿意教，明年再商量，现请她教“西洋近百年史”，或是教英文都可以。工作大体定了后，9月5日，胡与陈到车站去接任叔永和赵元任。（可见陈先行一步与胡一同到北京的）当天，赵往清华任教，任暂住胡适家。次日胡陪任到陈女士家去拜见岳父岳母。后来他俩于9月16日举行结婚典礼时，胡适做赞礼（司仪）、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蔡元培赠的是：“科学社最小限度，历史谈重新开篇。”他们结婚，没有什么排场。胡适说，婚礼甚简单、最可采用。但不久，陈怀孕后便不能上课了，这使许多人很失望。胡为她工作出力不小，而成效不大，也感到为难，他在日记里说：“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1920年9月11日，北大又一个新学年开学了。今年北大请到一批新教授如李四光、丁西林、颜任光、李书华、王雪艇、周鲠生、陈衡哲等人。因此开学典礼具有欢迎新教师的意义，其中有的是胡适联系请来的，所以他带病出席了。他在日记里写道：“11日，开学礼，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有燕树棠者（法律）最劣。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胡适这次的演说，题目是《提高和普及》。他说，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梦麟）先生偏偏把“且听下面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接着讲北大教学是提高或是普及呢？大意是：主张“提高”反对“普及”谈到普及时他说，现在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实际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这叫做“普及”！他说：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诅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至于“提高”，他说：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凡教育皆有两方面：一为提高，一为普及。北大应该把精神，集中在“提高”方面；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并举例说：你看桌上的灯绝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门径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10年、20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胡适的这番话表明了他想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的愿望，但片面追求“提高”，这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普及”的基础，提高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在这篇讲话里也反映了他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所以当讲到“普及”时，对新生事物，大众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嘲讽，这是错误的。之前，他对教育的作用等问题，曾于2月19日在平民中学作过一次演讲，题为《学生与社会》，他说：“教育的功效在给我们带上一副眼镜，使我们看的远些，看的清楚些。平时看不出毛病来的地方，现在看出毛病来了。这便是教育收功的证据。若受了教育之后，仍旧觉得事事满意，你就上了当了，你只带上了一副平光眼镜，只可摆样子，不配用！”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只有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这是因为学生是受过教育的人。由此可见胡适对智力教育的重视，但忽略了社会实践，所以他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胡适自南京回来后，经常生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胡适自知这个病虽不是急性病，但二三十年之内或无意外事，故必须静养，切不可劳累过度。蔡元培和蒋梦麟都非常关心他，替他着急，劝他休息半年。胡适认为，半年可不须要，只须一个月静养尽够了。于是他自己订了一个日程，十时睡，七时起，下午睡半小时至一时。谢绝应酬的吃饭，谢绝不相干的客人。话虽如此说，但实际上很难执行。后来友人马幼渔介绍中医陆仲安给他治病，这位大夫给他补肾、理脾；连吃了三个月的中药。下黄芪10两，党参6两，使许多人看了都摇头，可是胡适吃了他的药病竟好了。从此陆仲安名声大振，在中医行列为先进；与胡家交往也日益加深。胡家大人小孩得病都请他来看。胡适也很感谢他，后来作文一则，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略谓：“我看了林（琴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在那里作化学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他是相信中医的，但希望提高、科学化，此文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
1921年春，北京教育界因为政府长期不发薪水，各校教职员开始罢教，组织起来向政府交涉。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主任高梦旦到京，力邀胡适到“商务”去代他任编辑主任。胡一再推辞不过，答应有机会去看看。是年杜威返国，京中无事，7月15日他就到上海去了一趟。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张菊生、高梦旦等人，打算请胡担任该馆编译所长职务，胡在犹豫之中，未作肯定答复，经过几次会晤，胡也再三考虑，认为他已是30岁的人了，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于是坚辞不就。但盛情难却，替他们做了一个改良计划，并推举他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去任这个职务。大家都很满意。之后，在参观过程中，他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劝他们编一些“中学国文参考丛书”：《诗经新注》、《词选》等等。他说：“中学学生决不能从《中学国文读本》里学得国文，我们不能不设法引他们多看书，而现在实无中学生可看的中文书。”于是亲自为他们拟了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此外作了几次演讲。8月29日突然接到北京电报，要他速回。那时北大即将做开学准备，因为学校欠薪罢课问题已经解决，胡适只好向大家告辞，匆忙返回北京。行前“商务”曾送他1000元的酬金，他再三推辞不过，最后收下500元作为生活费用，其余退回。
