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经不起推敲。从明到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成为政府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假象。但是，帝国晚期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合理，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老病体制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却成了合理的根源。
傲慢是失败之母
冷战终结和中日交流的扩大，令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巨变，傲慢感也越发升腾。
2005年是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大学时代的好友李海鹏和他当时供职的《南方周末》的几位同事来日本采访了一个月，我陪着他们四处走动。当时中日关系处于“政冷”阶段，日本上下都指责中国舆论“反日宣传”，所以官方对《南方周末》这次采访给予了不少主动配合。某一天，外务省一位曾在驻华使馆工作多年的官员请我们吃饭，席间说饭后带我们去看一看东条英机的墓地。
在去墓地的途中，那位外交官给我们讲了一些他的家族和东条的过节，表明他对东条素无好感，又突然对我们说：“一会儿就到了，不过，请大家注意，不要有什么冲动的行为。”我嘴上答应着，心里觉得不快：你把我们当做何等人呢？海鹏低声对我说：他有点太小人之心了吧？我点点头。
那座坟墓属于一大片墓园，平淡无奇。我们告辞后说起此事，海鹏坦率地说他对那位外交官的印象不佳，因为“他看似平易，实则傲慢”。这应该是准确的看法。事实上，如果询问有过和日本人打交道经历的国人，相信认为对方“傲慢”的肯定不少。这种针对中国的傲慢之源头或可上溯到福泽谕吉的“恶邻说”，随后的甲午战争则彻底奠定了全民普遍性的优越感。对此感受得极为强烈的留日学生郁达夫，在文章里屡屡为之气结流泪。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让一部分日本人改变了中国积弱的印象，但由于日本正在美军占领之下，影响有限。冷战期间，在苏联庞大军力阴影的笼罩下，日本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大体偏向正面。举两个小例子：一是中国也曾翻译出版的日本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者久留岛龙夫），日本被苏军占领，在中国上海建立了流亡政府；二是老版本的电影《日本沉没》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求援，中国毫不犹豫地愿意派出船只救援日本难民。影片中的中国领袖说中方舰船吨位虽小，却可以在没有港口设施的海岸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情节如今看来，都有天方夜谭般的色调了。
冷战终结和中日交流的扩大，令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巨变，傲慢感也越发升腾。从心理层面来讲，日本人在面对欧美国家的自卑感仍旧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也需要培养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傲慢感来维持平衡。而可资傲慢的，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说白了就是有钱；其次是所谓文明/落后、民主/专制等对立概念，日本以身处前者自居。近年来把这种傲慢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日本政治人物，莫过于前首相麻生太郎。只是这位连日语都经常说错的贵胄子弟兼漫画迷，连本国的方便面价格多少都不知道，说起严肃话题来就不可避免地有点儿搞笑色彩了。
贵胄子弟傲慢，精英人士亦然。曾听一位在东京大学就读的朋友说，医学部的一些教授对中国的态度最傲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日本已经端坐高耸入云的神坛之上，更何况是不发达的中国，连平常往来都不屑。这倒不是捕风捉影。我们看到，在台湾社会的政治光谱上，医生这个群体中有非常强大的“台独”支持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出身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学医行医的家庭，世代都以精英阶层自居。
然而，傲慢这种情绪，绝非日本人所独有，它是人性几乎无可避免的通病。我记得英国作家安德鲁·博伊尔的一段话：“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转折点：骄傲自大——古希腊人称之为傲慢——似乎为它自己招来了残酷的复仇女神。”就说中国自己，乾隆帝在接见英国使臣马尔戛尼为首的代表团问题上，曾是多么傲慢，可复仇女神在几十年后就降临了，而且的确是多么多么残酷。话题扯得远点儿，人类的历史是跌宕起伏的长河，文明啊，国家啊，民族啊，在其中上下浮沉。今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倘若傲慢，复仇女神也是一定要找上门去的。
