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体育教育的强调和民众体育的发达，日本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确实仍在发展。尽管有学者经常就电脑游戏、汽车代步、垃圾食品等不利影响提出忧虑，但数据表明，1999年至今，日本中学生的一分钟内仰卧起坐平均数，男生从23.45个增加到27.5个，女生从18.15个增加到23.08个。在50米短跑项目上，1989年，男生的平均成绩是7.96秒，如今是7.92秒；女生的平均成绩则略有下降，从8.72秒降低到8.78秒。
看到一些资料，都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近年来出现堪忧的下降，这也没办法，咱们的心思在奥运全运金牌嘛。不过，我觉得若能在中国同龄人中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好好对比一下，应该是蛮有意义的事情。不知读者诸位中有无教育界人士愿意尝试呢？
实话实说
这二十多年来日本人对华好感的持续下降，和一部分在日中国人的“多不法犯罪”行为紧密相关。
1996年春来日后不久，在新宿的一家“扒金库（パチンコ，日本最流行的弹钢珠赌博游戏）”门口见到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算是一个不小的震惊。因为此前，对于在日中国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没有任何了解。成龙的新作《新宿事件》中，吴彦祖的角色就是因为被误认为在“扒金库”作弊而失去了右手。这类作弊者通常被称做“扒金库枪手”，他们的收入确实极为惊人，而日本媒体称他们给“扒金库”业界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日元。
《新宿事件》的故事背景，大体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比如影片中的假电话卡，我来日之后还有贩卖。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据说本来都可以用磁卡拨打国际电话，但以中国人、伊朗人为主的外国人群体制造并销售“假卡”，也使日本的通信业界遭受了巨大损失。在1996年，越来越多的公用电话取消了用磁卡国际直拨的功能。在同学的介绍下，我看到过十几个同胞排队等着利用一台罕见的依旧能用的公用电话的场景，还有人担任把风以防巡警。
我没玩过“扒金库”，没用过“假卡”，都是听同学、友人讲述。后来，随着技术的变革发展，这两个行当都渐渐消失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十余年内，一些胆子大的在日中国人确实搞到了第一桶金。鉴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金钱的诱惑是毫无疑问的。可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好奇。日本社会中有不少看起来缺少看管防范的“空子”，对于一个外来陌生人而言，可能会泛起“我这样干一下不会有事儿”的冒险冲动。有位就读于东京某国立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的中国留学生，在1000日元上粘上一根线绳塞入饮料自动贩卖机，买了饮料后拉扯线绳把钱取回来，还能赚一笔找给的零钱，结果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我觉得他未必就是为了那些零钱的便宜，应当有恶作剧的成分。
不管怎样，自那时起，在日中国人“多不法犯罪”的恶名就建立起来了。在日本媒体的渲染下，也为广大日本民众所熟知。并不夸张地讲，这二十多年来日本人对华好感的持续下降，此乃一个无法忽视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两件重大杀人案，影响极为恶劣。一件是2003年，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福冈将一家四口灭门，包括两名十一岁和九岁的儿童。此案震惊日本社会，并且对中国公安部派出专驻日本的警务联络官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件是2002年，大分县的四名中国留学生和一名韩国留学生合谋杀死了老人吉野谕。吉野年轻时在战乱中的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救助，立志报恩，热情援助当地的留学生，有“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该案在日本民间引发一片哗然，尤其是强烈冲击了对华友好人士。
近年来，由于日本警方加强了打击力度，在日外国人的恶性犯罪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比较突出的是盗窃案，范围则从都市转移到颇有夜不闭户之风的乡村。而且，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日本人也加入外国人组成的团伙，出现了“国际合作”的趋势。
就数据来看，2008年，日本警方抓获的在日外国人违法犯罪者里面，中国人为4856人，远远高于其次的韩国（1603人），菲律宾（1486人）。一般状况下，中国人的违法犯罪案例占在日外国人的40%左右，和人口比例有较大差距。若具体到触犯刑法的犯罪者，中国籍者占在日中国人人口总数的0.45%；外国人里面，另一个较高的是巴西人，约为0.26%，和日本本国民众的0.26%相当。这说明在同样人口基数下，中国人违反刑法的犯罪率将近其他群体的二倍。
然而，中方也指出了一点，即日本媒体对中国人犯罪的报道曝光率约为日本同类事件的四倍。在这样一个带有偏见的鼓噪环境下，强化了中国人的隔阂感和挫折感，实际上也许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日本媒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有复杂的政治原因，除了中日关系的影响之外，也包括日本的治安状况恶化，国民对警察等官僚机构有不满情绪等；另一方面，日本传统上的排外情绪，使得他们对“外人”易生疑窦和戒心。
听一位20世纪80年代初来日留学的前辈忆旧，他曾在深夜遇到警察巡逻，对方得知他来自中国，友好地表示愿意送他回去，并亲切地说着“中国是李白杜甫的国度”。如今，这样的景象不会再有了。2000年，东京警视厅甚至制作了一幅“看到中国人，请报警”的海报，因人权团体的抗议才撤回。2002年底，我的一辆自行车被盗，去派出所报了案。回到家后，晚上约九点钟，两位警察登门拜访，说是想请我补充一点文书手续，其实是来探听虚实，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逃罪之期
日本人对重大案件有“无论如何也想搞清楚真相”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另一端，大概也造就了推理小说的极度繁荣。
