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这两位姑娘在颁奖仪式上的形象截然不同：金原瞳穿着超短裙，性感的露肩装，妆饰时髦而充满叛逆色彩；绵矢丽莎则打扮得比较普通，神色也显得平淡。她们的外表，却也不经意流露出各自的城市背景。文静一些的绵矢丽莎曾在古都京都生活学习，那是日本最具古典气息的文化城市。豪放的金原瞳则来自东京，据称曾长年游荡于“不夜城”新宿歌舞伎町，那里有号称亚洲最著名的红灯区。
有朋友买了一本金原瞳的获奖作品，名字也许可以翻译为《在切成蛇状的舌头上穿孔》，但我借来看了一些就难以为继，因为她使用的语言并非标准普通的日语，而是属于她们那个少女群体的语言，有时候简直不知所云，大概只有与作者同年龄的人能轻松读懂。看金原瞳的样子，再听她提到自己的叛逆历史，一下子就让人想起每天都在新宿、涉谷等地晃荡的少女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在那些被比作“乌鸦”的女孩子中间，会隐藏着一位大器早成的作家。如此说来，金原瞳的获奖，或可称之为代表东京游荡少女群体的荣誉。
这类游荡少女在日本社会中的名声向来不佳，多年前的“援助交际”问题曾引起广泛关注，到现在，有时也能在繁华车站外看到神情同样暧昧的中年男子和女中学生嘀嘀咕咕。一次，某电视台在涉谷车站外调查，当末班车结束后，竟有1200余名女中学生未回家。因此，在涉谷、新宿这样的地方，引诱她们去情人旅馆的好色之徒、拉拢她们去拍色情照片或录像的皮条客也随处可见。另一方面，针对这个特殊顾客群体的时尚用品店、快餐厅也常常人满为患。不过，不管社会怎样批评训诫，这些游荡少女们围绕着东京的几个据点性地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亚文化圈。
她们最大的独特之处，就是通行一种独特的日语。有些上年纪的日本人表示，对这些女孩的讲话常有听不明白之处。事实上，她们不但大量直接引用日本式发音的外来语，更善于创造新词，简直如同黑话。在东京的电车和地铁里，常能遇到三五成群的这类女孩。过去，她们说笑肆无忌惮，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现在，她们倒是清静了许多，上车就埋头用手机发邮件，大拇指运用得教人眼花缭乱。那是因为在她们中间，现在正流行以手机短信形式传播的新新人类小说呢。
这类游荡少女自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叛逆的、酷的、时尚的，但实际上可能不过在以一种另类的桀傲更加博得或者迎合着男性、特别是中年男性的欢心。金原瞳的获奖，与其说是主流文化界对这伙姑娘们的独特生活的认可，不如说是一种来自年长者的“欣赏”或“关爱”吧。
乱伦和不伦
日本的乱伦或不伦现象，也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动机：禁忌的压抑导致的反动。挑战禁忌并颠覆之，这或许是一个生命获得快乐感和解脱感的源泉。
成田机场在东京以东的千叶县，乘车前往最快也要一小时，旅途中是读书的好时间。某次送人，在日暮里车站等机场快线，无意中看了看站台上卖店的小书架，结果有些惊异。书架只有五六十册文库本，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一般的小说或人生指南之类的读物，上层全是官能小说，即色情小说。多年前，一位客居日本的中国诗人和我说，日本的色情小说有一大特点，就是描写细腻。我在周刊杂志上读过些许连载，知道他所言不虚，甚至觉得若写作者想学习如何把描写的笔触更加细致入微的话，不妨读一读日本的色情小说。但这天的一瞥之所以惊奇，在于那些小说的标题，大部分围绕着“近親相姦”打转，不是母子就是父女、兄妹。乱伦题材的比重如此之大，教人侧目。在这段通往空港的旅程里，有多少人准备依靠阅读乱伦小说打发空闲？
后来去关西旅行，从大阪到神户的车厢里，对面站了一家四口，夫妻和子女。母与子站在临近车门位置，一直比较沉默；父与女在里侧，表现得很活跃。女儿对父亲不断做出近似异性恋人的肢体动作，有的近乎性挑逗，而父亲也开心地和她互动。最令我瞠目结舌的是父亲伸出手抓女儿开始发育的胸部，而女儿笑着转身同样抓了母亲的胸部，被后者略带嫌恶地推开了。他们下车之后，我仍未摆脱方才那一幕的震撼。
乱伦是人类的原罪之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所谓的血缘婚就是今天所说的乱伦，当时并非背德之举。中国的创世神话中，有说伏羲和女娲本为兄妹，结合繁衍出了后人。同样，日本的古代神话里，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也是兄妹，交合而生下日本列岛。但是，此后的人类各文明均逐步建立起了对乱伦的禁忌，从生理学角度讲是为了健康，从社会学角度讲是为了稳定。不过，在今天，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任何文明社会里，乱伦现象都必定存在，乱伦的冲动或许程度不一地潜伏在很多人的精神世界深层。只是日本的情况看起来比较特殊，乱伦这个字眼比其他社会中好像显得更加张扬。别处曾提到过日本皇室直到不久以前仍旧实行的近亲通婚现象，不知道这种乱伦对社会文化和民众心态有无影响。
说到非正常的两性关系，比乱伦更上了台面的是“不伦”，大致等于中文的婚外情。日本本来设有通奸罪，战后废止，理由是违背了宪法中的男女平等条款。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伦开始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性话题。这股不伦潮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伦的角色由传统的男性在家庭之外另觅新欢，变成主妇们红杏出墙的比重日渐增大。往好的方面理解的话，或可说日本女性的自主意识，尤其是性的自主意识扩大了。二是不伦的道德负面印记被冲淡了。关于这点，最著名的论述是1996年演员石田纯一的一句话。当时陷入不伦绯闻的他说：“不伦能够带来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力。”而这句话在媒体上被概括为“不伦是一种文化”。翌年，作家渡边淳一出版了那本著名的以不伦为主题的小说《失乐园》，一年内卖了267万册，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都红透了半边天。小说中的中年男女都有家室，这叫做W不伦，即双重不伦。故事结尾，这对男女选择了共同自杀，为不伦之恋画上凄美的句点。不伦有文化内涵，而且极美，这类解释听上去有些那个，但和中国的《蜗居》式婚外情又不大一样，至少不关房子和钱。
