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役，萨摩、长州两藩的心结更深，逐渐演变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在和平时期，两者的争执表现为互相压制对方的军费预算；在战争时期，这种争执的非理性一面更加变本加厉。闲来翻阅三野正洋所著《日本军的小失败研究》，提到日本海空军甚至在武器规格上各成规格，比如同样的20毫米机关炮，偏偏要把弹药设计得和对方不能通用。三野正洋说在战场上，海陆军彼此拆台阋墙的例子颇多，有损日军战力。这个现象，在日本战后的历史著作中表现极为明显。在对战争失败的反省和追究上，究竟是陆军还是海军的责任更大，俨然是数十年纷纭不休的公案。著名军史学家伊藤正德有《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早些年出过中文版，堪称攻击陆军的集大成之作。伊藤认为，将日本推向全面战争的主要罪责在于陆军，陆军的盲目自大、战略短视，将国运绑上了战车；而海军的最大失误，只是未能有效制止陆军的愚蠢狂妄。这种说法显然是偏颇而狭隘的，不过却展现出了在日本史学界亦很常见的一个拿手招数：推卸责任并自圆其说。
今天看来，皇室和萨摩藩后人的关系仍旧比较亲密。天皇那位妹妹清宫贵子内亲王的丈夫岛津久永，是岛津忠义的孙子。按中国人的伦常辈分来看，岛津久永是清宫贵子内亲王母亲的表弟，夫妻是近亲而且差了一辈。当然，在历史上，近亲与不同辈结婚本是日本天皇家系的一个传统。
关于天皇的话题留待以后，回过头再说萨摩与长州。它所象征的派阀斗争，可谓日本当代政治仍不消散的底色。昔日自民党独大，内斗之剧烈自不待言。新上台的民主党，内部依然有众多的派系，如小泽一郎的子弟兵，横路孝弘为首的新政局恳谈会，前原诚司的凌云会等。很多人也等着看新的戏码何时上演。萨长之争的最大失败是在第一代的元老们死去后，沦为意气用事的较劲，在越发局促的眼界里没有产生一位具有整体乃至全球性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观夫今日的日本政界，这个问题还是难解。
被盗记
日本是一个仅东京每年拾金不昧的金额就高达十多亿日元的国度，疏于防范意识的日本人到了海外，是最受当地贼党欢迎的游客。
在大学时的英语课上读过一篇短文，说的是一位西方女子独自在深夜的东京街头散步，宁静的气氛使她感慨于日本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当时的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治安天堂”之誉。不过，进入平成年号之后，日本的犯罪案件数量一度出现战后以来最高峰，近年才稍有下降。根据警方公布的2007年统计数据，在属于凶恶犯罪的杀人、抢劫、盗窃、强奸四大类案件中，盗窃案多达1429956件，远远高于次之的抢劫案（4567件），而且破案率最低（27.6%）。以窃取、抢夺财物为目的的罪案上升，社会的经济面相是其主因，尤其是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祸首。
在日本生活的十几年里，去年公司遭遇盗窃是仅有的刑事案件亲身经历，值得说上几句。公司的贸易部门经常有一批电子制品的存货，不知不觉中被贼人盯上了。某日一上班，大家发现该部门的办公室大门有被铁器撬过的痕迹，立即报警。五六十米外就有一个派出所，警察来得快，看了一番现场，怀疑到“中国人”身上。可是，整栋大楼都有保安公司的监测系统，没有身份识别的人闯入会触动警报，警方就询问了保安公司。数分钟后，早晨曾经接到警报来查看过的保安赶来了，他居然和窃贼有过交流！
日本的都市里很多建筑都贴着保安公司“警备中”的标志，多数是采取远程监控的方式。从这位保安案发时赶到的时间来看，接警至抵达花了不足五分钟，效率不错。可他面对未经识别的窃贼和被损坏的设施，却听信了对方是装修工人的谎言。窃贼说识别卡忘记在车里，他让窃贼去取，窃贼一去不返，他等了一会儿就锁上大门径自走人。按理说，对造成器物损害的闯入者，他应该多加盘问；按理说，窃贼溜之大吉，他应该明白这是未遂的窃案，要么报警要么通知受害人。可是，直到被警方找来之前，他什么也没做。
