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很少写小说。在写《寻找回40来的世界》之前,她几乎从未写过小说。一出手就是这样一部近万字的长篇,确反映着作者很强的自信和魄力。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部小说在不少方面是可以挑剔的。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提及在一个写工读学校生活的题材中过多地融进“文革”刚结束时的路线斗争的内容,甚至以路线斗争为主线来安排故事情节,多少有些生硬;对工读学校这种教育形式缺乏独特、深入的思考,限制了作品的深度。且这两方面内容——改造社会和塑造人——由于先天的矛盾被多少有些浮躁的政治斗争的激情同化了。但就整体而言,仍是一部成功的、在儿童文学中并不多见的优秀小说。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说,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及的设置于倩倩这样一个视点人物,让读者伴随这个视点人物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表现方式。开始在边缘,读者和人物一样属有限视角,目光是陌生的,故事充满了悬念。随着一步步地走入中心,帷幕一层层揭开,人物不仅深入地卷入故事而且自己的心灵也受到冲击,由此带动读者不断地走向新的世界。“寻找”的意蕴也于此显示出来。这是作品源源不断产生艺术感染力的一个主要源泉。二是作品将儿童生活和成人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政治斗争无间地融合在一起,虽有弊病,但终显大气。少年儿童生活、学校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具有边缘性,但边缘不是脱离。边缘是整体的边缘。只有将边缘放到整体中,将边缘作为整体的边缘来表现,它才显出它应有的气度。中国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恰在这一点上过分地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将自己从社会生活、从整体生活中孤立出来而显浅俗、贫瘠、小家子气。《寻找回来的世界》将学校、工读生、工读事业和家庭、社会、社会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视野开阔,揭示自然也较有深度,读者也没有读一般儿童文学常有的局狭感。三是小说的诗意品格。因为是小说,作品不能通过音韵、节奏这些声音层面的内容表现出来,它只能发掘作品深蕴的主题层面的诗意,那就是对人的教育和塑造。这种诗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于倩倩原来的男友就体会不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工读生就是一批小流氓,和小流氓打交道有什么诗意,何况还要离开市区到郊区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坚决反对于倩倩去工读学校。于倩倩一开始就不这么认为,她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能改造人的心灵,能热烈地生活,没有矛盾,没有烦恼,就如同生活在诗的世界里。但这也还是十分表面的。当她一走入真正的工读世界,发现那儿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般美好。不仅有一批受过毒害、受过伤害、受扭曲的心灵,更有人利用这个小小的世界施行自己的阴谋。所以,教育不仅要和那些扭曲学生心灵的恶习、十年动乱在儿童心灵上的残留作斗争,还要和现实的破坏工读事业的恶势力作斗争。斗争很残酷,但改造社会、改造人的诗意也正从这里表现出来。正是从这里,作者赋予自己的小说诗的品格,将《寻找回来的世界》变成了宏伟的净化、升华人的心灵的交响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特殊的儿童文学发展造就了柯岩,柯岩也以自己特殊的创造将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在儿童文学中评论柯岩就是在评论一段历史。但是,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具体总是比一般丰富得多。当我们侧重从代表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精神的角度评论柯岩作品的时候,不要忘记她的作品其实有着比我们已经读到的更丰富、深邃的内容。既反映时代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创造性,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富有个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颇为完善,这或许就是我们谈论当代儿童文学永远也无法回避柯岩的原因。
柯岩主要作品目录:
①《“小糊涂”阿姨》《儿童文学作品文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1月。
②《周总理,你在哪里》,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
③《奇异的书简》,散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④《柯岩儿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
⑤《柯岩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⑥《春天的消息》,题画诗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7月。
⑦《寻找回来的世界》,长篇小说,群众出版社,1984年8月。
⑧《小熊拔牙》,幼儿文学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5月。
⑨《他乡明月》,长篇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2月。
⑩《柯岩文集》（卷）,青岛出版社,1995年7月。
附:柯岩访谈录
吴:柯岩老师,上次我在文章（指《论柯岩作品的激情风格》——作者注）里说到,你“文革”前的作品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写的,六十年代以后写的不是很多,除了我们从表面看到的情况以外,从你那儿看,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呢,还是自己理性的认识?或者个人的直觉,不愿意写那些东西?
