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是由占全国人口比例极低的满族建立并以其为核心实施统治的。如果说一个新建立的专制政权总是有强化思想控制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对清王朝来说是更迫切的——在较为自由的思想氛围中无法想象少数民族对多数人口的统治不受质疑。而清的统治较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元的统治稳定和有效，实有赖于这种思想控制。
从清前期与中期，中国文学是沿着自身的道路在推进。而到了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然进程因外来力量的强烈冲击而发生突然的变化，文学也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突变状态，最终导致“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但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却不符合事实。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龚自珍的思想情趣在本质上与清末的思想变革相通。完整地看，从元末以来，尤其是从明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中以人本主义为底蕴、以张扬个性为核心要求的变革因素虽屡遭挫折，却在艰难中持续地成长着。它因西方文化的刺激而出现急速的扩张，并因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因素而变形，但中国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这是可以证明的；并且，这也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者们的已经注意到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清代诗文与戏曲、小说分为两章来介绍，但上述关于时代背景的概说，则是针对整个清代文学而言的。
一、清代前期诗文
我们这里说的清代前期，指从清人入关至雍正末（1644—1735）。
从晚明到清前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这一阶段的诗（包括词）文的面貌也因而显得纷繁复杂。
钱谦益、吴伟业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在明末就享有盛名、人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明末官至礼部侍郎，又是东林党首领，在士林颇具影响，但也多次遭到政敌的打击，曾一度入狱。南明朝为礼部尚书，后率先降清，又为士林所耻。不久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并为之出谋划策。他的一生在政治漩涡中沉浮不已，给人以进退失据之感。
钱谦益对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变革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遂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赖古堂文选序》），而纠正的办法，是“建立通汲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答山阴徐伯调书》）。他论诗好标举“性情”，但又主张重“学问”，以为“诗文之道，萌折（拆）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给“性情”的表现加上了限制；他反对褊狭地宗法一家一派，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但较多的是向宋诗的方向摆动。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实即以钱氏为起点。
钱谦益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知性相结合，是其诗显著的特点。萧士玮《读牧斋集七则》赞美钱诗之“停当”为人不可及，这“停当”包括抒情和语言技巧两方面的稳当。兹以《天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自路河登舟，两月方达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之一为例：
破帽青衫出禁城，主恩容易许归耕。趁朝龙尾还如梦，稳卧牛衣得此生。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汉家中叶方全盛，《五噫》何劳叹不平。
满腹牢骚，却全以“颂圣”的笔调写出，堪称委曲周致。
在降清复又退居乡里后，钱谦益诗中多感慨兴亡之作；尤其是郑成功水师入长江之际，许多诗篇激诋清人，流露出期望恢复故国的兴奋。但因其为人反复无常，这些诗被人斥为自我雕饰之辞，而章太炎则以为“不尽诡伪”（《訄书·别录》）。大抵写作这类诗与参与反清活动，都是他的精神自救之举吧。下录《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
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如梦，写来思深笔婉。
钱谦益文化素养很高，他的诗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官至左庶子。明亡后迫于清廷的压力而出仕，曾任国子监祭酒，不久辞职南归。吴伟业并没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为了保全家族他违心地出仕清朝，这又使他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压迫，心情十分痛苦。“浮生所欠止一死”（《过淮阴有感》），“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贺新郎·病中有感》），这种表述与其说是写内心的愧耻或自我辩解，毋宁说更多地写出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
吴伟业对明诗尤其复古派的评价不像钱谦益那样持否定态度，其创作也主要以唐诗为宗，早期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易代之际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七言歌行体的长篇尤负盛名，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等。这些诗以叙事为主干，又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讲究藻饰和声韵，人称“吴梅村体”。
作为一个诗人，吴伟业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有更多的关注。如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国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这一部分写陈圆圆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献给崇祯皇帝，后遣送出宫，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为妾；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实际上她从未发出任何主动的动作，只是被命运所播弄。诗中对吴三桂的行为措辞隐约闪烁，既有嘲讽，又有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小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写这首诗时，吴三桂声势正盛，但吴伟业已经暗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他是不可能被谅解的；而人一旦陷入历史的困境，就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这首《圆圆曲》写得烟水迷离，百感交集，极富于艺术魅力。
