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本后不久，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去逛街，一伙人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在新宿的街上看到一家旅馆，建筑式样别致，门前装修豪华，颇有异域风情。于是，大家纷纷在那家旅馆门外合影留念，笑得蛮开心。几日后，同学将冲洗出来的照片拿到学校分发，一位日本人老师过来看了之后不禁失笑，指着那座旅馆问我们：“你们去这里了？”同学不解，回答：“因为看起来很漂亮，所以照了相。”老师的反应令我们觉得不对头，但语言交流能力有限，就有人去求教高年级同学，才知道这种旅馆名为“ラブホテル”（英语LoveHotel），中文或称之为情人旅馆。情人这个词我们是懂得的，于是纷纷感到尴尬。师兄更拿几张已婚男女同学的合影开玩笑：“你们这也太开放了吧。”我想，那些照片后来一定是被诸位偷偷处理了。
所谓情人旅馆，倒并不一定是专门为情人（不管是正常的情侣还是非正常的相好）所设，合法夫妻也可以光顾，色情服务业的从业者和恩客亦然。它和通常的商业旅馆之最大不同，一方面是可以提供两三小时的短期“休息”，另一方面是室内有各种与性爱有关的设置。一般在门面上，情人旅馆往往用色彩鲜明的招牌和鲜艳的外观设计，对知情者来说一看便知，不至于和商业旅馆混淆。
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三万余家情人旅馆（按照法律规定，情人旅馆只能开设在官方允许的地域，通常要避开学校等地，但也有些情人旅馆伪装成商业旅馆，挂羊头卖狗肉），每天接待的客人可能多达200余万，以每人平均花费3000日元计算，60余亿日元绝对是一个很具规模的巨大产业。这个产业的兴盛，说明了日本人经常去情人旅馆，那么，什么人去？为什么去？以东京为例，新宿、池袋、涉谷等繁华地，都有大片的情人旅馆聚集区，常常是几十家鳞次栉比，争奇斗艳。平日里穿梭其间的男女，以色情业的顾客与服务者居多；周末或节假日，情人的比例会有所增加。不过，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女，肯定更喜欢开车到郊外比较僻静的ラブホテル幽会。
色情业大量地利用情人旅馆，给它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特别是曾经发生在旅馆房间内的一些凶杀案，有的几十年仍未告破。但是，情人旅馆的另一个特征，是滚滚红尘里突然浮现的一个私密性空间，实际上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短暂逃离。这或许是情人旅馆独有的魅力所在。所以，我曾听一位朋友讲起他在情人旅馆做了几年清扫工作的经历，说他见过的客人有满鬓白霜的老夫妇，也有独自前来的上班族。他们要的，大概是那不受打扰、与外界隔离的两三小时。
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里，完全私密性的空间与时间是难得而宝贵的。情人旅馆的房间一般窗户都被遮挡住了，白日也能制造出彻底的黑暗，灯光则可以依个人喜好变换花样；旅馆良好的隔音性是木制住宅普遍缺少的优点，当然还有自家未必比得上的宽大的双人床和浴室。不少情人旅馆为了营造和现实生活的区隔感，在内部的陈设装潢上下足了工夫。同一家旅馆内的几十个房间风格各异，个别顶级的美观奢华程度不亚于著名高级酒店的套房，甚至带有桑拿浴、蒸汽浴或小型室内游泳池。（就学习室内设计装修的人来说，倒不失于极好的观摩教材。）在这样的环境中，性的意义未必是主要的，更具诱惑力的是情人旅馆的超现实色彩。
日本的情人旅馆现象，也引起过外国舆论的关注。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以性行为进行场所为主题的情人旅馆，在日本的闹市随处可见，绵延成片，实在是难以想象。但他们不过是用商务酒店身兼了日本式情人旅馆的功能，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因为空间狭小，家庭住宅局促，导致个人隐私受到威胁，因此衍生出对情人旅馆这种特定私密空间的需求，算是比较中肯之论。
在日本住宿的话，花费相等的价钱，情人旅馆的条件可能要远远好于商务酒店。假如是夫妇或情侣，前者不但价廉物美，也许另有别样的情调。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情人旅馆大抵不能连日下榻，因为人家白天还要接待别的客人呢。
双城记
在日本人当中，讨论东京和大阪的“对立”问题可谓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网络上的争论常常吸引了包括东京大阪居民在内的各色人等。
