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媒体把“闇将軍”翻译成“影子将军”，应该是受了“影武者”（黑泽明有著名的同名电影）的影响而望文生义。“闇”实为繁体的“暗”，意为隐藏在阴暗处的权力人物，所以台湾译作“幕后将军”才对。“闇将軍”和“影武者”不大一样，后者指的是替身，前者却更接近于太上皇。可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姑且不论真假，都出现了两个以上的权力中心。在今日之日本政坛，这两种现象也依旧广泛存在。“影武者”或可以比作政治人物们的秘书，“闇将军”的代表则是事务次官。
二元结构的最具代表性象征自然是天皇与幕府并存的独特体制，因为涉及政教关系稍待另议。即便是在幕府的体制中，将军虽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但除了特别精明强干的人物之外，实际政务往往为大老、老中等次级要人所掌控，倘若前任将军退而不休就更不待言。此一形式在明治维新以后几乎制度化，在官厅内是次官决策，在军方是参谋遮天。1928年，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幕后主谋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在背后盘算推动的居然只是参谋军官！再看，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意欲组阁，却因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反对而垮台，而梅津美治郎在华北驻屯军担任司令官时，又成了参谋长酒井隆操纵的对象。
战后的日本政治体制中，次官的重要性甚至有进一步增长。各省厅事务次官联席会议来讨论并制定政策，交由内阁会议审议，俨然是大权在握的“闇内阁”。内阁大臣出身民选，却未必斗得过这群官僚。当年，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在小泉内阁短暂担任外相，论家世论声望（号称小泉的“政治妻子”）都没得说，可还是因和外务省次官等人的对立而黯然去职。如今，挟大胜之威，民主党上台后宣布改革，废止此会议，相信次官为首的官僚们在隐忍之后必有反击。
相比“闇将軍”，作为“影武者”的政治人物秘书则远没那么风光。事实上，他们的角色倒真的符合替身的要求——在主公有难的时候充当人体盾牌。前首相鸠山在任时，不得不应付反对党和社会舆论对来自他母亲的数额巨大的政治献金丑闻的指责，而他的回答就是都是前任秘书干的，自己并不知情。电视节目采访路人的评价，一位胖胖的家庭主妇笑道：“又是秘书嘛。我们早就猜到的。”确实，政客一旦受到丑闻威胁，首先被拿出来挡箭的就是秘书。选举之前，时任民主党党首的小泽被揭露出接受西松建设的违法政治献金，也是其首席秘书遭到起诉并被逮捕。多年前，自民党名宿桥本龙太郎接受日本牙医协会一亿日元违法捐款，挡罪的还是秘书。秘书一口咬定“全是我的错”，桥本则斩钉截铁“我全不知情”。结果，检察机关宣布秘书被捕，与桥本无关。稍有脑筋的人都知道究竟真相为何，但“影武者”既已出头，一切就算告一段落，实在有趣。
无论是“影武者”还是“闇将軍”，在文化上的意义，都印证了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指出的日本人“无责任感”的精神结构。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责任者”是个常见用语，指向也很容易确定。但就像在政治决策这样的重大场合，“责任者”反倒因为“闇将軍”或“影武者”而被模糊，甚至取消不见了。
岛国
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的古典传统，有的令中国人汗颜，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日本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助于实现这种保存。
日本人在自我反省民族性格的时候，常说的一个词语叫做“岛国根性”，顾名思义，这些性格特点的根源在于岛国的地理环境。粗略地说，“岛国根性”包括排外、心胸狭窄、眼界局促、自卑自大等一系列负面的内容，一般日本人对此有的承认有的力否。但不论怎样，特殊的岛屿环境，对其中的住民在性格、气质、文化方面的影响，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中国谚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先人的精辟论断。我们曾经批判过地理环境决定论，可是事实胜于雄辩。