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一开头时当然是热情高涨的,你想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让我们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对于像我这样出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又没有多少革命实践的青年知识分子,该是多么的振奋!但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开始学习徐水县了,取消家庭,我就有点接受不了。我当时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在讨论会上,我说把家庭取消了,孩子怎么办呢?有人说,放在托儿所就是了。我说哪儿有这么多托儿所呢?至少现在条件不具备,何况孩子也还需要家庭教育嘛,再说放托儿所也还是要去接吧?谁去接呢?有人就说互相接呗!这就废除了私有观念,有利于共产主义思想巩固。我说这样互相接多累得慌呀!你接我的,我接你的,每天还得去辨认,因为不认识呀!这样不是增加麻烦吗?再一个讨论的热点,就是取消私有财产问题,大家交“活思想”,我说这个倒问题不大,我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些书心里很舍不得——就是那样几次泛泛而论,并没有深入讨论。但在那种情景里,有些人,怎么说呢,来得快!每一次运动,都有些来得快的人。我对这些人本来就有些看法,那时我经常下乡,常听老乡说,漂在水面上的都是油花子,每一次运动来时,最先涌现出来的都不是积极分子,而是这些油花子。我就和这几个人争,我说如果真照你们说的,这样非乱了不可,所以那时我就被认为是“右”的。后来,开始了“人人都写作”,人人都是诗人,传说有的人一天就能写几百首,一个村一个乡一天就一万首——于是对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压力越来越大。比如那时我写了大跃进人民精神面貌的小戏《双双和姥姥》,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天回头看,可能有不可避免的当时“左”的影响,但绝不极“左”。后来就登记,问你这个戏写了多久?我说写了一个多月。那么久啊?不行,只说你坐在桌子前的时间。我说好几天呢。不行,得具体。好像有两天两夜都没睡。还不行,问两天两夜你都没停下笔吗?只登记你具体用笔的时间。我说那我没法计算。说反正你不能两天两夜都没停笔,就给你登记一天一夜吧?我说我明明一直在写,写完还得改呀。那好,就说你想的时间?我说想的时间内可就更长了。就说我顶牛,非得逼着我说就一夜。我不愿意,对这些“油花子”很反感,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再后来,又开始打擂台,说人家单位的诗人、作家,每天都有作品,我们也得报,你就不能一天来几首?你原来是公认的快手,为什么现在这么消极?可我是真写不出来,也没办法。后来卫星放得越来越大,一亩地从几百到几千,后来干脆过万斤。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越来越冷静了,我们老贺是农村出来的,他出来多年了,可他妈妈每年都回去,他妹妹全家一直是农民,一亩地怎么侍弄,也不可能过万斤,他是清楚的。可他比我有政治经验,他在外面不随便发言,只是比较低调,后来我也就比较沉默了。自然也就写得少了。再说,思想赶不上趟儿,写的东西自然就不搭调。人家自然也就不会再要你的了。你在文章中说我有意识地放慢了创作速度,我不敢说我就那么高明,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还是有点数的。另外,就是多少写过一点东西,有那么一点写作经验,自然也就不会像没怎么写过东西、毫无写作经验的人那样胡说。那时我们两个人都是被认为“右”的。但因为在历次运动中一贯被如此看待,有时还挨批、挨整,也就只好这样了。
吴:第二个问题,“文革”以后,从儿童文学转向成人文学,从主要的诗歌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和小说,主要是什么原因?
