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量契约文书之陆续发现，尤其文书归户性特征所提供之文化来源信息，余以为凭借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同时利用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之二重证据法，如同敦煌学、徽学一样，完全有可能建立一门新型地域学科——清水江学。然前提为学者真正具有参与之热情，必须经过几代人之努力，形成数量广泛之海内外研究群体，产生一批具有范型意义之学术成果。余之所作所为，不过文献整理而已，既希望近年不断出土之文物能尽快公诸世人，亦愿意纸上及田野调查之史料能早日为学界所使用，所作所为不过过渡阶段之初步工作，成果之精细加工及发表问世，则当以新材料新路径为突破口，或可成就前所未有之学术新局面，开创难逢难遇之区域史研究新领域。兹事之成功与否，尚有待于来者，寄望于后学也。然一人劳而千人逸，虽为铺路碎石，亦乐观千军万马涌过。盖新学科之产生即意味着新事业之开拓，厥功必蔚然可观矣。
余发言之后，晓光、洪根两先生亦相继讲话，均极有见地，洵乃多年潜心地方法律史地研究之专家。国君博士则通报契约文书整理情况，就疑难问题逐条征求意见。讨论发言甚为积极踊跃，乃至餐叙时仍争论不已。
下午二时，餐毕即赶往车站，乘大巴返归筑垣，路上与黄诚、国君、廖峰纵论天下大事，虽三小时亦未疲倦。天黑抵家，始稍有困意。余之未老，可证明矣。
九、结语
返归筑垣途中，总结调研所得，虽时间颇短，仍感收获甚多。尤其当地民众情挚而品端，恰好与城市文明形成巨大反差，非特令吾印象深刻，亦激余思绪翻滚。余于“文革”期间，尝有四年乡居生活，虽年青未谙世事，然亦与乡民融洽无间，至感亲热，视同胞人。而胼胝于田亩，歌啸于山林，行吟于溪畔，亦有至乐存焉。返城后终日坐牖下，昕夕读书无倦，每涉及地方志书，于丘陵原隰之殊，风土人伦之异，辄往往再三致意。盖以为若非鸿博通贯，则难以成专门绝业。故好博之弊日深，而精专之业久疏矣。以后虽纵游名山大川，遍交海内外英儒硕彦，然终未忘与田夫野老交往之乐，共晚鹤晓猿杂处之快也。此次重访清水江乡民，殊感往事烟逝无痕，然亦时生回忆暇想，以为久滞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深知西方都市文化祸人甚深，非特市场导人以功利，消费诱人以浅薄，且“文”驱逐“质”而高歌，“质”遁迹于“文”而哭泣。
人与乡村生活之联系，不能只是文本之联系，而应为实际生活之联系，切不可轻易割裂原有之生命脐带。或许在城市与乡村之边缘地带，透过大传统与小传统之文本张力，出于比较互现之慧识眼光，才能找到更可靠之学术定位，涌出更深刻之批判力量。惟“文”过之弊虽有切身之痛，救弊之“质”则多已疏离，若问“真礼”究在何处，返诸民间乡野是也。庄严世界之呼声，山间清风明月，田头村农樵夫，或许尚能透出一丝信息。故欲对治西方物质主义甚行之灾难，重走质文互补彬彬兴盛之道，尚有必要随时归隐乡村，回归久违之田园故地，再建乡规礼俗自治秩序，振兴乡情融融之民间制度。同时兼以大学“亲民”之说为工夫，非仅采询民风习俗，亦绚丽复返素朴，乃至教二、三村童读书游戏，践履余所提倡之以质救文、依质节文人格实践方法，而得以摸索现代文明日益虚伪化之解救路径，展示“质”真“文”正之文明新形态。至于治学固乃终生职志，亦当上下两重眼光兼具，国家之兴衰治乱自必关注，生民之休戚忧乐亦不可轻忽。斯虽二事，然皆国运所系，备述俱书，微意在焉。
昔梁启超尝有言：“国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无国史。”然又谓；“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则表面自相抵牾，实亦眼光上下兼顾，崛起于历史上之个体英雄固当重视，普通民众之“一群人”亦不能轻忽，二者合为观之，方可构成历史之大全。而传统乡土社会意义之“一群人”，则往往为血缘家庭、宗法族群，或具有共同价值诉求且构成生活共同体之社团、社区，一般均有共同之凝聚符号及相应之凝聚资源。梁氏既熟悉传统史学，又大受新史学之影响，故两可之间，仍可自行弥缝。而上下互观，左右兼顾，四维空间，纵横任意，不可跼蹐于一隅，不能偏执于一端。商略云端，超然物外，而又扎根大地，潜修俗世。吾侪心事，天必鉴之。而学问、性灵、道德三者齐头并进，方可臻于人生至善至美至真之境耳。