早晨看新闻，一则报道说1995年1月发生的一桩抢劫杀人案元凶被捕，距离该案的15年诉讼时效到期只剩下一个月，三名案犯都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这里所说的诉讼时效是刑法领域的，自案发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司法机关倘若未能将犯人逮捕归案，就将丧失对其提起公诉的权力。此案还剩一个月并不算短，我似乎记得有仅剩数日而就擒的。同时，战后也有一些大案，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成为死案。最著名的怕是1984至1985年之间的“怪人21面相”投毒恐吓案，以威胁在食品中下毒令日本举国陷入不安，该案的刑事诉讼时效在2000年到期，民事诉讼时效则截至2005年。（值得补充的是，日本人跟风爱好下的此案“模仿犯”多达444件。）
诉讼时效的概念，中国法律也有，但似乎远远没有日本这么备受瞩目。特别是一些案件的时效截止期即将来临前夕，媒体往往要掀起热烈的讨论，甚至刊登资讯呼吁民众提供情报。一些受害者家属和民间团体会走上街头，一方面求助于人们发现线索以便破案，另一方面则要求修改或废除诉讼时效规定。我曾接到过受害青年父母散发的传单，目睹白发人的声泪俱下，确实教人动容。在舆论的压力下，自2005年起，日本政府将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限作了大幅延长，如死刑犯罪从15年变为25年，无期徒刑犯罪从10年变为15年。目前，法务省在对民意的调查基础上，正在探讨废除死刑及重大案件的诉讼时效，如果正式推出，将是日本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不过，我从这个诉讼时效问题上联想到的，是日本人对罪案文学的喜爱与成就。日本官方在谈到诉讼时效话题的民众反响时说，人们对重大案件有“无论如何也想搞清楚真相”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另一端，大概也造就了推理小说的极度繁荣。
在日本但凡摆了一些书籍贩卖的地方，哪怕是车站上的小售货亭，总会看到题为“杀人事件”的小说。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惊诧：怎么到处都是“杀人事件”？实际上，这些小说的真正本质仅仅在于推理过程，有时几乎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思维演练。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谈到日本和英国推理文学“双璧”般的杰出表现，在我看来其间有所关联。以揭破罪案真相为核心的推理小说，最富魅力者是破获的过程，要求智力含量。而要想给一个罪案增加其破获的难度，就需要加大接近真相的种种障碍。简单地说，诉讼时效亦是一种障碍，时间上的障碍。15年，警察未能侦破，犯人就逍遥法外了。对前者，时效乃限时计似的催促；对后者，时效是熬过去就好的保险阀。近年来大为走红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代表作《白夜行》就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15年界限的存在，给故事增加了极大的张力。
岛国的地理环境，或是一种空间上的障碍。日本和英国都是人口密集、面积有限的岛国，和大陆国家相比，算得上相对封闭的空间，逃离脱罪的难度也就更大。侦破小说中，把案发地设定于火车、轮船、岛屿等特定空间内是常见手法，就为了增大空间障碍的密度。另外，日本和英国的社会环境，在人的层面上构成了第三维的障碍。概括而言，或可称之为秩序与伦理的相对保守。前面说过日本的杀人案中，亲族相残占极高比例，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曾说过，在英伦三岛的数十年间“能够铭刻人心并长久流传的”谋杀案，受害者大多是家庭内部成员。
那么，既然有诉讼时效的存在，接下来的课题自然就是如何能隐藏或逃亡直到期满。2009年的日本罪案新闻中，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两年前涉嫌杀害英国女子林赛的市桥达也被捕。此人被警方用新干线从大阪押送到东京的那晚，东京车站简直是观者如堵，媒体记者拥挤到有人受伤的程度。他在2007年3月从千叶家中逃走，逃亡了两年多，其间多次整容。因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亲自出面向日本政府要求严查，日方把悬赏奖金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1000万日元。后来有了结果，1000万日元的赏金由众人均分。
萨长之争
萨长之争的最大失败是在第一代的元老们死去后，沦为意气用事的较劲，在越发局促的眼界里没有产生一位具有整体乃至全球性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和驻日使馆的吕小庆参赞谈天时，听到他讲起某晚同夫人在街头散步，突然发现一所大宅外警力密布，马路另一侧则有些民众站在路边守候，恰巧此时，明仁天皇夫妇从宅子里走出。原来，天皇的妹妹嫁给了住在此地的岛津家后人，他是来探望妹妹的。说及皇室与岛津家的联姻，倒是有些故事。
岛津家的先祖，据说是所谓“渡来人”，即中国秦代以后航海来日的移民，自命为始皇帝后裔。在战国大名中，岛津家是萨摩藩，地域约属于今日之鹿儿岛县北部。萨摩藩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个是本州岛西南的长州藩（今日之山口县）。说萨长两藩缔造了日本的近代史，并不算太过分。迄今为止，小小的山口县出过八位首相（最近的是安倍晋三），鹿儿岛县出过三位（整个九州岛则一共九位，最近的是福冈的麻生太郎），东京算上新近承继祖业的鸠山也不过五位，所以，日本的西南部看似远僻，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然而，萨摩、长州虽然在倒幕、开国等一系列事件中携手，实际上矛盾深刻，亦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萨摩向英国学习海军，长州以法国为榜样操练陆军，形成了海陆两大集团。明治时代，日本海军、陆军各有一位被神化的“军神”，海军是萨摩出身的东乡平八郎元帅，陆军是长州出身的乃木希典元帅。两大集团之间，围绕领导权产生了持久的纠纷，最有故事性的是1921年发生的“宫中某重大事件”。
当时的裕仁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准备和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的外孙女良子结婚，良子的哥哥在学校检查出了色弱，长州出身的元老、陆军元勋山县有朋以担心良子是色盲为由，试图迫使良子家取消婚约。一般传闻认为，山县此举的真实动机是不愿皇室和萨摩势力的进一步接近，但遭到了皇室、其他元老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反对，结果未能实现，自身的威信反倒一落千丈，不久黯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