目前世界上有数十个岛国（包括群岛），大的如马达加斯加、印尼，小的如马尔代夫、汤加，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离大陆比较近的大型岛国，首推英国、日本（距朝鲜半岛最近处约120公里）；二是离大陆比较远的大型岛国，如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最近处相隔400余公里）；三是离大陆比较近的小型岛国，像斯里兰卡、马耳他；四是远离大陆的小型岛国，太平洋诸岛国是典型。这么一区分，话题就出现了。两个离大陆比较近的大型岛国，强大程度遥遥领先，英国曾是全球性霸主，日本则一度称雄东亚。这两个岛国分据欧亚大陆的最西端和最东端，既像拱卫大陆的屏障，又像进取大陆的跳板。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岛国？
欧亚大陆加上北非，是人类文明最活跃的地带，兴衰胜败，跌宕起伏。英伦三岛和日本列岛有各自的原始土著，但文明的进一步提升都是依靠从大陆播迁而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可能是为了逃避战乱灾难或迫于生态压力，定居于新天地之后，和大陆文明有了一个较为妥当的距离。这个距离说远不远，只要想交流学习大陆文明就可以做到，没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说近也不近，一旦想关上大门亦算不难，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外界的威胁若要渡海，或因高昂的成本望而却步。试想一下，如果英吉利海峡变成通途，大不列颠帝国能抗击拿破仑或希特勒的征服吗？而假如日本和东亚大陆之间没有海洋间阻，恐怕等不到蒙元的铁骑，早就被北方游牧民族洗劫过多少遍了。英国和日本在欧亚加北非的世界格局中的命运，地理环境是最关键的要素。
考虑到地理环境的大框架，再来看日本的一些特殊性，会有更深层次的读解。
譬如说我们经常讲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的古典传统，有的令中国人汗颜，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日本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助于实现这种保存。而且，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移民比本土居民更在意于传统的维持。许多中国民间的古风，海外华侨社群里仍历历在目。举个例子，日本人参拜神社时，先要晃动神社悬挂的铜铃，施礼后合十击掌。此举并演变成集体活动时，常常要大家一起击掌。中国人不明就里会莫名其妙，吕玉新在《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诞生》书中指出，这种两手相击作为跪拜的礼仪是华夏文明遗俗。相击有振动之意，告知神灵有人来祭祀，见于《周礼》。周代是大陆移民前往日本的重要时期，而周人的一些宗教、礼仪特点在日本得到了保存与延续。反过来，周代以后的中原，上演了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文明冲突与民族融合，变是常态，不变只是桃花源般的乌托邦。
同样，因为岛国的地理特殊性，日本文化呈现出了和大陆不一样的样貌。比如说日本没有学习中国的宦官制度，一些右翼人士就以此论证日本文化“自古以来的优越性”（特别是朝鲜王国也有宦官），而一些中国人则感叹日本在对外汲取文化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睿智。这两种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长期缺乏发达的畜牧文化。宦官制度的背景，离不开畜牧文化中的“骟”（阉割）技术。日本列岛与大陆相隔，畜牧文化一直到近代都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最明显的分歧，或许是猪和豚的区别。猪在日语中特指野猪，寓意雄壮威猛，所以男子姓名中常用；豚则是指中国式的“家猪”，指人便带有强烈辱骂意味。中国早在商代就有阉割野猪，使其驯化为家猪的记载，猪和豚没了区别。可是日本人饲养家猪并广泛食用，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三神器”的来历
真正的“三神器”指的是日本天皇的三件传家宝，亦是皇统的象征，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传国玉玺。这三样分别是八咫镜、八尺琼钩玉和天丛云剑。
