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文化统治，拉丁语成了知识界进行交流的唯一真正的语言，拉丁语也是欧洲各国学校教育使用的通用语言，而其他各国的语言被认为是没有确切语法的粗俗语言。这样的局面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欧洲各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使用。于是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使用本国的民族语言来打破拉丁语的垄断地位。十三世纪时，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出这样的主张，他预言拉丁语会斜晖将逝，意大利语将旭日东升。十四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使用本国语言的民族热忱有增无减。不仅《圣经》和一些经典被翻译成本国文字，本国的语言得到广泛的应用，英语、法语、德语都是这样的情况。民族语言的确立，强化了各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在文化的层面上，如历史学的著作。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人们热爱本民族和自己国家的热烈感情。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就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新的认识。在《百科全书》中，“民族”一词被赋予一种严格的法律定义：“‘民族’是一个集合名词，用于表示住在一定疆界之内、服从于同一个政府的人数可观的居民群体。”这样，民族就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和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西方学者马斯泰蓝内指出：“‘自由’、‘平等’、‘民族’这些词语构成了对现存政治经济平衡的威胁，因为它们似乎有一种摧毁旧结构和继而建立新制度的能力；但同样确实无疑的是，人们对这些词语作出了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在1776年到1815年的四十年间，即从美国的《人权宣言》到《维也纳和约》的四十年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这些词语。”这说明了人们在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人们对民族作出了新的解释。人们把民族和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主权和民族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王权被看成是国家团结统一的象征，民族被同化于国王。而现在要批判国王了，那就要把民族和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公民和公民国家的概念，要用对公民国家的忠诚来取代对国王的忠诚。启蒙思想家们为此提出了人的自然权利说和人民主权说，他们把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把民族的利益和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在一个昏君的统治下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祖国，在专制制度下祖国只是一座监狱，真正的爱国主义只能在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中才能找到。因此，近代民族主义是在公民国家的铸造过程中同步产生的。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其目的是建立民主政体以确保每个民族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对外确保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对内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以文化和血缘的纽带为基础，而且以民主主义的政治内容为内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主义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必须把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和人类的普遍承认的准则结合起来，做不到这一点，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误人歧途，成为一种极端狂热、富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力量；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四、法西斯主义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西方出现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可以说是一种新宗教和新信条。在他们看来，放任和民主所表现的事态乃是凌乱无力和平凡无能。他们相信组织就是力量，团结才能成功，他们的基本信条是部分必须服从全体，服从权威。团体意识和权威主义是他们的理论基础。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出现，在政治上是对共产主义的反动，在经济上是对经济恐慌的反应。二战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然而它们的影响还在，因而了解它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就很有必要。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特征
人们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事后回想而发展成功的哲学。在他早期的演讲中，他是以一个没有理论的实用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他的信条是“毋庸教义，教规足矣”。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的信条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墨索里尼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法西斯党员有勇气摒弃一切传统的政治理论。我们是贵族和民主派提革命派和反动派，是无产者和有产者，是和平主义者和反和平主义者。只要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就够了，那就是民族。其余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也是如此，他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据说墨索里尼的政治理论和教条都是在他得到政治成功后才赶制出来的。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有以下一些：
1、国家至上主义。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来源于黑格尔的理想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最高尚最完美的组织，只有通过国家，个人才能完成其完美的人格。国家是完成全民族意志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的警言是“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不容反对；国家无所不包”。在他们看来，不是民族产生国家，这是一种过时的自然主义的观念。相反是国家创造民族，国家把意志力因而把真正的生命赋予意识到自己在道德上具有统一性的人民。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意志的体现者，恰恰是国家创造了民族独立的权利。所以，无论经济、教育、文化等资源都应置于国家的控制下。他们鼓吹全民军团化、国家万能化。国家权力要无限扩大，个人的自由要缩小到最低限度。
2、领袖至上主义。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他们神化领袖，崇拜领袖，把领袖看成具有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和要素的超人。在这个问题上，尼采的超人哲学已经为他们做好了铺垫。在他们看来，国家不可一日无领袖，因为国民的意志不可由议会来表示，必须由领袖来代表。纯洁无邪的国民意志只有通过领袖才能得到有效和真正的表达。只有领袖才能代表国民客观的、伟大无比的利益。领袖把国民的集体利益和整体意志转变成自觉的正确的意志，从而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命运。领袖的意志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为了实现领袖的意志，一切个人的主观意见和成见都应当被消除。在他们看来，广大群众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所需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消灭和无条件投降。世界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只有他们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领袖是国家的代表，是一切权力的中心。为了实现国家的最高和最大的利益，领袖有权制定法律，决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大事。为了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领袖有权要求全国国民的忠贞支持和服从。
3、反民主的极权主义。这种思想和前面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着的。他们虽然自称是真正民主的，但是他们不认为群众具有判断力，因而群众的政治见解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他们也不认为教育的普及会改变这种状况。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争吵的地方，只会导致国家的腐败和软弱无力。法西斯党党员必须相信和服从他们的领袖。国家权力则应集中在不受任何机构约束、只按元首命令行事的政府的手中。
