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约二百八十年的历史（1368—1644），在世界范围来说，差不多正好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时代。长久以来，关于明中后期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有过很多争论，但不管在中国的土壤上有无可能自然生发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明代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是引人注目的，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追溯到元代。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元末已相当繁荣，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与后期，重新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研究者注意到在一些纺织工场开始出现具有数十人规模的雇佣劳动现象。在思想领域，产生于明中叶的王阳明学说以“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对程朱理学提出修正，它潜涵着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利、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在士大夫中曾经盛行一时。到了明后期，李贽的思想在王学基础上更向前迈进，他不仅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的合理表现，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称他为中国古代的启蒙思想家并非过分。
一、明代前期诗文
明王朝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是一位有着历史性敏感的人物。立国以后，他不仅以暴虐手段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个人独裁，在社会经济方面，也强烈地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他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在最富于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中心城市苏州一度呈现荒凉景象。这一切根本上是为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
在思想文化方面，朱元璋也实行了严厉的控制。他宣称：“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存《皇帝手书》）这显示了他对自由言论的憎厌。明初发生过多起看来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有数名府学教官同时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或以为这是心胸褊狭所致，其实另有深刻用意：唯有这种无从辩解的“诛心”式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并以此为荣，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有抄家杀头之罪，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多少能够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试图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在明代，程朱理学被以一种强烈的态度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铜而影响深远。
因而，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到明初戛然而止，由此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成为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
高启等肇始于元末的吴中诗派到明初仍维持了短暂的声势。其时杨维桢年衰，高启（1336—1374）成为首要人物。启字季迪，号青丘子，生长于苏州，元末动乱时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继授户部侍郎的高职，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洪武七年，朱元璋借他案将其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高启之死，《明史》说缘于他有诗讽刺了朱元璋，这未必可靠也未必那么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不肯合作。由于他的名望，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士人所发出的警告显得分外有如诗歌成为高启快乐的源泉。
友人杨基回忆说：“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旯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故人高季迪》诗小序）其神情可以想象。这是因为创作让他感受到生命力获得发扬的兴奋。《青丘子歌》中写道：“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主观精神作为主宰的力量统摄和再造万物，令世界呈现其本来未显示的意态。“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在诗的世界里，诗人成了造物主，堪与鬼神、自然媲美。对自我的创造能力的欣赏，令诗人摆脱了现实的压迫，独享创造的欣喜：“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诗在高启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只是诗人自身内在的需要。他对诗的纯艺术和个人性的认识，是过去极少见的。
但高启还是被朱元璋召去了南京，自由是不可能的。在短暂居京的日子里所作的诗总是有一种高压下的惶恐与哀伤。像《池上雁》以一头“野性不受畜”却“偶为弋者取”的大雁自喻，它尽管被豢养在“华沼”，却“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只是望着远乡，“哀鸣每延楩”。又如《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
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商声激烈出破屋，林乌夜起邻人惊。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与相和，双泪进落青灯前。李供奉，杜拾遗，当时流落俱堪悲，严公欲杀力士怒，白首江海长忧饥。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与我将何为？
这诗里看不出背后的事件是什么，但能够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悲慨，和诗人一旦卷入官场就容易被淹没的预感。
高启在元代长期过着隐居生活，这种生活通常被描写成恬适安宁的样子，但高启的心境却显得异常纷扰复杂，他的精神难以得到安顿。而在明代的高压政治下，心理感受敏锐的他更被焦虑和惊惶所笼罩。就是在辞官回乡以后，他仍然不能摆脱抑郁的心情，如《步至东皋》所写：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诗中毫无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
在《孤鹤篇》中高启借鹤的形象幻想着自由而美丽的世界：“荫之长林下，濯之清涧隈。圆吭发高唳，华月中宵开。”但这离他遥不可及。他的诗告诉人们的是觉醒的自我精神在严酷的环境下的悲哀，自由因为被怀念而显出它的分外可贵。正统诗论爱说高启开明初雅音，以说明“文运”与“时运”相盛衰，这对高启毋宁是一种狎弄。
高启与吴中杨基、张羽、徐贲一起被后人称为“明初四杰”。杨基与高启关系甚密，诗名亦仅次于高。他性格较温和，诗以普通的写景抒怀之作为多，没有显著特色，感受细腻、意象新巧是其所长。此外，杨维桢弟子贝琼以及袁凯均是吴中有名的诗人。
吴中作为元末经济文化特别活跃的地区和张士诚的根据地，是朱元璋着重打击的对象。因政治原因致死的吴中名士先后达十余人，上述“四杰”尽在其内。一度十分兴盛的吴中文学由此式微，直至明中叶才得复兴。
