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国不久，1918年1月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对那时的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切合实际提出批评和建议。他说：我有十几年没有到内地去了。这回回家，看到家乡小学堂经费不足，但他们却能花60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来教英文、唱歌，又花了20元钱买了一架风琴；其他课程也很齐备：有图画、国文、体操、修身等等。他认为，在这山区里的小学教英文没有用，也学不好，倒不如学些实用的，比如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卫生常识等等。“修身”课大可不必，难道“教他们做圣贤！”风琴也不要买，这些钱都可以省下，到乡村里找个会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来教，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他说：“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至于那些中学堂，他说：“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最后他很有感慨地说：“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1920年3月，胡适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文章里他根据过去教育部的规定及自己的经验，对中学毕业生国文应达到的标准，提出四条要求：（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四）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关于课程安排，特别强调实习，因此后两年设“演说”与“辩论”，以代国文课。他说：“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关于如何教授古文，他主张用“看书”代替“讲读”。他说：“我自己从来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又说：“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读他译的一本《茶花女》。”他还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绩。胡适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一整套的计划，尽管不太切合实际，但在当时新旧交替混乱的情况下，对中学教育，特别是国文课的教学改革是有贡献并起了积极作用的。两年后，他又写了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对先前的标准和主张，作了一些修正。其中主要是对古文的要求过高，他说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用处。为了配合白话文运动和教学需要，他对国语文法也作了一些研究。早在1919年7月，廖仲恺就写信鼓励他说：“我辈对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学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我国无成文的语法，孙中山先生以为先生宜急编此书，以竞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益教育。”这说明社会各方面对此要求是迫切的。在这种形势下，当时他写了《国语文法概论》的长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国语文法的研究，提出三点意见：（一）归纳研究法。（二）比较研究法。（三）历史研究法。其中归纳法是基本的而比较法是帮助归纳法的，是供给我们假设的资料。而历史研究法是纠正归纳法的，因时代的变迁，限制归纳法；一面又推广归纳法的效用，使他组成历史系统。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对当时的研究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后来又写了《国语文法的研究法》作为《国语文法概论》的第三章发表。之后就没有继续写了。国语文法虽没有最后完成，但他为后来者作了铺路的工作，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这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各省选派代表来学习两个月，胡适被邀请在里面讲了十多次课。学生毕业时，他写了一篇《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鼓励大家回各省去当传播国语的先锋。同时他又讲了国语的产生及其标准等问题。他说：推行国语便是定国语标准的唯一方法；等到定了标准再推行国语，是不可能的事。举例来说：你要想学国语，就不要怕南腔北调的国语。你不经过南腔北调的国语，如何能有真正标准的国语呢？这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国语产生的条件，而且回答了那种“没有标准，哪有国语”的批评，从而坚定了同学们回去推行国语的信心。同月，教育部下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召开，胡适被举为大会主席及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会议通过了《教授国音时不必点声的议案》。此外，由于胡适及国语会其他会员的努力，这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典》，并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两件事在国语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说来，《国音字典》的公布，对“国语统一”是创造了条件；而在小学校里停止教授古文，对“文言一致”是极其有利的。所以从此以后，民众文艺便得到相当的地位，这也可说是“文学革命”的结果。国语会过去提出的主张，算是基本实现了。
从这年起，教育部每年都办有“国语讲习班”，直到1922年为止。这中间胡适都是积极支持，出席讲课。他的《白话文学史》一书，就是在这个班上的讲稿，也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主办的《国语周刊》出版“汉字改革”专号，时胡在病中，也作了一篇《卷头言》支持文字改革工作。在文章里他热情赞扬民众对文字的改革精神，他说：“在语言文学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并举了许多例子加以证明。但他并不完全否定专家的作用，认为他们还是有力量的。所以他说：“现在又轮到学者文人来做审查与追认的一步工夫了。”同期载有钱玄同表示感谢的文章，称颂胡的见解有历史眼光。
