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发言之内容，主要为如何重新发现已被遮蔽之苗疆历史，如何还复清水江文明之本来真实，如何重现百姓日常生活世界之具体面相，如何了解中国文化扎根之乡土社会。大意为清水江文明乃华夏文明不可或缺之重要组成部分，华夏文明实乃集多数地缘文明组合而成之文明。所谓组合当然为有生命之机体式组合，而非无生命之机械式拼接。因此，大有必要重视结构之分析，关注结构内部之交织互动关系。易言之，不仅要从国家看地方，亦要从地方看国家，兼顾上、中、下三层理论。上层理论必须随时注意国家之边疆经营方略及其行为方法，中层理论尚有必要考虑地方行政机构之管理模式及其施政特点，下层理论则需重视地方民众劳作、生活、交往、信仰等行为构成之日常生活世界，分析其现象学发生机制及秩序化特点。错综复杂、变化万千之国家政治事件史固然值得关注，稳定可靠、长久持续之民众生活史亦不可忽略。而大量地契、林契之发现，恰好有裨于百姓生活史之还原，呈现华夏民族全面而具体之历史进程及其地域面相，揭示大传统文化扎根之民间土壤运作机制及其环境生态内容。反之，任何局部都是与整体关联之局部，了解整体亦为了解局部之必要前提，故研究清水江文明史或乡土社会生活史，又必须顾及华夏民族之整体史。二者比照互观，或从局部看整体，或从整体看局部，正可谓诠释之循环，当作为方法论大力提倡。
余又云：清水江文明之特质究竟为何？据余之长期调查判断，实乃复合型文明，亦不妨称为多元文明。苗侗两族所创造之文化固然为当地之主体文化，具有鲜明之地缘特色或民族特色，然亦糅入大量汉文化因子，无论儒道释三家孰重孰轻，其文化构成比例及其事相特征均极为突出。而清水江凭借其航行之便利条件，实乃各种文化碰撞、磨合、吸收、融汇之最佳试验场。揆诸明清两代历史，一方面汉文化持继不断地涌入，成功渗透于本土民族文化之中；一方面本土民族文化亦顽强延续，积极有效地改塑或重组汉族文化。故谓之为采借可，谓之为整合亦无不可。要皆证明无孤立封闭单元发展之文化，惟有相互交流涵化共同发展之文化。而总结其历史经验，无论得失利弊，斑斑史迹俱在，非特有利于了解吾国历史文化之发展趋势或演进历程，而且亦可转供今日建构所谓地球村民族交往模式选择或参考，代表主体间性多元文化成功融合之典型范例，说明边疆治理“王化”策略之成功。今日国际社会欲化解民族(宗教)冲突，中国经验仍可为其提供有效解决之路径。而无所不在之国家认同，亦为苗疆民众之主动选择。尤其华夏文化身份之选择，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乃至出于策略利用或情感归依，在在均足以说明国家“王化”开发拓殖力量之巨大，体现地方民众生存或生活智慧之高明，反映国家与地方互动关系之微妙，大小传统交流渠道之多样，不能不成为清水江文明史研究之一大重要论域。
清水江文明史形态生动多样，必须采取文献与田野互证之方法，走出一条双语或多语(如苗侗汉语)互证之解释学新路径，力求多方比勘对照，反复折衷互诠，以求获取更可靠之实证成果。余最近之所以提出重新发现苗疆历史，乃是有感于书缺有间，文献记载简略，地方史迹若明若昧，清水江文明史大多沉晦不彰，乃至早已为人淡化遗忘，不能不凭借知识考古学之方法钩沉发覆，以证长江中上游文明仍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举例言之，清人视域中之边疆治理大事，足以震动朝野上下者，乃至奏折廷议堆积如山者，长期以来以为凡有三件，均主要发生于康雍年间。一即开辟苗疆，再为经营西北，三乃收复台湾。三事互衡互较，清人以为开辟苗疆厥功最伟，不仅因为用兵时间长，奏议多，而且以为收获大，功烈巨。试问何以如此？答曰：殊方异域，咸入版图，朝野上下纷纷上奏献策，举一国之力经之营之，最终则“生苗”化“熟苗”，“熟苗”化“民人”，“边地”变“内域”，“新疆”变“旧邦”，清人岂能不视为边疆治理之一大盛事乎？然晚近学者撰作通史，无论经营西北或收复台湾，均津津乐道，叙之綦详，载之甚夥，惟一涉及开辟苗疆，则语默如讳，噤若寒蝉。偶见一、二论文，则多视为孤立之改土归流事件，不知实乃西南、西北、东南相互关联之国家治边施政方略，尤其善后经营贯穿有清一代历史，数千年“言类侏离”之地，竟成为多民族和睦相处之示范区，诚可谓当时后来之一大国是问题。不谓其为清人治边之成就，不指出今人治史多有遗忘，学界一概对此始终不闻不问，又曷能对后世他人有所交待耶?
