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沿河佛教文化史考(1)

张体珍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的乌江中下游，总面积2468.8平方公里，辖22个乡镇，2010年末总人口65万。沿河历史悠久，远溯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为巴国的南境，战国属楚，一度属秦，秦属黔中郡，汉武帝时属涪陵县，蜀汉于县北置汉复县，北周于县地置费州，隋于今县城置务川县，唐置务州，后改宁夷郡、思州，北部置洪杜县，元置沿河祐溪长官司。

沿河是土家族聚居区，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6%以上。土家人按本民族的风俗崇拜祖先，祭祀土王，祈求风调雨顺，消灾免病，人寿年丰，六畜兴旺。由于佛教的传入，在这些信仰活动中，很自然地融入了佛教内容。沿河境内佛教属禅宗南派中的临济、曹洞两支派。大多数佛教徒属临济宗，少数佛教徒属曹洞宗。

佛教在沿河的兴起

沿河是中原文化传入贵州的必经之地，也是贵州佛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整个贵州的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时修建福常寺，五代时修建天缘寺，宋代修建沿丰寺，在元、明、清时期，沿河寺庙林立，仅县城就有三十多处。元时，沿河佛教开始向西和向南发展。

沿河早在东晋就有佛教传入。在距沿河县城北面不足十五公里的沿河与酉阳交界地至今存有一座晋代古佛寺永和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八年(353)，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古寺所在地酉阳县万木乡与沿河县黑獭乡同处一条街，当地人们长期友好往来，互通婚姻，关系密不可分。历史上，从春秋至北宋，沿河与酉阳大部分地区长期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直至南宋初年，酉阳才从思州分出，而永和寺所在地直到清乾隆十七年（1752）才由沿河司拨归酉阳。东晋时代，沿河与酉阳的西部包括永和寺在内同属于汉复县（今沿河境内）。因此，永和寺佛教不仅是酉阳佛教文化传入的标志，也是沿河佛教兴起的标志。

沿河在隋代置务川县，隶属巴东郡，县址在今沿河县城东岸。唐初，巴东郡首领冉安昌向唐高祖李渊奏：“务川当牂牁要道，请置郡以抚之。”于是在县地置务川郡，后改为务州、再改思州。据冉氏家谱记载，冉安昌住于沿河官舟常乐山卜龟坪，在那里兴建寺院福常寺，成为贵州历史最早的寺院之一。明《思南府志》记载：“常乐寺，唐为福常寺，宋敕赐中胜院，国朝改为常乐寺。”直到今天，冉氏还把常乐寺看作本族的家祠。

唐朝时，朝廷还派一些文人到沿河任职，徇节睢阳的南霁云将军之子南承嗣就是其中之一。南承嗣时为务州别驾，来务州（即思州，治务川，今沿河）时，多善政，离开务州时，人思其德，为立生祠，南承嗣辞命祀其父，于是在沿河修建“忠烈”祠，以纪念南大将军。以后，黔省通祀南将军庙曰“忠烈”，自承嗣始（明《思南府志》）。忠烈祠，在沿河又名黑神庙、将军庙，位于沿河县城东岸东山脚下，在谯家镇、官舟等也有黑神庙。谯家镇黑神庙，传说因庙内黑神菩萨显灵，至今香火不绝，庙内现有僧尼住持。

在唐代，沿河境内大姓除了冉氏外，还有田氏。南北朝时期，田氏入居沿河北部。隋时，田宗显被皇上任命为黔州刺史，黔州大治，后掌管黔州沿河四十八渡。唐朝时，田氏成为思州首领，子孙世袭。思州，唐贞观四年(630)置，领三县：务川(今沿河)、思王(今德江)、思邛(今印江)。史载思州田氏“奉佛兴寺”，但是否在唐代建有佛寺，史无记载。

沿河在唐代为思州、务川县治地，理应接受唐中央朝廷的敕令，境内又有佛寺，必有僧人住持。现见于文献记载的贵州高僧仅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四人，他们或许与沿河的古佛寺有关。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又以医术名闻京城，奉诏治愈唐玄宗的病。海通生活于唐玄宗时期（712-756），是乐山大佛的最初创建者。大佛通高71米，肩宽28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义舟，与中唐诗人刘禹锡有交往，刘禹锡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诗文载其人其事：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矣，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裙秉笔，彬然与兔园同风。蕃僧以外学嗜篇章，时或摄衣为未至客，其来也，约主人乘秋风而还，今乞词以飏之，如捧意珠，行住坐卧，知相好耳。余曰唯，命笔为七言以应之：