乱伦和不伦，共同点都在于那个伦，是对它的打破和否认。所以，日本的乱伦或不伦现象，也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动机：禁忌的压抑导致的反动。挑战禁忌并颠覆之，这或许是一个生命获得快乐感和解脱感的源泉。
在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中，渡边淳一对自己小说中的不伦之爱如是说：“以前的《失乐园》也好，这次的《爱的流放地》也好，很多读者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内心当中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可能会认为会做这种事情。我希望我写的小说能够扎进读者内心深处隐藏的欲望。”其实，那些乱伦题材的官能小说，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豆知识
五花八门的豆知识当中，有的具备类似生活小窍门的实用性，大多数除了被知道以外没什么价值，顶多是一点谈资。
豆知识并不教人种豆或吃豆，指的是那些琐碎纤细、看起来没什么实际用处的知识，中文或可称之为“小常识”，但那些“豆”可能属于更小的级别，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是trivial。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泰国的国旗为什么从原来的红地白象换成了现在的三色五条纹？比如为什么日本贩卖笔的说明书上，被拿来做试写的汉字大体上都是“永”字？
以上问题都出自每周三晚上朝日电视台播出的豆知识杂学王节目，由热心观众提供，主持人是相当走红的谐星组合“爆笑问题”。答案如下：泰国国旗的变动是为了避免国旗上的白象大头朝下，“永”字受青睐则是因为它集合了汉字的所有主要笔画。
这一类“杂学”也就是“豆知识”。在前面关于中日两国外语教育对比的文章里，我提到了中国那个“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而豆知识大约对此没多少裨益，可日本全国上下对之充满了热情。最近几年，列车里纷纷安装了液晶电视，播放内容不外三大类：广告、新闻和各种各样的“豆知识”。像几天前我刚学到，在没有随身携带尺子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钞票或硬币的规格来丈量长度。五花八门的豆知识当中，有的具备类似生活小窍门的实用性，大多数除了被知道以外没什么价值，顶多是一点谈资。然而，日本人对之的喜好程度，确实有略加探讨的必要。
热爱豆知识有几个前提：一是要从兴趣出发，不容忽视娱乐性；二是不要去考虑这知识有没有用途；三是尽可能发掘平时不大为人所知的。而掌握了这么多“豆”之后会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功利的想法大概已经违背了“豆”的宗旨，但一个满腹是“豆”的家伙或许会在闲谈中很受欢迎。
在日本的书刊中，有各式各样的杂学图书，在电视节目里，有深浅不一的“豆知识”竞赛；在网络上，大量的“豆知识”网站让人眼花缭乱。豆知识是非功利性的，可是大众的广泛热心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好奇、细致的文化氛围。这个氛围的意义就太大了。
与之相关的，我想到了维基百科的各语种条目数量变化。以各语种的维基百科网站流量来看，日语占据了仅次于英语的第二位置。在词条数量上，日语和德语之前长期是维基的“双璧”。截止到2010年2月，日语词条为656490篇，而中文词条只有295979篇。日本人对维基百科积极的参与意识，和他们的豆知识喜好一脉相承。
不妨介绍一点有关日本的豆知识：
日本人第一次的新婚旅行发起者，是最近因电视剧热播而备受关注的幕末志士坂本龙马，也是他首创了株式会社。
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每年向北移动1~4厘米。
1000日元面值的钞票，一亿日元的话重量为99公斤。
日本在南极的考察站“昭和基地”被视为日本所有地，寄往那里的明信片收费和国内相同。
日本第一条国际电话通信线路连接的外国是菲律宾。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但居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实际上是“非法”的。
丰臣秀吉的右手有六根手指，而铁臂阿童木的双手都是四根手指。
日本第一家便利店卖出的第一件商品是一副太阳镜。
按人口比例计算，高知县是日本最盛产职业漫画家的地域。
东京的面积，有36%属于自然公园。
肯德基店铺摆放的肯德基大叔人像，最早也是在日本的连锁店中出现。
日俄战争中，当时的塞尔维亚蒙特内格罗作为俄国盟国对日宣战，没有签署战后的朴次茅斯和约，或可以说两国仍然属于交战状态。
日本入室盗窃案的最多发时段是深夜吗？错了，是上午8点到10点之间。
如果发现一万日元的假钞立即上交警察，能换来一张真的万元纸币和2000日元的谢礼……
日本无科举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
历史上日本没有学习古代中国的重要制度，除了为人熟知的宦官，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科举。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采用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没有科举式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不过，在“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求知问学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的各级士人，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只能占据极少数。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熹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即可），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