这次罢课是因为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扣发教育经费而引起的。是年3月，北京教育界以国立八校为首，推举马叙伦为教职员会主席向徐世昌请愿，要求发还“积欠”，结果遭到镇压，爆发了“六三”事件，马叙伦被打伤，住进医院。从此以后学校罢课，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这次运动前后共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胡适说：“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权与政府交涉，但无全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即马叙伦）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在7月7日的日记里，胡适又说：“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我自己的忏悔。”胡适认为，罢课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主张和平解决。因此“六三”以后，马叙伦在医院中采取绝食斗争，李大钊把这消息告诉他时，他说“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是无益之举”，并说：“大战后，各国政府做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把戏了。”由此可见胡适对群众的态度。
胡适9月9日回到北京，12日即上课（补课）。因为罢课耽误了功课，先补习一段时间，再继续上新课。这期间讲英国诗、中国中古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等课。10月11日学校正式开学，蔡元培校长请他讲几句话，大家鼓掌欢迎。他上台作了一番演说，大意仍持过去的主张，他说：“我对于大学的希望，仍是提高……希望以后不可再罢课了。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几天后，有美国学人Sailen来访，问胡适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意见，他回答说，他主张先从高等教育下手，并强调说“高等教育办不好、低等教育也办不好”。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侧面。
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讨论学校系统改革案等问题。胡适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之前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对学制会议希望》。他说，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日内就要开会了。我们对这个会议有两个希望：第一我们希望专家们不要太注重学制的改革，学制从硬性的变成弹性的，固然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第二我们对于新学制的中学部分，认为最重要部分。我们希望高级中学要特别慎重。现在办不好4年制中学的人，也决办不好6年制的中学。我们主张，现在只可能指定少数已有成绩的中学，准他们办高级中学……胡适带着这样一种主张，去参加会议。会议开了10天，20～30日，由蔡元培主持，胡是学制起草人之一。这次会议拟定的学制：将小学7年制改为6年制，中学4年制改为6年制（三三制），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4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并预定中等教育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提倡多设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这次改革重点着眼于中学，想提高中学质量，加强职业教育，但事与愿违。据胡适回忆说：“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的也多，政府无严格限制。凡中学都设高中，把中学水准降低了。这是当初定新学制时未料到的。”上面所讲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学制会议的方案。但处于南北分裂情况下的旧中国，他们的主张还需得到南方政府教育界的同意才能生效。为了统一意志，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新学制问题。胡适以北京教育会代表的资格出席。会上北京教育部学制会议与去年广州学制会议所定的草案，发生冲突，双方争论激烈。胡适在会上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请教育部颁布施行”。于是北京教育部特派员陈容、胡家风急忙请胡适与另一个北京代表姚金绅出来调解。胡姚二人连夜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修订，提出一个方案，叫审查底稿，供大家讨论。他在这个方案的序云中说：我们特用了一日一夜之力，根据广州原案参酌学制会议之议案及江苏省教育会提出之修正案，比较研究的结果，草成这一个综合之修正案。精神全本广州原案，而文字形式则比较诸案择善而从。请诸位同人考虑采择。谈到学制标准时，他们列了几条：（一）发挥平民教育的精神；（二）谋个性发展的可能；（三）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四）使教育易于普及等等。会议最后以他二人的底稿为基础，提出修正案，审查通过。在这个修正案中规定：小学6年。中学分初高两级，各3年。师范学校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年到6年，以各科性质，酌情而定。其中特别提出大学校用选科制，注重天才教育，得变通教材及年限，使优异之智能尽量发展等等。从两次会议中可以看出胡适在其中的作用：不仅是议案起草者之一，而且调解双方矛盾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会议的结果，是放弃从日本传来的学制；而转向英美制，并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这中间与胡适有极大关系。由此可见其影响不小。1922年11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新学制，胡适在日记里写道，“除小更动外，全是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这次新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态，缩短了学制，提高了中等教育及师范教育的水平，小学国文改为国语、中学加强了人文科学和理科的课程。这些都是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教育改革的结果。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