黔江秋水漫云霓，独泛慈航路不迷。

猿穴窥斋林叶动，蛟龙闻咒浪花低。

如莲半偈心常悟，问菊亲诗手自携。

常说麾围似灵鹫，却将山屐上丹梯。

由刘禹锡与黔僧义舟谈诗论道，可知义舟当与刘禹锡为同时代人，皆中唐时人。刘禹锡诗题的“黔南”指的是唐时的“黔州黔中郡”之南，“黔南”之“南”本指黔州黔中郡治之南，其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县，唐宋时人将贵州之地称为“黔南”。刘禹锡的诗引和诗句中皆有“黔江”，黔江为今贵州境内乌江中下游，唐宋时称乌江为“黔江”。时义舟是从黔南由乌江乘船至中原见到刘禹锡的，义舟应是生活在乌江沿岸的人，沿河位于彭水之南的乌江沿岸，是到彭水的必经之路，故义舟一定到过沿河境内，而且有可能就是沿河人。

五代时期，在沿河中界修建了天缘寺，历代史志中虽无记载，但从现存的二十多块石碑记载中可以得知。

宋代，沿河佛教的传播

进入宋代后，由于思州田氏“素事佛”，宋朝时的佛寺遍布黔东北。据史志记载，沿河境内有沿丰寺、云台观等。沿丰寺，位于沿河县沙子境内。明嘉靖《思南府志?寺观》载，“沿丰寺，在沿河司东二十里，宋时建，明嘉靖元年里人何文材重建。”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田祐恭内附。政和元年(1118)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宣和四年(1122)废思州，以务川城为名，邛水、安夷二县改为堡，皆隶于黔州。南宋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黔州图经》云：“建炎五年（应为三年，1129），贵州（可能为“夔州”之误）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钤辖珍州南平军务川城一带都巡检兼知务川城田祐恭，乞于黔州建置僧寺……绍兴十一年（1141），尚书省牒送到，知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立小院，以安僧众，敕赐集福院。”田祐恭所置寺院当在沿河境内无疑，在沿河官舟今有集福洞。民国《沿河县志?古迹》：“在县西六十里之集福洞，洞门正中有石龟盘伏水内，龟之口腹皆空，常有游鱼出入。”

宋人于观《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云：“公以绍兴二十四年(1154)秋七月九日薨，越十有七日，诸孤奉襄事葬公于务川县归义乡西山之原，附祖茔也。公讳祐恭，字子礼，威名有素……名山胜地，琳宫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即非觊觎私门之福，皆以祝君王之万寿，其向善类如此……民从以安，乃立祠堂于水东梵宇，以备瞻仰，旱潦祈祷，常获昭应。九月之忌辰，远近生熟夷僚溪洞境上居民，不约而会，皆共携香纸，结为一社，诣公祠前稽颡奉献，各祈保佑而去。……公之为人，生为夷民信服，死为夷民钦畏，可谓安边之良将也。观谨依事实叙之。”此铭乃于观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依事实叙之”，距田祐恭卒日不过两年，其所叙事当较具权威。由此铭文可知，其一，田祐恭生前数十年间在其辖地即今黔东北地区建有佛寺，置有寺田，铸有梵钟，招有僧人，可见其崇佛之深。其二，以田氏在“生熟夷僚溪洞境”中“威名有素”，其领头崇佛兴寺，其下土家、苗、瑶、仡佬之民自然热心佛教。第三，水东梵宇，应在沿河境内，沿河祐溪长官司原名水东长官司，辖地中有水东图，将田祐恭祠建立于水东梵宇之内，岁时瞻仰祈祷，说明沿河佛教之盛。

田祐恭归顺宋王朝后，将思州及务川治所从沿河迁出，思州地域有所拓展，唐朝时的思州仅有今沿河、印江、酉阳、秀山等地，到了宋朝，思州之地已包括了今天的铜仁地区和遵义、黔东南部分地区。