4、扩张主义。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向外扩张。在他们看来，国家停止扩张之时，便是国家死亡之日。法西斯主义应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和发展，以实现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法西斯主义和人类意志相似，要在永不停息中发展，从实现其本身意志的过程中来考验和展现其无限性。希特勒的纳粹党还提出所谓的生存空间论。这种理想就是要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以被征服的非日尔曼国家所环绕的大德意志帝国。这种思想在德国已经酝酿了多年。地缘政治学家拉若尔在他的《政治地理学》中就说：“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于其地理环境。政治组织是次要的条件。历史乃是各国在世界的文化区域内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记录。”纳粹党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们还鼓吹谁控制了东欧与西亚一带，谁就控制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谁就能掌握世界岛屿。谁掌握了世界岛屿，谁就能统治世界。纳粹党还把这种理论写进党纲。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也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功能，就在于维护这一民族的生存。就德国的情势而言，只有向东发展，夺取他国的土地，扩张自己的领土，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5、种族主义。纳粹党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日尔曼民族优越论。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大肆鼓吹这种思想。他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张伯伦的种族不平等的思想为基础，作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既不是为个人解放而奋斗的历史，也不是为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奋斗的历史，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的天才发展和表现的历史。在种族争生存的斗争中最精纯的种族乃是最优越最坚强的。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越最精纯的种族。这一种族就是生存在今日的德国人，他们在体质上智慧上道德上均远比其他种族优越。所以由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文化是唯一可以永存于世界的文化。他们还把一切坏事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贪得无厌，卑鄙无耻，窃夺德国人的财产和利润，是德国国民的公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说：“民众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种族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在提供文化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更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作为雅利安人，我们能够把国家仅仅视为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不仅能使民族性得以延续，而且通过对精神与理想能力的训练，能使国家达到自由的顶峰。”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这次战争中，尽管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如此的反动和不合潮流，但是却诱发了千百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狂热的忠诚，即使那些具有怀疑头脑的地位较高的人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这种意识的主人还是奴隶。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以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作为宣传动力，这些都被公认为是最有力的一种情感，同时也包含着某些真正的文化价值的因素。法西斯主义懂得，组织社会集团并不一定要和摧毁资本主义经济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工团现象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来，向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中受害最深、对会下降到无产阶级队伍而感到胆战心凉的小资产阶级伸出援助之手，创立和发展起一种完全由爱国情感和民族团结激发起来的国家工团主义，将这种精神作为他们的群众基础。
可以这样说，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哲学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崇高形式出现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残暴”，又反对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与富豪统治，用爱国热情建立起服务、献身和纪律的责任感。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义的原理》中这样说：“法西斯主义者眼中所看到的，不是表面的物质世界。在这世俗的物质世界中，人是一盘散沙，各自分离独立，受自然法则所支配，过着自私自利的、金钱享受的个人物质生活。法西斯主义者的个人，就是国家，就是民族，就是道德律。无数的个人与世代融化为一体，成为国家的传统与民族的使命；要把本能的物欲生活与享受降至最低限度，俾能得到恢复各人以义务为本分的高尚伟大生活的自由，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个人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要捐弃私利，创造公益，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以实现其完美的不朽的精神存在，发挥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这说明法西斯主义者很注意道德宣传，并以此来动员群众。
在政治上，他们一般是两面出击，一手反对共产主义；一手反对民主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制度是经济关系反映的思想，认为政治或国家居于主导的地位，是经济制度的指挥者和领导者；反对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主张用全民团结的“协作国家”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议会制度看成是‘清谈馆’，认为是无效率、落伍、腐败的，而应建立以集体协作为支柱的新社会和新制度。总之，他们的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是十分动听的，因此往往能争取到群众。当年墨索里尼率挺进队向罗马进军时人数并不多，然而却一举夺取政权。1919年希特勒成立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时，他是第七名党员，到该年年底也只有六十四名党员，次年发展为三千党员，1923年增至五万。1923年他们发动示威和暴动，企图夺取政权，结果希特勒本人被捕入狱，一年后被赦免。而到1929年德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纳粹党的人数大增，并在议会中占230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希特勒得以夺得政权，与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有很大关系，其主张是：
1、撕毁《凡尔赛条约》，不承认战争罪犯之说，重建德国在国际间完全平等的地位；
2、联合所有的日耳曼民族，组织强有力的“大德意志”，对不属于日耳曼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予以排斥；
3、废止现行腐败的议会制度，建立有力有效的集权的政治体制；
4、实行积极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政策，没收战时的一切非分所得，废除不劳而获的所得，防止一切土地投机；
5、积极扩充军备，以加强德国的战斗力，作为向外扩张的资本；
6、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
这些主张都迎合了当时群众在战后急于改变德国处境的心理，博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萨拜因在他的《政治学说史》中指出：“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都力图把全国人民吸引到一起，消除和压制各种集团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并把国家全部资源的使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在两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打动了部分民众，这些人往往欢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他们还要求对工商业实行彻底的政治上的控制。但是，他们并不真想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一段话既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又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的确是思想上的怪胎。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不干任何社会主义的实事。这就是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