余襄昔读书，尝记得一联，迄今尚能背颂，惟出处已忘，不及翻检文献，姑记之于此。
对乡人说乡语，灵爽式凭，似讲格物致知于黄山白岳；
明圣学接圣传，羹墙如见，有验存神过化于汉水方城。
具见凡有心之处，皆为学问之场。中国古代，轩氏所采，太史所陈，类皆藉以验风俗之盛衰，考政事之得失，览其山川，询其民物，溯其肇造之始，悉其沿革之由，乃至化为制度，成为职事。故凡逢孟春，必以木铎询诸乡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有所择取，不因出于田夫野老之口，即轻率弃之而不顾。其所作所为，正乃西方所谓田野调查，实已开今日人类学之先河，而早西方二千馀年。余此次调查，追溯往事，思念来者，益感中国学术如欲赓续发展而彬彬兴盛，辄断不可脱离久远深厚之传统耳。
清水江文书及清水文明之重要，余已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盖无论研究任何民族地区之历史，均务必以史料之蒐集为第一步。史料之搜求整理越集中越系统，清水江文明之揭示亦越清晰越具体。此次调查，仍深感民间族群生存智慧，以及凭此智慧积累而成之知识系统，仍多藏纳于深泽大麓之中，有待今人认真挖掘整理。而普天率土，人物弘多，史迹纷繁，事态复杂。国史记事，视听不该，必有遗逸，难免讹漏。故自孔子以来，即有史多阙文之叹，不能不窥别录，讨异书，考档案，查野乘，乃至开展社会调查，旁采歌谣口说，取证地下遗物，凡足以反映人间情状者，皆无不互参比证。如此不断扩大史料征采来源范围，叙事立论无不有坚强之证据，则比次之学既已扎实可靠，论断之学亦允洽高明，非仅清水江文明原貌得以昭示，即吾国史学亦骎骎乎发皇光大矣。
再进而言之，所谓史料者，百馀年来，较诸乾嘉时代，范围已大为拓展。盖善治史者，本不必限于典册，凡有文字，乃至实物，一切可提供史迹信息者，皆必取而用之，以求多方证史考史，广参博采而折衷一是。即使难免悠谬之说，攀附之言，未必为历史之真实，亦可见造假之真实。而社会心理之缘由，时代变化之脉动，乡民生活之文野，文明程度之高低，于此亦可判然断之矣。故余之重视契约档案文书，决非别志好奇，更非有意标异；实乃国家之外，尚有社会；社会之中，必有民众。国家政治固然必须关注，社会民众又曷可轻忽哉！斯二者本来交织渗透互动，又曷能取一废一，不两察其全，乃至暖暖姝姝自以为足，彼此讥诋而自小门庭耶？
至于死材料如何变成活知识，则田野作业之作用决不可小觑。故余多年提倡搜考史料，大要仍不出两点：甲、不仅要在典籍文献中发现历史，亦要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发现历史；乙、不仅要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发现历史，亦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历史。现实实践与历史记忆之间，必有微妙隐蔽之关联。故了解历史，接触民众，解读社会，观察世相，实即领悟活态之历史时间，走进活态之历史现场，唤醒活态之历史情感，吸纳活态之历史经验，非特有裨于人生价值之实现，亦有助于学术事业之发展。故举凡民俗乡习，风规礼俗，乃至碑刻墓铭，契约档案，族谱家乘，口谚传说，何一不可证史焉。而以此建立乡土文献学专门学科，又未必不是水到渠成之事也。
唐人刘子尝引孔子之言：“吾犹及史之阙文”，并云：“是知史之阙文，其由来尚矣。”按文中所引孔子之言，出自《论语?卫灵公》。盖岁时流逝，古今代谢，人事变易，史迹晦隐，史之阙文，势之必然也。而苗疆长期皆为“化外”之地，史家历来殊少记载，乡邦文献之凋零，尤视其他地区严重。则刍尧狂夫之议，君子亦当慎择。而“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何况数十万件契约文书，数量多，内容富，系统性特征突出，归户性特色鲜明，非仅足资多闻，亦能昭示国情，正可促进民间草根社会之了解，弥补官修史书重国家轻社会之不足，又曷能不殚精竭力，钩稽排纂，辑为专书，俾学界获取第一手之社会经济资料，而为后学肇启山林乎？
故平生怀抱，一事无成，别识心裁，亦云岂敢。惟区区微意，天心可鉴，并可公诸同好，示之后来也。
2011年4月初稿于清水江畔
2012年4月修改于筑垣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