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写法其实已经包含了对小说的一种理解：小说不仅要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需要虚构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不仅要写出人物的行动，而且要深入人物的心理。唯有如此，小说才能真正发挥其艺术上的优长，通过想象表现人的生活意欲与环境的矛盾，使读者在虚构的真实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就此而言，《娇红记》已开了《红楼梦》的先河。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暴露了《娇红记》不可克服的缺陷。文言是一种与日常生活语言脱离的书面语，用文言写那种简洁而精致的小说是合适的，但是当用文言作十分细腻的描述时，由于阅读和心理反应不能同时完成，它产生了一种抵抗力，使读者无法沉入到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去。在此情况下，语言反而显得冗杂累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朝着白话方向转化，从表层原因看是由通俗性的需要造成的，从深层原因看，实际是由小说艺术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和元杂剧一样，这种成就是优秀文人的文化素养与民间艺术活力相结合的结果。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不详，现在一般据贾仲明（或谓无名氏作）《录鬼簿续编》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其生活年代主要应在元末，是否活到明代则不可知。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刊于明嘉靖元年，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后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之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加工整理，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但仍基本上保存了全书的原貌。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后来最为通行。不过此书在明中叶就有人用简称，见于汪河玉《珊瑚网》引莫云卿《笔麈》，毛氏父子也是沿袭前人。
三国是一个社会动乱、英雄辈出而激动人心的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历史与人物，陈寿的《三国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而裴松之为之作注，又有很大扩充；由于体例不受限制，裴注的资料有不少是富于趣味性和故事性的。如作为文学人物形象的曹操，其某些特点在裴注所引《曹瞒传》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所以三国历史与人物向来就是文人诗词咏唱的对象，有关故事也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苏轼《东坡志林》也记载了“涂巷中小儿”顽皮讨嫌，家中给了钱让他们听人说三国故事的情形。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也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第一座人物长廊。虽然，《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各种具有鲜明个性差异的人物形象彼此映衬，仍然初步显示出人性的多样面貌。譬如“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
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目：“跟随刘玄德克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退。”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夫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和《三国演义》全书风格的一致，这里的文字也是相当简略的。但仔细阅读，还是颇有趣味。当时身份只是“马弓手”的小人物关羽针对袁绍“上将未至”的叹息挺身“大呼”而出，足见他的骄傲；袁氏兄弟作为世代贵族出身的军阀看不起这等低贱之徒，他们的表现却仍有区别：袁术极为浮躁，袁绍则有意让关羽一试，却又担心被华雄所笑，见出他的虚荣和缺乏决断。而曹操始终表现出他的识力与机警。最后关羽提头掷地的动作，再一次证明他是勇武的，也是无礼的。他们的行为均与自身的品性相关，而各人的结局也在这里就有了预兆。
进一步说，《三国演义》所写个别重要人物，作者还是注意到了其品格的复杂性。如曹操就是突出的例子。关于曹操的多种史料原有相互矛盾之处，这在小说中被处理成可以理解的多面化人格。他一出场就被称赞为“好英雄”，却又不断在道德上受到指斥；他常常是豪迈而果断的，却又有多疑的一面；他通常器度恢宏，却也屡有心胸狭隘的举动。曹操实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性格丰富的形象，而且这一形象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只是这样的例子不多，全书还没有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到主要地位。
《水浒传》在《宋史》等史籍中，曾简略记载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反叛武装的情况，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宋江三十六赞》的序文中说及“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宋元说话名目，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大宋宣和遗事》有一部分内容，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庙受天书、张叔夜招降宋江等情节，虽然内容简单，却已有了略为系统的面目。另外，前已述及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要之，宋江等人的故事自宋元之际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最早著录见于明嘉靖时高儒的《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据此，则是书原作者为罗贯中，而经过施耐庵的修改——所谓“的本”，意谓真本、最好的本子。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由于《水浒传》的语言与《三国演义》差别甚大，可以认为施耐庵修改的程度是很大的。但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在元末明初，找不到像《水浒传》一样用纯熟的白话写成的其他作品，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水浒传》，很可能在明嘉靖年间刊行时再一次经过重大修改。
《水浒传》的版本问题非常复杂，争议也很多。简单说，它有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后者是前者的节本，但在省略描写细节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故事内容。在繁本系统中，现存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刊本（均为一百回）较接近原貌。另有一种一百二十回的袁无涯刻本，将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重写后增人了进去，称为《忠义水浒全传》。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到梁山大聚义为止，成为七十回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
明末有一种将《水浒传》《三国演义》合刻的本子，称为《英雄谱》。这道出了两书最基本的共同点。但和《三国演义》以史料为主干不同，《水浒传》虽也依托历史，其实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梁山武装的反叛性质外，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与史实无关而全出于虚构；再则，《三国演义》所写的大多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属于社会上层，《水浒传》中人物则多属于社会中下层，是平民英雄。这些人物形象更直接地反映着市井社会的趣味。
有必要指出《水浒传》包含了不少对野蛮暴力的认可，如张青夫妇开黑店宰杀旅客做人肉馒头，李逵为了逼迫朱全上梁山而随手劈死了由他照看的知府的四岁小儿，诸如此类，所在多有，作者写得轻松而似不甚经意。好汉行走“江湖”的故事，原本和民间秘密帮会的背景有联系，所以“替天行道”不知不觉地就会带上一种盲目的破坏性。还有，《水浒传》是一部男性中心意识特别强烈的小说，轻视女性，尤其仇视“淫妇”，也成了英雄气概的证明，西方的骑士精神在这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尽管有这些缺陷存在，尽管对“正义”的确认有种种矛盾，《水浒传》的主体仍然是试图在某些具有新鲜意味的正义原则下赞美生命的自由与快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终究是平庸的，人们不能不忍受它而又无法不感到烦倦。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他们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比起《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又更接近于平民。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使读者获得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纯粹的白话写成的长篇小说。白话文学绝不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就能成功的，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来运用有其发展的历程。从唐代变文和话本开始就运用白话，宋元话本又有明显进步，但文白相杂、粗糙简朴仍是普遍情况。而到了《水浒传》，白话才真正成为流利纯熟、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就“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而言，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就此而言，它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水浒传》作为长篇小说的结构不如《三国演义》那么宏大而完整，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也取得较后者更为突出的成就。它原本形成于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在长篇框架内仍保存了若干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其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这显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小说中占有主要地位。而且，《水浒传》中的人物，作者每因其身份、经历之异写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像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就是小说中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有时也写得十分好看。像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这和它传奇性有关：用浓墨重彩来显示英雄的非凡气质，更容易强烈地打动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粗糙。譬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淳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虽然写的是传奇性人物，却常常能够考虑到具体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将他们的行为写得真实可信。如林冲见妻子被人调戏，顿时愤怒，“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软了”。因为他身为禁军教头，生活优裕，不得不思前顾后，想到一拳之下，“太尉面上须不好看”。总之，由于白话语言的纯熟运用和小说内容向着以人物为中心转移，《水浒传》代表了通俗文学新的发展高度，并预示了古典小说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