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寻找回来的世界》之后,作者的又一力作是长篇小说《他乡明月》。《他乡明月》更拉开了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叙述者不仅与人物不属同一世界,而且也不设置一个可以用他的眼睛去看的视点人物,故事主要是散点透视,只有叙述者站在高处统率各种线索,作品的整体倾向也通过这个兼有隐含作者特征的叙述者的叙述表现出来。因为不具象,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性暗示,我们无法从表层判断作者设置的叙述者的性别,但可以通过作品对材料的选择、组织,通过作品的语调及对人物的态度作出判断。比如,叙述者对人物非常了解,对她们在歌舞团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她们出国的选择表示理解,对她们在异国他乡的艰苦挣扎表现出深切的关爱和同情,对她们的成功,对她们虽在异乡却心向祖国的游子情怀表现出深深的欣慰。特别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有一种让游子梦牵魂绕的召唤声音。所以,综合起来可以说,《他乡明月》采取的是祖国母亲的视角,是从祖国母亲的角度写游子离乡及她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女性视角贯穿柯岩的主要作品。但和许多女作家,尤其是和许多现代女性主义作家非常不同的是,她很少将女性、女性生活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很少将女性放在故事的中心。她故事中的主角、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人多是男性,特别是那些意志坚强、志向高远,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得坚定不屈的男性,如她在报告文学《船长》中所描写的贝汉廷那样的人物。五十年代儿童诗的观照者、叙述者是“姐姐”,主要的描写对象是“小弟”。这个“小弟”人小,认识、行为很幼稚,但却对未来充满向往,有美好的崇高的精神世界。他希望像爸爸一样,一戴上眼镜就设计出一座座高楼（《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希望像虽然失败但却毫不气馁的9号运动员那样在球场拼搏（《看球记》）;希望用通条掏穿地球看看地球那边人们的生活（《通条,通条不见啦》）;希望像勇敢的解放军战士一样,被敌人抓住了也不屈服（《小兵的故事》）。十年动乱后,她写了著名报告文学《船长》,塑造了贝汉廷这样一个为了祖国的利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硬汉形象。就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联想到自己五十年代写的《小兵的故事》,将“船长”和“小兵”联系起来,当年的“小兵”就是今天的船长,今天的船长就是当年的小兵,年龄、境遇不同,性格和精神气质却是相通的。当年“姐姐”欣赏和赞许的,正是这种性格和精神气质。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故事主人公、视点人物是于倩倩,但作为作品精神制高点的人物却是黄树林、徐问等人。徐问是学校里的书记,黄树林过去也曾是工读生,后来留校当老师,现在是学校副校长,他们都是献身工读事业的优秀代表。他们辛勤的工作和坚定的斗争不仅粉碎了一些人借工读生闹事以实现个人野心的目的,而且将一大批犯过错误、沾染上不良习惯的孩子教育过来,表现了一个工作在工读战线的教育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教育艺术。正是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年轻的于倩倩不仅从男友背叛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了她从小就向往的热烈的诗意的生活,迅速融进那个战斗的集体,而且对黄树林产生感情,将对方看成是自己情感的归宿。于倩倩的情感变化,突出地表现出徐问、黄树林等男性及他们的世界对她的吸引。这方面,作品中堪称于倩倩榜样和精神导师的白小远及其故事表现得更明白。白小远自比“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出身干部家庭,因爱上正直善良、品学兼优却被打成右派的郑嘉,离开家庭,开始艰难坎坷的生活,但却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追他已经成为习惯了。”于倩倩最后走进黄树林的情感世界,白小远的榜样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于《他乡明月》,完全是女性的故事。故事写紫薇和朵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国离乡,在异国他乡艰难地挣扎和抗争。她们一直处在故事的中心,她们的故事构成作品的全部内容。但就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作品却设置了紫薇的男友周峻这一形象。当紫薇因为在剧团里工作不如意准备出国的时候,他表示理解但声明自己决不出国,要留在国内为建设祖国而工作。后来,果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贡献,紫薇的最后归来,他的存在和召唤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人物在作品中出场的次数很少,所占篇幅更是有限,但却和贝汉廷、黄树林等人一样,是作家价值理想的体现者,像灯塔一样在高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从女性视角描写让人钦佩的男性形象,这一现象的形成既有作家个人的因素,也有五六十年代的时代因素,也可以说,是作家尽力将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和自己的创作个性统一起来的结果。