这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两座城市，规模地位相近，文化气质却有别，彼此之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屑与轻慢，甚至是敌视和偏见。
在我出生的辽宁，此现象体现于沈阳和大连之间。而在中国的范围内，北京和上海的京派海派分歧更是名闻遐迩。北京人王朔曾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渴望》中，给那位带有道德污点的男主角起了个名字：王沪生。
而日本列岛之内，上演这一幕“双城记”的自然是东京和大阪。
在日本人当中，讨论东京和大阪的“对立”问题可谓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网络上的争论常常吸引了包括东京大阪居民在内的各色人等。对于这种情结，简略地说，东京人会归结于大阪人作为“第二大城市”的竞争者心态，这么说的同时也就把自己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大阪人则批评东京人的种种缺点和不切实际的高傲，强调自己更受欢迎。有的局外人会指出，这实际上是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之间的龃龉，好像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大阪人听了或许很受用：大阪等于纽约嘛！东京人则不以为然：哪跟哪儿啊？
东京（前身江户）和大阪的恩怨，说来话也蛮长。1590年，立足大阪城、权倾一时的丰臣秀吉命令德川家康从自己的根据地迁移到江户，当时的江户城不过是一位家臣的小城堡，外面就是荒凉的渔村和旷野。这和西楚霸王项羽志得意满，把刘邦封到蜀地一样，两雄相争的结果亦然。家康日后在关原之战击败丰臣系主力，在江户开创幕府，最终还毁掉大阪城，以斩草除根的手段铲除了丰臣势力。这大概算是两地最早结下的梁子。但是，大阪的军事力量虽然被消灭了，经济力量却蓬勃成长起来，成为日本彼时的经济中心。据说，在明治时代的倒幕运动后，大久保利通曾提出将首都迁至大阪的建议，可是之前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大阪城遭到兵火之灾，这才确定了东京的首都地位。
比较东京和大阪的不同，最有名的例子是自动扶梯上驻足排队者居左还是居右。东京的习惯是居左，步行者右侧通过；大阪的习惯是居右，步行者左侧通过。由于此话题受到了广泛的讨论，所以无论在东京或大阪生活得久了，即便是外国人也多少清楚应该入乡随俗，不要站错队招来白眼。这个区别的来历，有说法称江户是武士当家，站在左侧便于右手拔刀（看来左撇子不宜当武士），大阪是商人当家，站在右侧是因为右手拿着重要的包裹。我想这应该是东京人的说辞。因为自动扶梯这玩意儿首先登陆的日本地方就是大阪，而大阪人设定的右侧站队也是国际通行惯例。这么一说，后来才见识自动扶梯的东京人，似乎有点故意别苗头的意思吧。
我一直生活在东京及其周边，去大阪公干或旅游都只有短短几日，对大阪的感受充其量算是走马观花。印象最深的是初次乘坐出租车，行驶途中频频遇到抢着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令我吃惊不已。这一情景在东京虽说不是没有，大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站在街边等候绿灯的。听到我的“咦”一声纳闷，司机笑着说，从东京来的吧？大阪人脚步快。回到关东后，和朋友说起，才知道东京人见到那种抢着过马路的人，往往就在心里鄙夷地说：一定是关西来的土包子……
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当然并不土，所谓土大约说的是他们的方言，即“关西弁”。可关西方言被东京人取笑，关西出身的搞笑艺人却征服了包括东京人在内的无数观众。这也是大阪人引以自豪的所在：他们虽然有经商头脑，但不是钻到钱眼儿里的铜臭市侩，气度豪爽、言谈风趣，总之形象正面。
说过日本人喜欢排榜，大阪的网站上就有一个对东京、大阪人好感度的榜，结果喜欢大阪人的投票者是喜欢东京人的四倍有余。当然，不能排除大阪的主场之利因素，可一些在日本生活较久的美国等外国人也表示，相对而言更乐于和随和的大阪人交往。
东京大阪也好，北京上海也罢，此类双城的斗嘴，永远也辩不出个胜负，对我反正都是异乡。
侠、武士及黑道
日本的生活中，侠这个字出现得也不多，最多的大概是“任侠”，如“任侠小说”和“任侠电影”。说白了，就是黑道。
拜读余英时先生的《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看到他说汉代初期的侠大致已经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阶段，和古代作为贵族最低层的士已大为不同，即侠并不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礼而存在。最后这句尤为发人深思，也能间接印证我之前说到的中日文化“心”与“礼”的差异。