他是个身高只有1.60米左右的年轻男子，戴着眼镜，身上虽着制服并挂了装备，但掩盖不住懦弱和稚嫩，很难理解保安公司为何会雇用他做警备人员。我想，在直面手持铁器的窃贼时，他一定暗暗告诉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警方询问了他半小时，唯一有价值的情报大概是：窃贼们肯定是日本人。由此，这种保安公司暴露出了色厉内荏的本质，原来那些警告标志的意义仅仅是“防（吓唬）君子”罢了。
一件未遂案折腾了半天，好在没有造成多大损失，门窗墙壁的破坏有保险公司赔偿，大家就降低了警觉。但数日后，恰好前晚最后离去的员工忘记了启动警报系统，结果，清晨第一个抵达公司的我就看到了被连砸带撬的洞开的屋门，价值几百万日元的商品不翼而飞。马上报警，警察来了四五个，照例又是一通笔录，然后留下一个做痕检工作。这个年轻警员独自拍照，收集指纹和鞋印，忙碌到午后才收工。在此过程中，他得知我大学的专业是法律，还学过犯罪侦查学，态度明显变得热络起来。据他透露，此案可能是一个专业团伙所为，该团伙已经在东京连续做了几桩同类案子，街道上的摄像机拍到了之前曾于附近游走的可疑人物，甚至案发时窃贼逃走的车辆。
后来，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了些有关失窃物品的情况。如今，时间已经流逝了一年多，不知道警方的调查有何进展，姑且顺其自然吧。事实上，面对新的一波犯罪浪潮，日本警方呈现出了疲于应对的窘态，20世纪80年代曾号称世界第一流、高达60%以上的破案率，眼下却跌落到了20%~30%，备受舆论抨击。（但客观来说，日本警察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仍然比英、法、美等国略高。）
如果抛开这次被盗的“难得”体验，客居的漫长时日里，尚堪一提的就是曾丢失过一辆自行车。这个事件严格地讲也算盗窃，而且在案件数量中占据的比重不小，所以骑自行车者路上遇见警察，常常会被拦下检查车证。此外，就再没什么波折了。平心而论，我曾多次出了家门忘记上锁，也屡屡入乡随俗地把东西放在自行车车筐里逛到别处，都没发生过财物损失。毕竟，日本是一个仅东京每年拾金不昧的金额就高达十多亿日元的国度（十多年里，我丢失过三次钱包，两次被原封不动奉还，一次未果，地点在中国留学生聚居处）。可是，有人说疏于防范意识的日本人到了海外，是最受当地贼党欢迎的游客，应该不假。
流浪者
天气好的时候，一些流浪者会聚集在广场、公园等地，喝着小酒聊着天，甚至听着音乐，一幅逍遥惬意的画面，看上去过得很自在。
来日那年，看到电视里播放上野的流浪者（“ホームレス”，来自英语Homelessness，日语中原有的“浮浪者”一词因被认为有歧视倾向而禁用）群体和前来驱赶他们的警察展开大战，浩大的抗争场面令人印象深刻。在那之前，上野车站附近的一片街区成了流浪者的聚集地，搭了很多纸板箱“房屋”，据说“居民”有几百人。经过一番厮拼，“有碍观瞻”的流浪者们被警察连抬带背地遣散了，但他们的流浪生涯多半还是要继续的。
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表明，流浪者的人数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增减，2007年的数据是18564人，比2003年的25296人下降不少。流浪者的特点一是中老年男性居多（95%是男性，平均年龄57.5岁），二是集中在大都市，东京大阪各有4000多人。不过，既然是网络时代，又多了一个新生现象：“网吧难民”。这些在网吧坐地生根的人，日本全国也有5400余名。
进入初秋后，我每天上班的路上经过小公园时，都能看到一位流浪者躺在亭子下面睡觉。他四十多岁，穿着还算整洁，全部的家当是一个蔽旧的大旅行包。随着气温的降低，有一天他不见了。我经过时还在想，他也许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住所？冬季是流浪者最困苦的日子，尽管慈善机构建有收容设施，每年还是有数以百计的流浪者因冻饿而死，他们被称做“行旅死亡人”。各地方政府每天都发布辖区内此类身份不明的死者讯息，全国一年下来有数百人。那些遗尸荒野或山林的“行旅死亡人”，总让我想起库切笔下的迈克尔·K。
