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不太远,我刚才问你,说你对三教九流的语言应不熟悉,你这样一说,我也有些感觉了。我刚才还问,这里是不是也有些个人天赋的成分?
柯:人的天赋确实有所不同,但我以为不可过分强调。我还是比较相信后天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勤能补拙,现在我想从个人的经历来谈谈“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因为受家庭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从小就向往成为作家,但模仿和摘自寻句都没能使我成功。直到参加革命之后,在上述那样好的条件和严格的训练下,也只是为创作做了准备,个人成名成家思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斗争,也一直贯穿在我感情变化的全过程。下到三大改造的伟大斗争中时,劳动人们淳朴美好的心灵使我健康而快乐;回到文坛这个名利场所,个人主义重新抬头,各种苦恼又纷至沓来。直到历尽沧桑,才越来越坚定了我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而也连带解决了我的创作观。所以我以为最好不要孤立地谈才能,特别是你们评论家。多少有才能的青年“夭折”于捧杀。别说青年了,就是多少已卓有成就的作家,不也是迷信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信笔挥洒,令人不忍卒读,只能扼腕长叹吗?甚至有些大理论家恃才傲世,今天批邵荃麟、萧乾,明天批郭小川、秦兆阳,后天风头一转,又成了“护花神”。所有的文章都写得理直气壮、才气横溢,就是到编集子时,相互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只好反“左”时抽掉立论极“左”的,反右时又得抽掉过分“自由化”的,弄得一个大理论家,厚厚的理论著作,抽成了薄薄的小册子,一时传为笑谈,真是何苦来哉!所以我想,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还是成就非凡的文坛大将,还都是应该谦虚谨慎,继承我国谈文必论才,文品人品并重的优良传统,即使哪位才能确实突出到了不得的程度,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在把他捧到云端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要求他还必得有社会责任感才是。
吴: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关于你的评论也不少了,看过一部分,总的印象怎么样?你对这些理论,主要和你自己有关的,有一些什么要求?
柯:是不少了。我从中不但吸取了力量,也得到帮助。有些艺术分析比较多而细,我觉得对我帮助更大一些。因为自己在写的时候,很难跳出来。特别是感情完全沉浸进去时,很难发现自己有什么缺陷,有时难免失度。多一些分析,不管是说好还是说坏,都会对一个作者有帮助。如舒霈同志写的《情趣从何而来》,那是我文学生涯里最早的一篇评论我的长文章。正如他所说,我那时还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他把情趣和生活、和作者观察事物的眼光、心态等等都结合起来谈,对我帮助是很大的。像《寻找回来的世界》的不少文章甚至读者来信,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不要小看读者的来信,也许他们并没有多少理论,但他们直接来自生活,对作品的真实性和是否有亲和力、容易不容易被接受、接受了是否有益等等,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还有洪威雷的《柯岩报告文学的美学特色》。这次《他乡明月》座谈会上,李文平对人物的性格形成、作品结构的特点的分析都是很到位的。另外,像影视专家仲呈祥把电视剧《红蜻蜓》放在整个教育题材的范畴,并专门和其他几个差不多同时上演的电视剧进行比较着评论,我想这样,受益者就不仅是我这一个作者了,对不?现在,常有读者拿着我的研究专集来找我签字,我都是婉言谢绝。因为里边说不足的当然也有,但还是溢美之词更多,如果我欣然签名,就好像我照单全收了似的。其实,我只是把它们看作评论家和读者对我的鼓励和期待。可惜的是,有些对我有过批评的同志没有写成文章,像郭小川在我才写了不多文字,得到了一些鼓励,刚沾沾自喜时,就敲打我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写一点好东西,是应该的。我们千万不要听人夸我们有才能,就忘乎所以,我们应该在人家夸我们党性强时很高兴才对,因为文学的路很长,且不平坦——”李季在我应邀去讲课时几次告诫我:“小柯呀小柯,千万不要成了演讲家、空头文学家呀!作家是靠作品活着的。”评论家侯金竞更是在我1964年因为让专业人员开阔视野,看了许多内部新潮的书和作品后,以为找到了捷径,马上运用到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女儿的来信》里,拿给他看,原以为会得到他的称赞,没想到他严厉地批评了我,说它形式大于内容,糟蹋了我原可以写好的生活。我很震惊,但还希望补救,希望他提出意见,我好修改。