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作品的激情风格还特别通过它们形式上的特点表现出来。首先,它们都倾向于宏大叙事:写大题材、大主题、大场面,表现时代精神,表现主旋律。她的许多诗都有政治抒情诗的特点,她的报告文学都写各行各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小说中表现的也是对人的教育、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对祖国的爱等。即使是儿童诗,也是写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对英雄的崇敬和向往,像号角一样吹奏着时代的强音。作家不是全没有写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就写了于倩倩、白小远对爱情、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但作家将个人生活、个人情感融入集体的事业、集体的情感,使个人生活也成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激情使作家自然地选择了宏大叙事。其次,宏大叙事保证了作家激情的实现,在叙事作品中突出抒情性、写意性。抒情和叙事是文学表现的两个主要侧面。叙事偏重客观世界的再现,抒情偏重作家主观情感的表达。柯岩作品既偏重激情,加之她本来就是诗人的底色,抒情就成为包括她叙事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她自己就曾说:“我从来拙于工笔,于是就尽量写意。”②比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和同时期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题材相近,但前者侧重发掘和表现再教育的诗意而后者侧重写故事,写具体的对工读生的教育、改造过程。由于重写意,就不特别重情节的编织,似连非连,“类似诗和歌剧的结构”。作家极善于制造诗意浓郁的场面。《寻找回来的世界》的结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再教育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批工读生已荡涤心灵的污垢,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考上了大学,他们正满怀感激地举行晚会,激动人心的歌声远远地飘荡在初春的夜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小说主人公于倩倩和黄树林站在礼堂的楼顶,他们回忆着这一年来许多难忘的日夜,谈学习,谈工作,谈友谊,谈幸福,也谈到他们各自对未来的憧憬。虽然黄树林没有立即接受于倩倩的爱,但两颗火热的心其实已贴得很近。“是的,整个世界在她面前,是那样晶莹,充满了色彩和韵律。歌声在身边奔流,雪花在睫毛上融化。远处灯光闪烁。她活着而且在追求。她已经找回她失去的世界,还将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更诗意的世界。生活是多么好啊!”整个作品就结束在这充满无限意蕴的高潮中。
②柯岩:《迟开的花朵——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见《柯岩文集》第6卷,第483页。
其三,在语言运用上,作家更充分发挥着她作为一个诗人的优势,将激越的情感酣畅地、艺术地表达出来。即使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她也大量使用色彩鲜明、音节响亮、准确而又华丽的词汇,大量使用能集中渲染气氛表达情感的排比句,有时干脆用语义跳跃的短句,采取近似的诗歌分行排列的方式,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时候都把话说尽。最佳的效果不一定在最高点,而在将到而未到最高点的那一刻,眼泪要含在眼眶里,不要落下来。不仅不将所有话都说尽,有时还要故意地对情感施加某些抑制,使情感像受到阻遏的河水一样变得更加湍急,更加具有力感。上述《寻找回来的世界》的结尾是例子,《周总理,你在哪里》更是例子。诗人准确地把握了十年动乱后人们对为人民辛勤终生最后还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代伟人周总理的深沉情感,以人们上天入地追寻周总理为线索,层层推进,最后回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情感达至高潮而不再生发下去。“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啊——想念你/想——念——你”余音袅袅,意犹未尽。
作为一种偏重理想、偏重强烈的主观抒情的情感表达方式,激情也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激情是一种感官侵入状态,主体在为情感所左右的时候容易忽视对世界作全面的理性的思考,有时还会陷入偏执和狂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人为着一些并非文学自身的利益,将某种狂热情绪带入文学,在文学中大搞造神运动,浪漫主义成了煽情,所谓的豪言壮语成了名副其实的假大空,其后果在十年动乱中完全地暴露出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精神就不能说和这些文学作品毫无关系。这种负面影响多少也在柯岩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在表现黄树林、徐问、于倩倩等充满理想精神地献身工读事业的时候,就将一所普通的工读学校和全国性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显得有些夸张和不够和谐。即使就工读自身而言,从今天的观点看,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虽然此类题材深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前苏联文学中的此类题材主要是就流浪儿而说的;我国五十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如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也是以类似的人群为表现对象。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类学校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不再主要收养教育流浪儿而是收留、改造一些犯有错误的少年、儿童。虽然许多进行这项工作的教师、管理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成果,但毕竟是一种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将一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其合法性是有疑问的。