主旋律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壮观景象,塑造在社会阶级斗争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色调鲜明,气势昂扬,而这恰是一个男性占优势的领域,一个较易表现男性性格和气质的美学要求。不唯柯岩,在整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在中心舞台纵横驰骋的多是男性,特别是站在斗争最前面、充满阳刚气的男性形象。与之相适应,女性较占优势的领域,如普通人的生活,个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的内心生活却被排斥了,这是时代使然,是主旋律大视角的要求使然。这里自然也有作家个性、作家个人的美学趣味方面的原因。柯岩似倾向昂扬明丽的调子,倾向热烈明快、刚劲有力的风格。她在《船长》中曾说:“因为生活多风雨,我不喜欢那种软塌塌的人物。”于是,时代的要求和作家个人的选择在这儿便很好地统一起来了。是时代造就了作家还是作家恰逢其时?或许两种因素都有。作家的这种选择可能会引起争议。从现代女性主义的标准看,这显然是一种男权中心的表现,是一种缺乏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作品中的白小远、于倩倩更可能看做是符合男性话语的、为衬托男性而存在的女性形象。我以为,这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去理解。在第一个层面,即作家自己那儿,白小远、于倩倩不仅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作为勇敢的、敢于反抗流俗、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形象予以塑造的。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在爱情婚姻方面,男性总是扮演追求者而女性总是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这看起来是将主动权、决定权放在女性手里,但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在传统社会里,男方向女方求婚更多时候不是向女子而是向女子的家族求婚。女子的被追求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被挑选而已。白小远、于倩倩不甘心这种被挑选的命运,积极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看准了,就毫不犹豫地主动出击,不装假,不虚荣,看起来不是被人追求而是追求别人,实际上恰是自己有主见,能特立独行的一种表现。作家塑造这样的女性,其实是对社会流俗的一种挑战。白小远自称“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与随波逐流的庸俗女子自然是绝缘的。在第二层面,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看,“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也还只是“妻子”而不是“十二月革命党人”本身。处在舞台中心的是作为她的丈夫的“十二月革命党人”。和他们相比,她们仍处在边缘,她们的身份要由她们丈夫的身份去确定。两性间仍不是完全平等的。关键在于,柯岩采取的是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而不是自然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从自然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视角看,两性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领域。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完全排斥人的日常生活,排斥人的情感生活,排斥人的自然生活,是不正常的。将这些内容从文学中驱逐出去也是不正常的。一些作家某些判断上的偏差也源于此。这不是哪个作家个人的过错。柯岩在多少受到这种时代偏颇影响的同时又以女性视角将这种有些僵硬的意识形态柔和化、诗意化了,在那个时代,这应是一种很智慧很艺术地处理了。
三
从情感类型的角度说,柯岩作品表达的主要是激情。
读柯岩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以至剧本,都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量。那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浅斟低唱,而是一种喷涌,一种燃烧,一种潮水般的荡涤,一种号角般的鼓舞和召唤。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作者评论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于倩倩写给她母亲的信时曾说:“念她的信,不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简直就像在你眼前,眉飞色舞,指手画脚,恨不得马上就要拉起你跟她飞跑似的。”这种激情,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创作风格。
