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于社会现实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旧文化学术则反对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并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为榜样,否定日趋没落旧文明,要求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人们说的新思潮,在他看来莫不过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对“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同时也是他的行动准则、理想和希望。所以他说:“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在对待过去文化遗产方面,他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为真理而求真理,以此标准去批评各家,“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除了整理古代经典,写出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又着手整理了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古代通俗小说:他首先选择《水浒》、《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作为整理对象,出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整理的办法是:(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前一、二项由亚东去做,后一项胡适自任。这个计划,后来亚东经理汪原放同意了,于是各自开始工作。
1920年夏,经过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等人日以继夜的奋斗,一部《水浒》传不到半年功夫,分段、标点的工作已经完成,所差就是排版付印了。而胡适写的《水浒传考证》已于7月27日脱稿寄出。这时他正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学,为此,他还专程到上海去察看此书的印刷情况。在看的过程中,他对汪等的标点、分段的工作很满意,所差就是一篇后记之类的东西,于是他要汪再写一篇《校读后记》与《句读符号说明》补上。这些汪都一一答应做了。一天,亚东请客,在吃酒时,胡笑着站起来说:“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汪忙答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很不容易做。今回是尝试尝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几天后,胡适仍要回南京高师教课,行前,他要汪为他准备几页分段、标点的《水浒》,及“校读后记”等资料带走,拟到南京后讲课时散发给学员参考。最后汪提出要到南京去卖,胡适说:出书的时候,可以去。如果去,可以到南京梅庵找我,我住在那里。事情就这样决定,胡适按计划离沪返宁。
8月中旬,经过整理的亚东版《水浒》传出版了。胡适写的《水浒传考证》作为该书的导言。他对这部书的历史进行了考证。称《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力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由此可见他对古典小说的重视,评价之高,非同凡响。其次,他在考察这部小说时,密切联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把它提高到学术的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见解。他说:“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36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胡适对这部书的考证,前后有近5万字的论文,结论是:这部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属于历史小说一类,开始时是数千字的《宣和遗事》,后来经过多少无名作家、说书、演唱的不断修改补充,才成为现存的这个形式:其作者74回本为施耐庵;100回本为罗贯中。上述这些成绩,他说是用历史方法得出来的。这在当耐研究古典小说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情形下,是有其筚路蓝缕之功。此外,陈独秀也为该书写了一篇短序,对这脍炙人口的小说作了简介,并指出:“《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所以他说,许多人爱读它,正是因为文学的特性重在艺术的表现之缘故。
“亚东”按原来计划:书出版后便由汪原放将第一批装订好的大约400部《水浒》带到南京,且找到了胡适,于是在高师校门外设了一个售书摊。这期间,胡适在暑期学校讲过“研究国故的方法”,曾提出四个方法,大意是:(一)历史的观念,把旧书当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方,或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的起点。(二)疑古的态度,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三)系统的研究,无论研究什么书,都要寻出他的脉络,从历史方面着手,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四)整理,整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就小说来说,形式方面,要加上标点符号、分开段落;内容方面,需加上新注解,并要有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等等。在讲课时,胡适以《水浒》为例,作了讲解。学生们早就盼望此书出版了,而今送货上门,机会难得,于是争先恐后去买这部经过整理的《水浒》传。汪原放带来的四大包书,不多一会儿就卖完了。他感到很兴奋,及时赶回上海,追加印数,结果初版就印了5000册。
同年11月,《儒林外史》又出版了。这是一部很有批判精神的讽刺小说。人们争着去买。“亚东”初版印了4000部,但只卖了三个月便卖完了,接着赶快再版。可见“亚东”生意之兴隆!此书出版时,胡适原计划要写一篇序言的,但他自从南京返回北京后就病了,来不及写,而“亚东”积极性正在高涨之际,很快就把书的标点、分段做完,等着付印。为了不延误出书,胡适寄去一篇《吴敬梓传》以代之为序。他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并指出:《儒林外史》这部书之所以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部书首先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胡适认为这是全书的宗旨,明了于此是很重要的。接着又说: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衷得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得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夫肖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些见识,在200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事。这部书在最后写一个裁缝,每日做工余下的工夫,不是弹琴写字,就是读书做诗。别人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何以不与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回答说:我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不图富贵、不看人家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对此,胡适大加赞美说:“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
此书除胡序外,陈独秀、钱玄同也作了序文。陈序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最后他提醒大家说:“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陈在此特别强调了写实文学之重要,这是他过去一贯的主张。钱玄同的序首先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接着谈其读书心得。他说,此书有三层好处,其一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其他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一)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是三书共有的。(二)没有一句淫秽语,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其他那两部书,文学虽好,但是也还有几段淫秽的话;这部书不但没有一句描写淫秽话,就是中国文人照例要说的肉麻话也没有。接着他以问句的形式肯定地说,这不是他的大特色吗?(三)是国语的文学。他补充胡的论点说道,适之先生的《水浒传考证》中说,“这部70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我以为这话很对。但是白话文学之中有“方言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之区别。《水浒》还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了。什么道理呢?他自问自答地说:《水浒》和《儒林外史》之间,并没有国语的文学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说他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部书经过上进三位新进人物的评论,身价百倍,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亚东”主人的积极性更提高了。
次年5月《红楼梦》出版,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为序。这时陈独秀在广州也写了一篇,他主张《红楼梦》的书名,应改为《石头记》,但没有申述其理由,只是着重告诉读者,读此书时,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而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陈认为写情属于小说范围,而写故事则属于历史。所以他说,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因此他希望:“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