就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将犯有错误的孩子从他的父母身边带走,失去父母的关爱和监护,其教育效果也是令人质疑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在有关当局将这种教养方式当成一种政策实行的时候就看出它的某些不合理,对此提出疑问,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限制了作家对生活思考的深度,使作品中的理想、激情打了折扣。不过,在柯岩作品中,这种局限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被化解了。她写得真诚。她全身心地主张着所是,全身心地攻击所非,无讳无饰,即使偶有偏颇也仍让人感动。特别是在今天,在滥用激情付出了代价,激情在许多作品中已褪尽颜色,甚至成为一些人调侃嘲弄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该理解柯岩作品激情风格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正在成长的儿童群体,却不能没有理想,没有对终极价值的热情关注。只要放在合理的位置,激情永远不会失去意义。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它更有永远无法替代的价值。从这一角度看,柯岩一以贯之的激情风格,现在仍应受到格外的尊重。
四
柯岩是一个勤于探索的作家。虽然处在一个整体上不甚重视艺术追求的年代,但她对自己的创作却有很高的要求。从五十年代的儿童诗、儿童戏剧到“文革”后的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她试验过文学领域中的许多形式。即以诗歌而言,她的视野也颇为宽广。有给成人的,也有给儿童的;有偏重抒情的,也有偏重叙事的;还有朗诵诗、游戏诗、诗剧等。她在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除可以作为一个时代代表的儿童诗外,她的一些儿童剧如《照镜子》等经历半个世纪后至今仍是幼儿文学的保留作品;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船长》曾传诵一时;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被拍成电视剧,在儿童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因评论她的诗歌而发明的“儿童情趣”一词已成为儿童文学理论中内涵最丰富的专门术语。本文只选择她五十年代的儿童诗和八十年代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稍作评论。
柯岩五十年代最优秀的儿童诗是一些以年龄较小的孩子为描写对象、具有幼儿文学特点的作品,如《妈妈下班回了家》《小红马的遭遇》《看球记》《小兵的故事》《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坐火车》《床头的画》《通条,通条不见啦》《“小迷糊”阿姨》等。
柯岩儿童诗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们有较强的故事性。她的许多儿童诗都有一个小小的情节,围绕这个情节写人物性格,进行抒情和议论,有一种小叙事诗的特点。《看球记》写一家去看一场足球赛的过程;《“小迷糊”阿姨》写一个孩子在剧院里一次看戏的经历;《小兵的故事》写“我”怎样按妈妈的指示去跟踪哥哥,看他怎样一次次丢失帽檐,结果被正在扮演海军的哥哥的队伍抓住,演出一场热闹而又情趣盎然的好戏;《照镜子》则干脆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有情节的小歌舞剧。一般说,事件偏重时间性,偏重人物的外在活动,形象具体,可视可触,意义指向较为明确,容易把握,适应儿童好动不好静、抽象把握能力较差的特点,五四以来,一直是儿童诗的主流。这和五十年代整个文学领域的美学思潮也有直接的关系。五十年代偏向于意识形态化,不是以文学去探索社会、人生中幽微深邃、极具个性化的东西,而是以文学宣传主旋律,宣传某种确定的、先在的东西,自然是越清楚明白,越意义单一、越具有普遍性越好;加之接受上又偏向大众,故事、叙事性自然成了主要的取向。从这一意义上说,柯岩儿童诗的叙事性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关键在于,柯岩儿童诗的叙事是极富创造性的。一方面,作者选择的事件很典型,有生活气息。如《小兵的故事》,写的是儿童游戏,但又将游戏和时代精神、和儿童对未来英雄的向往那么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至于一场游戏、一个故事,成为一个时代儿童精神世界的象征。另一方面,作者写故事写事件,一般也不像小说等叙事文学一样,主要只侧重具体的事件过程,描写细节,追求细节的真实性,而是寻找某个有蕴含性的点和场面,延伸开去,生发开去,主要不是靠这个线性的事件而是靠这个有生发性的空间点、空间场面来表达诗性的蕴含。《通条,通条不见啦》大部分篇幅都在写妈妈发现烧煤球炉的通条不见了,四处寻找,其实都是铺垫,主要目的就是突出小弟拿通条挖地球,想从那儿看看地球那边的人们的生活场面。《看球记》细致地描写了整个看球过程,但真正的“诗眼”,也只在故事结尾,小弟在梦中踢球,背心上涂上了大“9”的细节。有了这些有生发性的点,事件才显得轻盈,有灵气,显出是诗中的叙事而非小说中的叙事了。
柯岩儿童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写得有情趣,即通过描写生动有趣的儿童形象创造一种幽默的喜剧效果。喜剧主要产生于不和谐。柯岩儿童诗的喜剧也来源于其描写对象的不和谐:儿童幼稚的认识能力、行为方式和他们高尚的思想、情感之间的矛盾性。一个孩子听说地球是圆的,就在我们的脚下,于是就拿妈妈通炉子的通条去掏地球,想看看地球那边的人们的生活,并设法帮助他们。行为是幼稚的、孩子气的,但表达的思想情感却是美好的。一个孩子在游戏中被抓住,别人要拉他去“枪毙”,他用力反抗,别人只好告诉他,说“枪毙”是假的,一点不疼,但他却继续认真,“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随便说我是奸细就是不行/我不能让你枪毙/不管是疼还是不疼”。这行为显然也是幼稚的、错位的。因为他分不清游戏与现实的界限,不知道游戏是一个假定的、虚拟的世界,硬把现实生活的规则延伸到游戏中,用对待真实事物的方式对待游戏,结果导致错位、不和谐。但从他这种幼稚的想法和行为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同样是美好的。一个如此幼稚的孩子却有如此美好的思想情感,或一种如此美好的思想情感却以如此幼稚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双方都有了衬托,孩子显得更孩子气的同时也显得更可爱了。
柯岩儿童诗的语言自然润畅,质朴又极具表现力。她一般不用难词、难句,不像以意象为中心的诗歌那样有很强的跳跃性。疏朗、浅近、清纯,较接近叙事诗、朗诵诗的规范。“文革”以后,经验多了,思虑深了,特别是诗歌抒发的不再只是明确的社会化的情感而是向个性化、内在化的方向转变,如一些题画诗,虽然是发掘、表达孩子画里的诗意,但融进自己的感受,描写细致,抒情浓郁,诗律渐细,委婉蕴藉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