柯:这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文革”十年作为“黑帮”,不明真相的孩子们对我很敌视,见了我们就唾弃,甚至扔石头,没有可能接触儿童生活。而不深入儿童生活,越来越对他们缺乏了解,要写儿童文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粉碎了“四人帮”,又重新深入学校生活,几年后,勉强写了《陈景润叔叔的来信》,我也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写的少了?第一,是我觉得对这方面的生活不够熟悉了,不肯轻易动笔。第二,是“文化大革命”一闹,思想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文革”前,那个单纯啊,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支部书记的一句话都是很相信的。发言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完全不看形势啊、风向啊、眉眼高低啊——人家老是认为我“右”啊,“小资产阶级温情”啊什么的,心里当然也不高兴,也有些思考,有时发现太不对了,就像上边说的“放卫星”等等,也顶一顶,但都很肤浅。“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把我推进了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思维自然也就复杂起来。首先,我明明不是反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一下子九顶帽子就戴到了脑袋上……
吴:是吗?能不能谈谈?你那时年纪还不大么!
柯:是啊,我才三十多啊。因为小有名气吧,我们单位领导为了开脱自己、转移视线,就把我抛了出去。可要硬把我打成反革命也不够啊,所以就把我们几个业务干部捏造成一个“反党集团”,说是他们当权派其实是没有权的,权呢,是被我们这些“黑线”业务分子篡夺了。这样一抛,几个过去和“反党集团”比较密切的人赶忙和我们划清界限,有的也说,没的也造,上纲上线,群众一愤怒,这帽子可不就铺天盖地地飞起来了吗?“反动权威”这当然是抬举我了;“篡党夺权野心家”根本就是无中生有;“隐瞒出身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这更是胡扯,我参加革命前连农村都没去过;“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可是个需要长期内查外调、自己怎么也说不清的问题;“三名三高”、“黑线干将”、“反革命”——一下子全来了,反正一塌糊涂。后来我一看我们家对面烧饼铺三个师傅中的一个都被打成了反动权威,我想那我也就跑不脱了。后来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文艺界所有有头有脑的统统都集中到哪儿去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单位的领导也没漏网。我是属于最年轻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有的老同志还直拍我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叫来斗你们的吧?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我们领导报我们“反党集团”的事,还大而化之地开玩笑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漩涡。斗争一开始,统统是“反革命”,就很困惑、很痛苦,就不能不考虑很多问题了。后来越来越荒唐,差不多所有的老干部都成了坏人,过去我采访过的革命前辈啊,劳动模范啊,英雄人物啊,统统成了叛徒、特务、假党员。这我就不信了。所以每天哭,盼着赶快过去,再不过去可不得了啦!后来灾难越来越深重,考虑问题自然就越来越深入、越复杂。我恢复组织生活是我们单位最晚的。因为我有这样几句要害的言论就是:造反派里除了那些对历史无知的热血青年,都是属于过去比较落后的同志,还有就是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这不是国民党打共产党吗?至少是坏人整好人。后来还是军宣队硬保着过的关,但是是单位里最晚恢复组织生活的。那时我最热衷的事就是看大字报,看打派仗的各种小报、资料,因为一打派仗,不同的材料就泄露出各种信息,可供参考和分析。思想决定行动,我就悄悄地、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想方设法地接触单位内外的许多老党员,还有一些真心想革命的青年,这样我看到的材料越来越多,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懂得的事越来越多,头脑也就越来越清醒了。比如说,我正为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是“黑帮”而痛不欲生呢,看到了周总理讲的:什么是黑帮?黑帮是有组织、有计划、阴谋反党的组织,而不是工作关系或错误观点相同——又说:不能把在中央会议上的争论一律定为反党。党内,即使是中央,也不可能任何时候意见完全一致,如果大家都一样,就用不着中央委员会了。为什么要有中央委员会呢?就是要让每一个领导同志、中央委员,把从群众中得来的信息和经过自己思考的意见,充分发表,反复讨论,然后制定党的政策。政策制定之后,个人意见还可以保留,但对外就不允许讲了,这是党的纪律。可现在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就乱往外抛,一边抛还一边捏造。过去,这些都是不懂的啦!但“文化大革命”中慢慢清楚了,原来斗争并不仅仅在社会生活里,党内斗争也这样复杂,并不是所有戴着党员牌号的都是真党员,资历老、职务高并不能和水平与品质画等号。谁是金子,谁是黄铜,要学会分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好好学习辩证法——这些思想慢慢形成,人也就一点一点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