他严肃地注视着我,说没法修改了,因为是倾向性问题。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但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因为他详细地给我分析了为什么是倾向性问题的原因,讲了年轻同志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不仅是艺术的问题,还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问题、感情问题——可惜当时出于对我的爱护,没有成文公开发表这些意见。当然也由于我接受了批评,听从了他的意见,没有改头换面地发表这个稿子。《女儿的来信》和我其他许多笔记和手稿大都在“文革”中抄家时消失了,但他的批评,他在批评我时严肃和亲切的神态,我却刻骨铭心,此后,再没犯过同类性质的错误。今天讲给你听,因为你也是评论家,君子爱人以德嘛!你在评论我的创作,包括你今天的提问中,也不断问到我的不足,所以我认为你是会理解的,也会向这些前辈作家评论家学习的,是不是?你在写我的第一篇评论时,把作家的性格和时代结合起来谈,而不是强调我的才能。第二篇把激情和理想联系起来,我想这都是你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对我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也想对你对我有关女性写作的那篇文章,提点建议,供你参考。我觉得你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写,无可非议,对我也不是没有启发,但你有个问题是否说得不够清楚,比如:西方的女权主义和现在我国的女性文学、私小说什么的有什么不同?第二点,柯岩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和这两者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我和这两者都是有严格的区别的。第一,我不搞女权主义;第二,共和国给了我和男作家同样的政治地位和工作条件,我愿意在相同的条件上和男同志平等竞争。在我年轻的时候,冰心老师曾对我说过,二十年代,新文学运动中,有两类女作家,一类是专门写性的,一类是不写的。她就是后者,所以她从不参加什么女性写作呀,女性丛书呀之类的活动,对此,她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卖文,不卖女。”这话使我肃然起敬,从此牢记心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以性招徕的女作家早已随风而去,而冰心前辈,至今仍备受读者尊重。我觉得现在那些自以为很解放、很新潮的,其实只不过是沉渣泛起,应该很快过去的,如果老不过去,只能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正常了,难道还不如五四时期了?
吴:可柯岩老师,我没有把你和这两者联系起来——
柯:是,你没有。我只是正面阐述。我只是希望你能从理论上,把这些说得更清楚。如果柯岩还有可取之处,就是懂得自爱和自律。我当然认为女人和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有她独特的美,独特的魅力。比如,她美丽,她善良,她更有同情心,更细腻——我认为这是女性最美之处,我从不排斥女性的形象美,我更不赞成把女人都弄成铁姑娘、假小子、男人婆,这都是有文为证的,你可以再翻翻我的报告文学《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一开始,“引子”在墓地,将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定位之后,第一章,标题就是“彼美人兮”,用铺陈、点染、对比、陪衬种种艺术手法描绘她的美貌。在书写她是一个政治家、妇女解放的先驱的同时,反复称颂她的风度、气质和美丽。在《女人的魅力》里,说世界上的美人无论多么千姿百态,大体也只分三类:一种是一见倾倒,惊为天人!但越处越索然无味,因为没有灵魂。第二类初见一般,越来越耐看,这是因为有内涵或因情生美。第三类则是一见就美,久处益美,这是内在美和外貌美的圆满结合,这是女人中的极少数。但只要不断提高人格的魅力和美学素养,是可以慢慢达到的——可见我反对的只是以性招徕,以性招徕和过分描写性意识的私小说,即使它没有写到性器官、性交（何况这些“美女”“美男”们还都一写再写）。其实这些还是在取悦男权社会意识和贬低女性自身的。恩格斯早就讲过:真正的妇女解放只有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私有制彻底消灭的前提下。我之所以不揣冒昧,给你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前卫,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时髦、很混乱。正因为你与他们不同,才希望你更多从正面阐述,写得更明确一些,更深刻一些而已。如果说的不对,欢迎批评指正。
（2000年5月电话采访。2006年3月将录音稿寄给柯岩同志审阅,柯岩同志做了些修改。此为经柯岩同志审定过的修改稿。——作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