王士稹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易代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反清情绪远未消除，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的是号称“一代文宗”的王士稹（1634—1711）。他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其名又作“士祯”，系在其死后清朝为避雍正名讳而迫改。顺治十五年进士，后深受康熙帝恩遇，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
明亡时王士稹年仅十岁，没有太多的历史宿账和感情包袱，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又必须把个人的前途和新王朝联系在一起，这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的前提。顺治十四年秋，已在两年前的会试中式并将于次年参加殿试的王士稹于济南大明湖畔与众名士结社吟诗，赋《秋柳四首》。此诗一出，大江南北遍为传诵，和者达数百人，这表明它不是一首日常性的抒情之作，它的内涵牵动了许多文人的心情。下面录第一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王士稹的一些著名的绝句，完全通过景物来抒情，意境空渺，更能体现“神韵”说的审美趣尚，如《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对此诗颇为自得；尝夸许为“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诗中的画面确实很美，也能够体会到某种孤独的情绪，但已近平有无之间。
王士稹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神韵”说提出之后，在诗坛风靡一时。但也有诗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稹的甥婿赵执信。他在诗论著作《谈龙录》中对王士稹诗论和诗作提出的批评，要点有三：一是“神韵说”过于玄虚缥缈，二是王氏只取一格，眼界太狭，三是王氏“诗中无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词在元、明时代由于散曲的盛行而告衰落。但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尖新、俚俗的语言风格显得不合适，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比狭义的诗而言较为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因而在清代出现词的“中兴”。清词的兴起，与朱彝尊、陈维崧二人的提倡关系最大，谭献谓“锡、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箧中词》），但要论才情卓异，却要数纳兰这位满族贵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朱彝尊（1629—1709）字锡，号竹坨，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的名宦之门。曾长期游幕四方，五十岁时方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后归乡潜心著述。他是位博通经史的学者，又是名诗人，与王士稹并称为“南朱北王”。他与查慎行继钱谦益之后推动了清诗宗宋一派的兴起。其诗重才藻，求典雅，清人对之评价很高，这和重学问的时代风气有关，就诗的情味而言，他并不能与王士稹相比。在词的领域，他是清词中影响最大的“浙西词派”的开创者。
朱彝尊于词主张宗法南宋，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他本人词作讲求音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淳雅，语言精巧。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清晨舟行江南水乡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意味深长，如《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清衾各自寒。
这是一首单调小令，却被推举为朱词的代表作。词中写在全家人共乘一舟的场景下有情人相舍不得、欲近不能的心情极其真切，所谓“咫尺天涯”，莫甚于此。
朱彝尊词以艺术的精雅而言，在清人中堪称一流。但意境不够阔大，风调比较单一。他虽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但那终究不是主要的。
所谓“浙西词派”，因龚翔麟编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六家词》而得名，但其余五人均不甚出色。至清中期，这一派才出现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少负才名，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周游四方，晚年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
陈维崧所作词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而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语言风格很明显是学辛弃疾的。如《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
把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竞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当年此夜昊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缕，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鸜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且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此篇作于康熙三年，时王士稹（阮亭）官扬州，陈与之交好。词中感慨南明政权的失败，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句法带有散文成分，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正是发扬了辛词的特色。陈词以这种苍凉豪放之作最多，许多小令，也写得很有骨力，如《好事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另外，陈维崧也像辛弃疾一样，写有一些婉媚风格的词。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批评陈维崧词“发扬蹈厉而无余蕴”，这是因为他崇尚蕴藉词风的关系。要说到缺陷，陈词一是追仿辛弃疾的痕迹过重，一是写作过多过速，难免会出现粗率的作品。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
清前期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进土，官至一等侍卫。
纳兰性德属于那种高度敏感、内心丰富的天才类型，这类诗人往往短寿。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他更希望过一种平民的、世俗的生活，因为那意味着较多的自由。“德也狂生耳，偶然问，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又《如梦令》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足以令人心凉。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块。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