当然，如同萨义德《东方学》一书所提示，西方人表面皆为研究东方而研究东方，为获取东方知识而获取东方知识，实质则凭借研究及其所获取之知识，不断抹黑东方，妖魔化东方。而无论抹黑或妖魔化，暗含目的则为征服东方，改造东方。就西方与东方落差甚大之价值梯级而言，西方人理性、和平、宽容、大度、合乎逻辑，东方人则幼稚、好斗、偏见、狭隘，后者相对前者永远皆为一他者化之异域，此正可谓西方之东方主义。余近来发现日本学者笔下之清水江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可称为日本之东方主义，不能不引起国人之高度重视。余之研究取向，则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尊重地方少数民族之生存智慧，理理其文化选择，表彰其文明创造，实出文化交流融合之整体地缘面相，反思暴力冲实矛盾之局部流血过程。看到前者实为主流，后者则为伏流。文化发展之大趋势从来皆为交流与融合，谁也无法任意抹黑此一基本事实。
余又以为，清水江支流多，流经地域广，形成复杂之灌溉运输网络；又经沅江连长江衔运河，贯通南北大部分中国，实已纳入全国市场体系，成为极重要之苗侗汉文化交流走廊。透过契约文书即不难看到，当地无论农业或林业，均颇为发达，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混农林区域经济，构成决定性生产部门。而地契与林契，亦与之对应，虽林林总总，均无不反映地方生活生产实情。其中农业溪流纵横，田畴膏腴，稻谷肥美，糯米尤为著名。旱地作物种类甚多，收成亦极为可观。而乡民喜聚饮，几至无人不沽，又好以美酒待客，演为习俗风尚，人多以酒乡美誉之，不能不依赖于稻谷之丰产。木材则集种植、培育、砍伐、运输、贸易为一体，虽深山大箐，举凡杉木楠材，均可耸立于皇城殿堂之上，见诸贵族大家园苑之中，则不能不得力于清水江航运之便。而江南华胄贾商之白银黄金，辄与木材之外流相反，乃逆清水江而上，源源滚滚不断，亦汇聚于苗疆山寨农户之家，成就一批势力不小之地方绅商。而帝国庞大行政控制体系之下，实际尚隐藏有一巨大之商贸体系。国家理性力量尽管无所不在，民间社会力量亦活泉喷涌。帝国之一统化秩序运作，实有赖于地缘之相通有无；地缘之相道有无，亦有赖于帝国之一统化秩序运作。木材从种植砍伐到贸易成交，又由贸易成交到制具盖屋，其间均牵涉利益之分配或再分配，关联信用体系、伦理原则、商业精神等诸多问题，既有必要扩大研究题域涵盖之地域范围，又有必要深挖研究对象固有之结构关系。故探讨清水江文明，发现苗疆各民族之历史文化，实不能囿于清水江一地，限于苗疆腹地一隅，当以动态之眼光，开阔之视野，关注不断扩大之地域交流互动范围，重视层层叠合之社会文化关系。而以区域为单位，容摄众多民族，比观其互动交流之全程，较之蹐跼于单一民族，衡以封闭化之叙事撰史，其差异悬殊，殆又不必言矣。至于时间断限，则有必要上下两头打头，重视生活史长时段缓慢变迁特征，不能受制于王朝周期政治史结构。更直截地说，当以契约文书为基本史料，比照对读各种官修私撰文献，力求先在自明清以迄民国研究方面取得重大创获，然后再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向上贯通远古至宋元之历史，同时广泛开展田野调查，向下联接当代发展变化情况，最终则以“全景式”之研究方法，辅以合理而新颖之解释模式，清晰展示完整之清水江文明史，再现华夏文明之地缘结构及开发演变之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