人是一种远远不完美的生物，体现在往往重蹈覆辙，悲剧重演。所以，日本人的傲慢心态假如不加以改正，早晚也会自食其果。这么说绝对不是诅咒，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归根结底，中国前方的路要由中国人来走，日本的未来也是日本人的责任。
“我慢”的文化
忍耐，从表面来看，或许难免会给人以畏缩怯懦的感觉。但在日本的“武士道”训诫中，忍耐是一种勇气的体现，对疼痛、激动的不能忍受才是失控的示弱。
前面说到日本人对长跑的热衷，部分源于对忍耐力的推崇，此一问题似乎还有些进一步议论的必要。因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慢”（刻意忍耐、抑制自我）是一个极其常用的词语。凡事皆讲“我慢”，或可称之为“我慢的文化”。
“我慢”一词本来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自以为了不起，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不知为何，这个词在日语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自矜到忍耐，若说当中的转变过程有什么脉络可循的话，我想可能是武士阶层将忍耐力视为本阶层的美德，并强化了和社会其他阶层的区隔，这实际上是另一种自我夸耀。
忍耐，从表面来看，或许难免会给人以畏缩怯懦的感觉。但在日本的“武士道”训诫中，忍耐是一种勇气的体现，对疼痛、激动的不能忍受才是失控的示弱。历史上的武士家庭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内容里，就把勇气和忍耐的灌输放在重要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从男孩子的七岁起就进行残酷的军事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坚韧勇敢、强壮服从的军人。此乃日本武士和斯巴达的相似之处，也证明了两者共通的军国主义性质。武士会带小孩子旁观死刑处决，会强迫他们到坟场、鬼屋过夜，会故意减少甚至停止提供饮食，会在寒冬只允许他们穿着单衣。凡此种种，都是要磨炼他们的耐力与勇敢，来应对日后或更严酷的现实。今天的日本现实生活中，从中学到小学的少年儿童在冬日里冻得发青的裸腿，是很多外国人难忘的印象。但这也许能在传统的武士忍耐教育中找得到根源：冬天的清晨，不许孩子吃早饭，勒令他们赤脚跑到学校去。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孩子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算得上溺爱。我们说学习日本，其实这才是应该虚心借鉴的。在公众场合，时常能看到父母对摔倒的小儿漠然视之，号哭也没用，除非你自己爬起。就在前几天，我在车站遇到一位母亲独自上了楼梯，抛下三四岁的孩子，让他/她手脚并用地艰难上攀。通道里人流上下，一个弱小的幼儿独自攀爬几十级楼梯，我既会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又感到这总比“小皇帝”的待遇要明智。以这样的方式历练长大的孩子，应该会在竞争中拥有精神上的优势。饶是如此，不少年纪稍长的日本人还是对年青一代颇有微词。公司以前所在的建筑，最顶层是房东一家的住所，经常能在电梯内遇到驼背的老太。八十多岁还能骑着自行车上街的老太，对今天的年轻人极为不满，认为他们的生活处境过于“甘い”（安逸舒服）。
老人家对新一代的看不惯在所难免，但不管富足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在退化，“我慢”仍旧是日本文化中的要点之一。报纸调查民众对空调的看法，纵然是在日本这个家电大国，仍有不少人的家中没有空调。而说到拒绝空调的理由，没必要、省钱、环保等都算好理解，有一条却堪称奇怪：一成以上的人选择“不论冷热，我能‘我慢’”。忍，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好笑。
不过，教育的复杂之处，或在于其两面性。森良之佑的《武士道》中也承认，武士那种自幼的忍耐训练，可能会在萌芽阶段就扼杀了心灵的温情、体谅一面，养成残忍冷酷的性格。对此，他含糊地表示，没问题，武士道的精神自然会营造平衡。可是，现实显然并非那么简单。“我慢”需要缘由和理性的支撑，并不是一味地盲目地隐忍，那就成了对人性的强制戕害。所以，一旦这个“我慢”到了“限界”，“もう我慢できない”（我已经不能忍受了）也是日本人非常常用的一句话，此时，积郁的压抑会以空前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往往是极端性的破坏。
台湾电影《诡丝》中的一个情节很有意思，江口洋介扮演的桥本对来自上司“死瘸子”的辱骂一直隐忍不发，只是在心底累积恨意，最后当他发作杀死上司时，拿出了一个计数器，狂叫道：“你一共喊了我744次死瘸子！”我看到这里，一笑之余，觉得编剧苏照彬对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还真是有所体察。
日本的中国遗迹
在东京及其附近，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事件大有关联的所在，实在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