宋濂、刘基在遏制元末思想文化风气的同时，官方也运用政治力量努力把文学纳入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贯彻这一意志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他是明代礼乐制度的设计人，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
宋濂将朱熹学说作为明王朝文化建设的支柱，他对于“文”的见解完全是遵循这一前提展开的，其核心也就是宋代理学家早已提出过的“文道合一”论。只是在明初暴虐的政治氛围中，其表述愈发显出亢奋与夸张。如《文原》中说：“呜呼！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未治，体著则其用章，斯所谓乘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徐教授文集序》说：“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接着用一长串排比句指出各种各样的内容、风格均“非文也”，总括而言之，是孟子之后“世不复有文”，自贾谊、司马迁至韩愈、欧阳修均不够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理学家才称得上“六经之文”。这论调带给人一种恐怖感。
与宋濂同为明开国功臣的刘基（1321—1375），字伯温，文学思想与宋濂有相近之处。他论诗对元末流行的“诗贵自适”的态度表示不满（《王原章诗集序》），认为《诗经》之作“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照玄上人诗集序》），才值得效慕。但他与宋濂仍有许多不同。一是刘基的思想主要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并不特别偏向于程朱理学，持论没有那么苛严；一是从作品的面貌来看，宋濂的文集中很少保存他追随朱元璋以前的作品，呈现的完全是一“明臣”的腔调，刘基现存诗文（尤其诗）大多作于元末，所以要显得活泼得多。
刘基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但其文学成就主要还在诗歌方面。他的诗题材很广，既有站在儒者的立场反映民生疾苦的，也有从个人角度感时伤乱、自叹不遇的，描绘山水、吟弄风月的诗篇也不少，其实正属于“自适”一类。他的诗语言不重雕琢，却也不乏清丽之感；一些咏怀诗流露出豪杰气概，颇有特色，如《感怀》：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台阁体“台阁体”是指永乐至成化上层官僚中流行的诗体（扩大来说也兼指散文），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
此时明王朝建立已历多年，社会渐趋繁荣，需要一种“盛世之音”来配合。但成祖朱棣以武力政变取帝位，对群臣的钳制之峻刻不下高祖；其后政治的严酷虽趋缓解，人心却依然惶恐。《明史》以三杨合传，赞语有“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直白说就是严守程朱理学的规条，行事谨小慎微，以求迎合君主专恣而难测的意志。故明初的台阁文学，言其产生的动力，是大臣欲“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内容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尤多应制、唱和之作，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则要求“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甚至在艺术上也缺乏创造的热情，而这种诗风一度成为明诗的主流。
二、明代中期诗文
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为明代文学的中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显著增长，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尤其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如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王锜《寓圃杂记》中说到它的变化，称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大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并且再度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
大致说来，明中期是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当然，这种转变经历了许多曲折。
吴中四子“吴中四才子”指祝光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其中祝允明（1460—1526）实为魁首。他字希哲，号枝山，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弘治间中举人后，七次应进士考试而不第，遂以举人身份入仕，任广东兴定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不久辞官。其为人“傲睨冠绅”，“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国宝新编·祝允明传》）。
祝氏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深厚的根底，人称“贯通百家，纵横群籍”（刘凤《续吴先贤赞·祝允明传》）。他爱好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虽被指为“狂诞”，其实颇具理性锋芒。他论文说：“观宋文无若观唐文，观唐文无若观六朝、晋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极乎六籍。”（《祝子罪知录》）这好像是一种“复古”论调，且也拿“六籍”即六经做幌子，但用意在推崇六朝文学是明显的。而唐宋以来在儒学原则下总体上被否定的六朝文学，实具有鲜明的纯文学特征，它在明代自祝氏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反映了文学史观的重要变化。
作为先觉者，不能不感受到环境的强大压力，何况祝允明也无法在现实社会中为自我拓张的要求找到出路，这造成了苦闷的心情《短长行》写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噎日黭，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阴睛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此诗作于祝允明五十多岁在广东兴宁任知县时。他一生自负，却到僻远之地做一个小官僚，内心是不快的。但诗的重点却并不落在“不遇”的伤感上，而是从一个阴天令人不适的感受，联想到社会的沉闷，感慨暗淡的世界使得众人万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并引发到对整个历史的怀疑。我们看到龚自珍的诸如“万马齐暗究可哀”（《己亥杂诗》）之类的社会批判，在这里已经有了兆头。
祝允明的文章思想性较强，从文学性来看佳作不多。其诗《四库提要》评以“风神清隽，含茹六朝”，多以哲理和抒情相结合，修辞则不甚求精美。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其家世代为商人，他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读书求仕道路的子弟。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会试中受一桩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被逮下狱，继遭罚黜，失去仕进的希望。回苏州后以卖画为生，“益放浪名教外”（王世贞《像赞》）。
唐寅的诗文在表现城市生活、世俗情趣和抒情的坦白直露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如《阊门即事》诗开头即宣称“天下乐土是吴中”，继以“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两联写出商业中心城市苏州的繁华，透露出一个商人子弟快乐而自信的心情。据称他早期创作“颇崇六朝”（袁庱《唐伯虎集序》），但也并非只是追慕古调。如《金粉福地赋》以极其铺张的词藻描摹了奢靡享乐的场景，实是对当时东南城市中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夸耀性的渲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