三十年来，体现国人生活变迁的一个现象，是所谓的“三大件”，而“三大件”的说法应该源于日本战后的“三神器”。对于目前日本社会的“三神器”有不同说法，未能像之前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形成定论。有的说是“笔记本电脑、游戏机、手机”，有的说是“数码相机、液晶电视、DVD播放机”，前首相小泉在施政报告里还提出了“洗碗机、液晶电视、可照相手机”的说法，我看只能说明他是真的不爱洗碗。
真正的“三神器”指的是日本天皇的三件传家宝，亦是皇统的象征，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传国玉玺。这三样分别是八咫镜、八尺琼钩玉和天丛云剑。恰逢明仁天皇生日，电视里介绍历代天皇的御用列车，车厢里有专门置放“神器”的神龛。宫内厅人员运送这些“神器”时，都是一个人背在身上的小包裹，周围簇拥着大批随扈。不过，从来秘不示人的“神器”们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传闻飞语不一而足。
不管“三神器”还在不在，更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镜、剑、玉成了天皇“神格”和谱系正统的象征？
这三样咱们看着都很熟悉。少年时我发现有些住户在窗户上挂了一面朝外的小镜子，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是为了避邪；剑的功用是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了解的，《水浒》说入云龙公孙胜等异人个个“仗剑作法”；玉镯玉佩虽然常见，但后来清楚玉并非简单的装饰品，因其灵性和德行而具有权威意义，就成了玉玺。因此，日本天皇的镜、剑、玉“神器”源流，仍可以到中原古代文明中去发掘。
近年来，有些文章论述比较中国道教和日本神道教，提出了两者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其实，道教和神道教本来就是近亲，其共同母体都是东亚大陆（用中国这个词不大妥当）先民的原始崇拜和信仰。通俗地说，大陆先民的原始崇拜和信仰，一部分随着移民去了日本，生根为神道教；一部分留在原地，和其他宗教、思想冲突融合，逐渐出现了道教。我们今天说的道教，成形是在东汉，自那以后，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已不多见，宗教上的主要交流是佛教的传播。由于国际地位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道教对神道教的影响在东汉以后虽说也有，但总体上是越来越少。当然，道教和神道教自身亦有发生新的变革。
早期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为玉文化，玉分成瑞玉和礼玉，前者是身份和地位尊贵的象征，后者则是祭祀或拜神的法器。这对于东渡移民集团的首领来说，当然是政治与宗教色彩兼具的宝物。吕玉新的《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诞生》说八尺琼钩玉的八尺，若按周制不过60~70厘米，而且“八”也可能如中文的“八荒”、“八极”一样意思。至于剑，似乎不必多加解释，只需稍加补充，大陆移民带着铁剑或青铜剑来到日本列岛，对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人而言，当然是极大震撼。镜子（铜镜）以其特性，在原始信仰中被赋予了神力，也成为权威的载体，东周时就有君王将铜镜系在身上。日后铜镜进入道教的符号系统，“照妖镜”等传说应运而生。魏国在和日本的卑弥呼女王政权的交往中，曾赐给对方不少铜镜，以表册封之意。考古学发现证实，在日本九州等地的一系列古代坟墓中，镜、剑、玉这三样常常并存。三种神器，就这么成了日本政权的至尊信物。
战后，关于三神器的渊源背景在日本学术界已是可以研究的课题，但局限于很小的专业圈子内，而在社会大众中间，最常见的也许仍是“天孙降临时天照大神赠与”的由历代天皇继承的宝物（如日本维基百科的“三種の神器”词条）。日本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是以神话为基础的“神国”观。今天依旧相信日本是“神国”的人大概不多了，但嘴上不愿服软的还大有人在。不服就要找证据，没证据就造证据。2000年，《每日新闻》揭露了日本考古学界堪称空前的造假丑闻：一位名叫藤村新一的业余考古家用伪造的办法，把日本的人类石器文化推进到70万年前，成了亚洲最古老的文明源头。该报道曾轰动一时，因为之前获得官方认可的教科书的叙述、文物和遗址统统化为了谎言，甚至有人为此自杀。商品造假是为了牟利，历史造假又是为了什么？答案非常简单，我就无须赘言吧。
政与教
一位日本友人曾说在媒体界有不成文的禁忌，对天皇的不利言论算得上最重要的一项。这无疑是具有日本式讽刺意味的：天皇的地位由国民意志决定，但国民意志不许质疑天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