流浪者也是都市生活景象的一部分。我遇见过几次全身散发浓重异味、衣装褴褛的流浪者搭乘电车，令乘客纷纷避开，半节车厢顷刻空空荡荡。但一般来说，他们有自己的空间和群落，仿佛井水不犯河水。日本法律中有所谓轻犯罪法，规定不得乞讨，这或许是原因之一。当街乞讨的流浪者，迄今为止，只有前不久在池袋车站遇到过一位。人人讲起来都用惊异的口吻说“少见少见”，所以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人都向他的小罐子里扔了些零钱。两天之后，他消失了，但请放心，估计他最多是被警察警告而已，违犯轻犯罪法尚且不至入狱收监的程度。他让我念及十多年前在饭店打工的时候，有位流浪者进来问能不能把摆在门口的套餐样品给他吃。同胞店长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事后还恨恨地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找份工作自食其力？还不是好吃懒做！”
这大约是很多人的共同想法，尤其是和在日华人说起来，极少能得到些许同情。其中有自身经验影响的缘故，大家都觉得作为外国人，在日本面临种种障碍，只要吃苦耐劳都能维持生活，实在想不出那些流浪者无以谋生的理由。这个疑问有点缺乏人道温情，却也不易反驳。日本人说流浪者之所以无家可归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经济因素不外乎破产负债、失业、高利贷被害等；个人因素则包括家庭关系恶劣、身体或精神疾病等。以东京为例，政府曾推出帮助流浪者居住、就业的福利政策，试图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成效不大，接受援助者中能够自立的只有一成左右而已。
虽无正式职业，多数流浪者还是有收入的。官方与民间的慈善援助之外，他们会收集被丢弃的易拉罐、报刊杂志，前者卖给废品回收部门，后者如果外观无恙的话就摆摊减价处理。近年来，发祥于英国的流浪者支援杂志《TheBigIssue》发行日本版，每本杂志定价的55%归流浪者所有。接受采访的一位流浪者说他每个月大概有近10万日元的收入，在一碗吉野家牛肉饭只要320日元的情况下，至少无须担心食不果腹。天气好的时候，一些流浪者会聚集在广场、公园等地，喝着小酒聊着天，甚至听着音乐，一幅逍遥惬意的画面。不止一次，同行的友人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语气说：“他们过得真自在啊。”这难以名状之中，不满显而易见，要么抱怨社会福利供养了一帮闲人，要么认定流浪者理应符合悲剧形象；可也大抵有一点点羡慕，羡慕他们逃离了我们身在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浪者们倒仿佛古时的隐者，而且还是大隐于市。若追究至此，又多少显示出了我们、所谓正常人的尴尬：我们固然可以视流浪者为失败者，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缺少挣脱秩序束缚的勇气。
对流浪者，我既不轻蔑视之，也不想被误解成美化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人生的境遇有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闇将軍和影武者
无论是“影武者”还是“闇将軍”，在文化上的意义，都印证了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指出的日本人“无责任感”的精神结构。
前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访华时表示，虽然实现了政权轮替，但使命尚未完成，时任的首相鸠山就成了“野战军的最高司令官”，要继续为巩固政权而奋斗。日本媒体在报道这段话时，多半留下了最后几个字：“最高司令官”。言外之意，他才是民主党政权的真正核心，在内阁的后面扮演着“闇将軍”的角色。战后政治史上，自民党一代强豪田中角荣是最著名的“闇将軍”，出身自民党的小泽可以说继承了他的衣钵。
对小泽的角色与地位的议论，从民主党当选之前就一直持续，在鸠山政权发足后更是纷纷嚷嚷。不过，尽管舆论对鸠山台前指挥、小泽幕后操纵的“闇将軍”二元体制充满忧虑，但就日本政治历史的历程来看，此类体制实在是源远流长，体现着日本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