南宋初年，冉安昌的后代冉万耍因再次立功于国，宋高宗赵构赐名守忠，并以果公主配之，宋绍兴四年（1154）敕赐福常寺为土城忠胜院（明《嘉靖府志》记作中胜院）。

元明清，沿河佛教的遍及

南宋以后，由于思州及务川治所迁出沿河，沿河成了辖地而无名，这一时期，沿河佛教的领导地位开始淡出。元代，在沿河设沿河祐溪长官司，此后，历经明、清，佛教文化又有新的发展。沿河境内的土官、名士、大姓多好兴建佛寺、崇奉佛教。这时期，沿河寺庙林立，修建的寺庙主要有：金仙寺、白云寺、报恩寺、观音寺、龙兴寺、青龙寺、回龙寺、屏峰寺、桂林寺、清风寺、佛山寺；城隍庙、泗王庙、东岳庙、水浒庙、火神庙、川主庙、黑神庙、三抚庙、兴儒庙、娘娘庙、武庙、天官庙；朝云观、茶园观、祖师观；玄天宫、万寿宫、碧霞宫、禹王宫、巧圣宫；文昌阁、玉皇阁、财神阁、宜仙阁、观音阁；张氏宗祠、田氏宗祠、冉氏宗祠、杜氏宗词、杨氏宗祠等。很多宗祠与寺院合建在一起，如常乐寺建有冉氏宗祠，飞龙寺建有张氏宗祠，报恩寺建有肖氏宗祠，屏峰寺建有田氏宗祠。

金仙寺建于元代，位于今沿河县城西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沿河县政府所在地。里面有两尊铜佛，与大寺堂（常乐寺）里面的两尊铜佛大致一样。传说这四尊铜佛来源于播州、石阡交界处的铜佛嘴，在一个寺内有铜佛七尊，一日忽然全部丢失，其中的三尊流入铜仁府境内，人们认为是吉祥，并以铜仁（人）之名为府司的地名，另四尊顺乌江流入沿河司，被渔人取得，并立寺以贮，即为金仙寺，后有两尊飞至大寺堂。此事记载见明嘉庆《思南府志?拾遗》：

府江上流五十里，从播州、石阡二水合流处，地名铜佛嘴，寺址尚存。相传寺有铜佛七躯，重各千余斤。忽亡去。其三躯至铜仁府境，以为祥，因以名府司。其四躯顺浮至沿河司中，夜若有呻吟于中流者，渔人因取得之，立寺以贮，像至今存。

永乐十二年（1414），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采取土流并治政策，贵州遍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信仰佛教的移民在居地建佛教寺庙，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相传，永乐年间（1403-1435），永乐皇帝派请王公大臣到思南，路经沿河境内蒲溪时发现观世音像，皇上震惊，怕因此得罪神仙，为了讨好观音，下旨在蒲溪修建观音寺，并从峨眉山请来高僧当住持，后又由一名高僧带领一批弟子到梵净山修道，梵净山的佛教也由此兴盛起来。

明成化三年（1467），沿河司副长官冉懋重修福常寺，改名常乐寺。正殿正厅供冉氏八大房祖宗牌位，左大厅供释迦、观音等木质佛像十余尊，并从后溪茶园金刚寺请来高僧一员，法名惠清。清初，有吴三桂妃田氏在官舟常乐寺梵修，田妃之墓至今保存。

明末，有一位高僧隐于龙头岩顶，法名海音，其住所遗址尚存。民国《沿河县志》记载：“结庐瑰岩山巅，修真养性，不与世闻，清初飞升而去。后人名其庐曰海音寺，其址扰存。”

除了《沿河县志》记载的寺庙外，还有众多未收录在内的，如：钟岭山龙兴寺，建于明永乐年间，为沿河司正长官张珏（1422—1436年任职）所建；官舟飞龙寺，建于明中叶；钟南三壶坪兴龙寺，建于明代。还有原属于后坪县，因地处偏避，但佛教文化却深厚的客田、塘坝、洪渡、中寨、黄土、新景等乡镇内的寺庙，已没有收录在内。

近代，沿河佛教的衰落

清中叶以后，沿河佛教开始衰落。沿河与其他地方一样，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沿河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的现象。人们将佛教神像与其他神像供在一起便于奉献香火。此外，僧人趋于功利，损害佛门声誉的事时有发生。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黔东北战事不断，沿河有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

此外，“庙产兴学”，使佛教受到一定破坏。“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具体办法有：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以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入书院，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将庙产全部充公，以作办学经费。一些寺院自愿捐产或直接兴办学堂，获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