这种激情风格的形成首先自然是因为作者是一位诗人。诗总是偏向抒情的。当作者以诗性的心灵感知世界,以诗人的目光观照世界,浓郁的诗情便在作者的所有作品中弥漫开来。《周总理,你在哪里》一类抒情诗如此,一些带叙事性的儿童诗、小说、报告文学也如此。《奇异的书简》是报告文学,主人公是两位中年科学家,文中所说的“书简”是两位远隔千里的人为探讨物理难题而来往的信件,记满一般局外人根本看不懂的物理公式。可作者却略过了信件具体的讨论内容,着重表现两位科学家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的不屈意志和献身精神,是他们奇迹般的交往方式和从中透发的深厚情谊。于是,一般人看不懂的奇异书简成了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最优美的诗。《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虽也注意故事的编织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弥漫整个作品的抒情氛围。一个美好的世界失落了,现在要将它找回来。形而下的具体遭遇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层次,“寻找”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绪像一个巨大的色块笼罩全局,原属坚硬的人物、事件都被其包围和溶塑,色调变得鲜明而又柔和。这种浓郁的诗情是作者激情风格的基础和源泉。
但诗情毕竟不等于激情。诗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表达方式。作为诗和人类情感的一种特殊类型,“激情是一种触及身体,某种程度上推动身体的内压力”①;“它是一种抵达极致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饱和的、昂扬的、亢奋的情绪,它是与平和相对立,与消沉、颓废更相对立,由积极的人生态度所导致的一种情感形式”②。柯岩作品的激情风格也以自己的形式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①〔法〕让·克罗德·高概:《现象学的力量—激情的话语分析》,见《话语符号学》第94页。
②曹文轩:《激情与叙事》,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首先是作家创作时的高度情绪性、投入性。法国符号学家让·克罗德·高概认为,激情是一种“使我们进入感官侵入状态而不是某种稳定的感官控制状态”,“一种力量作用于我们体内（而不是落在我们身上）并促使我们在世界上行动或阻止我们行动”①。所谓“感官侵入状态”,我们理解就是内在情感产生的巨大力量,一定程度上不是人控制情感而是被情感所控制。王国维论创作,曾有“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的区分。主观之诗人“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如果“我之色彩”是一种凡·高式的热烈,作品就会显出一种激情。我们读柯岩的作品,感到其如喷涌,如燃烧,就是因为其作者创作时完全地沉浸在她的艺术世界里。“我伏案而泣”,“我边写边哭出声来”,在她的报告文学和写作回忆录里常常看到这一类句子,这是她整个写作中最基本的情绪状态。在她的作品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离得很近,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就是隐含作者的情感倾向。很多时候,作者写的就是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叙述者和人物命运联成一体,叙述者和人物一起幻想,一起奋斗,一起痛苦,一起欢乐,用让·高概的话说,就是主体的情感通过述体表现出来了。可以说,在柯岩的全部作品中,读者印象最深并不是某个具体人物而是和人物一起痛苦着和欢乐着的作家的自我形象。
①〔法〕让·克罗德·高概:《现象学的力量—激情的话语分析》,见《话语符号学》第99页。
激情是一种高昂的情绪状态,一定程度上不是人控制情感而是被情感所控制,但这和有类似特征的潜意识又是不同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是一种被压抑的情感,以遵循快乐原则为动力的“本我”状态。而柯岩作品中的激情却来自一种被崇高目的所激发的精神力量。借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是一种和“本我”相对的“超我”。作者曾说:“生活中有这样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有这样多的是非美丑需要明辨。它们常常这样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使我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我不能自己地要拿起笔来,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②她笔下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是充满理想、激情澎湃的人物形象。于倩倩“从小向往一种热烈而有诗意的生活”,白小远自比“‘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韩美林是“美的追求者”,吴丙治是“追赶太阳的人”。还有黄树林、徐问、贝汉廷、陆琰、罗辽复、李娥英等,无论是纯粹的虚构还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都是为理想所激励并努力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人。这种理想性使柯岩的作品自然地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诗人热衷于表现无时间性的顿悟式的经验,这种经验曾在他们生活的特定瞬间发生。他们试图用诗重新捕捉这①些瞬间点,把它视为绝对的‘在’渗透到诗词中来。”所谓“热烈而有诗意的生活”,所谓“‘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追赶太阳的人”,都是从具体的有限的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将理想、光明、圣洁作为绝对的“在”而予以追求。这是一种用思想深化过的情感,热烈中有发自意蕴深处的力度。这是一种类似凡·高的向日葵式的辉煌,和当下许多轻飘的“玩生活”、“玩文学”的作品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②柯岩:《在中美作家会议上的发言》,见《柯岩文集》第6卷476页。
①孟悦等:《本文的策略》,花城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