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前些年拍了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黄昏的清兵卫》，带动了原著作家藤泽周平的小说重受瞩目，还出了中文版，翻译者是旅日名家李长声老师。在一些中文媒体上，我看到有人称藤泽的作品为“日本的武侠小说”或“剑侠小说”，窃以为非常不妥。当然，如果非要比附的话，武侠小说可能算比较相近的类型，可武侠与武士的一字之差，背后却有深意。
余英时先生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的侠是平民性的，太史公所谓“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和具有一整套礼仪、行事规范和身份标志的西方骑士泾渭分明。这个分野，也适用于中国的侠和日本的武士。余先生说侠的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反观日本武士，武士道中包含了对武士的精神要求，但首先要具备作为武士的资格，实现精神要求的手段也离不开礼仪之类的形式训练。
以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藤泽那些故事只能称做武士小说，而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其中并没有侠。
日本的生活中，侠这个字出现得也不多，最多的大概是“任侠”，如“任侠小说”和“任侠电影”。说白了，就是黑道。任侠一词的意思，中国古代典籍中说：“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余先生说，这表明了任侠“是一种团体，不但相互信任，而且有共同的是非”。此一团体，日本当代的黑社会组织庶几近之。
我和日本的黑道没什么来往，唯一一次打交道是十几年前在秋叶原的街头贩卖盗版光盘，雇用我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据说是竹联帮东京分堂的小头目。他带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日本人，介绍我留下此人的电话号码，“一旦有事就打电话，他会摆平。”看来这位老者就是日本的黑道中人，不过面目装扮都很普通，和街上随处可见的日本老年人没有任何分别。在那打工的十余日里，除了警察临检，并没遇到什么麻烦，也未曾向那老者求助过。无独有偶，听同学讲了另一个故事：某中国留学生骑自行车出门，因为不熟悉道路又加上习惯了右侧通行，撞倒了一位在路上步行的老人。他叫来救护车，并陪同老人到了医院，惊异地发现陆续有大批看起来就是黑道中人的男子赶来看望，这才知道那老人竟然是当地黑道的大哥级人物。吃惊之下，更多的是恐惧，可让他意外的是老人得知他是外国留学生之后，淡淡地表示他不用担心，因为自己并无大碍，也不会让他负担医疗费用。
今天的日本“任侠”究竟能不能权行州里，力折公侯，我不大清楚，只是从这个故事来看，至少那位老人还有不欺凌平民百姓的古风。
说到黑道，日语所说的暴力团，在很多商家店铺里都能看到“暴力团追放”的标志，这就涉及保护费的问题。关于保护费，也有一个小故事。某中国人多年前来日本，开了一家中餐馆，结果开业不久，就有自称暴力团的人上门，要求缴纳每月两万日元的保护费。这位老兄曾当过兵，参加过对越战争，谈了几句谈不拢，火气上来去厨房操刀便要厮拼，那暴力团小喽啰被吓跑了。过后，比小喽啰更高级别的人登场，非常客气地与他商谈，把价格降了一半，而且带来的手下吃饭付账毫无异议。他逐渐明白，原来人家要的就是一个面子。如果说面子，中国人当然能够理解，于是就和气收场。这些暴力团人等不时会光顾他的店铺，每月的消费可不止1万日元。暴力团有了面子，中餐馆有了里子，倒不失为皆大欢喜。
游荡少女作家
不管社会怎样批评训诫，游荡少女们依旧围绕着东京的几个据点性地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亚文化圈。
2001年，日本文学界的最重要评奖芥川奖，颁给了两位“美少女作家”，并创下了获奖者年龄最低的纪录，至今也无人能够打破。这两位姑娘，金原瞳年方二十，绵矢丽莎只有十九，参照中国的“美女作家”们的相貌标准来对比，倒不算夸大其词。以芥川奖的声望和影响，这两位的小说立即洛阳纸贵，时间不过月余，已经卖到第六版，突破百万册也很平常。但她们是否能成为在日本文学史上扎实立足的作家，那就要等时间检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