胡适在极力宣传白话文教学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又提出了平民教育的课题。“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两个热潮：一是白话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二是平民教育的兴起。所以蔡元培说：“（五四）后的唯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那时，蔡对此很有兴趣，胡适也积极参与了这项教育改革的运动。他们首先从北大做起，开办了平民夜校，使工友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从前在京师大学堂里当个所差的，不过是赚几个钱，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在北大当校役（工友）却可入夜校读书识字，这是何等的好！此外，以蔡元培为首，北大师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李辛白、徐彦之、罗家伦、王光祈等16人参加，共同发起了一个“工读互助团”，并于1919年12月21日宣布成立。在启事里说：“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一种缺憾吗？……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简章规定：（一）宗旨以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二）入团者，需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方得为本团团员。（三）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收入、消费都由团体支付。（四）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可由本团请教员来讲、每日教授二小时。（五）一切事务，由《新潮社》徐彦之同学负责等等。此宣言公布后，全国舆论认为是青年学生前途的一线曙光。后来在北京组织了三处，作为试验，团员有章铁民、施存统、赵世炎、易群先（女）等人。开始人数较多，后来由于种种困难，人数递减。当时大概的情形，可由徐彦之给胡适的一封信里看到一些，徐报告说：“工读团第一组去过了，定三个办法：（一）凡有工作的，一元半住费，五元食费，再有余数方可自由去用。（二）上项事务由团员九人轮流担任管理，每月将详细情形报告发起人。（三）无工作者，其食住仍暂由发起人接济。”谈到内部事务时说：“又有两个人，有工也不肯作。好在现在有房子住，有四个月的伙食。吃了、住了，再讲。我去时只有七个人在座，所谓二人者，大概就是那两位……大概此二人别有所图，故有此态度”。最后提出困难，问道“介绍工作一层，近日有无头绪，这层颇不易措词，守常先生亦很为难，怎样好呢？”这是一个组的情况；其他那两个组的情形也差不多。总之没有经费，内部矛盾多，组织松散，生活难以维持，出路无着。为了解决困难，胡适、李大钊、徐彦之三人联名于1920年4月10～12日在《晨报》上连登三天“介绍工作”启事，目的是向社会征求工作，以便介绍学生去应聘，略谓“京内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我们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这个启事登出后，没有收到一封招工的信，相反却收到了一大批社会青年的求职信，要求胡适等人替他们介绍工作，其中有一封是张清夫从湖北宜昌写来的，他说：“我因为在《晨报》看见先生等三人的启事，所以我忙商定寄信与先生。”望作介绍（他）姐姐受了家庭结婚苦决定离开，以求自立。还有一个名叫李欣淑的女青年，左眼失明，为逃避封建婚姻，由湖南到北京，要求胡适帮助，她信中说：“前天我会了黎儆非先生，他说先生很想设法救我出来做个人，又因我有目疾，也想替我设法诊好……现在俱然有希望求学了，这是我莫大之幸。”另一封是北大预科生易世伟的求职信，他说：“我因为经济关系，久抱了一个作工的念头，无奈无门可入……先生提倡新文学，我们青年受赐已属不少，近又介绍作工，替一般穷学生打算，尤令人佩服……”以上是很多信中的几封，从里面可以看出青年求学心切，但拿不出钱来读书。这是社会问题，胡适等人当然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总结这次试验的效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以来，工读的计划很受各地青年欢迎，天津、上海等处都有同样发起，但我近来观察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很有几种感想：（一）是工作时间太多，每人七时以上、十时以下，只有工作时间、没有做学问的机会。（二）是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简单的，不能引起做工人精神上的反应。只有苦趣，没有乐趣。因此他认为试验是失败了。根本大错，在于只做到了“工”的方面，不能顾到“读”的方面。而且“读”的问题很难解决。他说：“今年正月一日，我在天津‘觉悟社’谈话时，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读主义试行以后，求学的方法应该如何？’我的答案，简单说来，是用自己的工作去换一个教育机会的人。若还去受那既不经济又无趣味的学校生活，自然不能满意了。”最后结论，他说：我以为实行工读的人应该注重自修的工夫；提倡的人应该替团员创造一个环境，设图书馆、自修室，提供义务教师等等。做工时间不得超四小时。如果做不到这些，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显然胡适所提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于是轰动一时的“工读主义”，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衰败了。
1920年初，湖南“驱张代表团”到京后，旋即展开活动。1月28日该代表团与北京部分革命群众组成游行队伍，在毛泽东等人的率领下，手执控诉湖南督军的小旗子到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要求撤办张敬尧。张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率兵进入湖南，爬上督军兼省长的宝座。他上台后对湖南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统治，杀人如麻，有“张屠户”之称，可见他的政绩如何了？“五四”运动时，他又对教育界进行了镇压，因此激起民愤。湖南各界联合起来与他斗争。为了争取胜利扩大影响，湖南教育会、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等组织，成立“驱张代表团”到北京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希望获得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早年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工作，“五四”后又办起《湘江评论》。这份刊物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胡适曾在《每周评论》第36号上，特予以介绍，宣称：“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吴虞等人办的）。”接着他对《湘江评论》里，毛泽东所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这篇长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并赞扬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但可惜《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张敬尧下令查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