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喜欢前人对子美和太白的两则评论:
“徐仲车曰:太白之诗,饥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
“杨慎曰: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
须知这是就二人成熟期的作品精华比较而言的,若论二人早期诗作,是不可能有如此评语的。
子美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40岁之前,对自己以及自己最为倾心的太白君的认识和评价,都还是自信不足比较简单的,其诗力也远未达到“骏马绝尘”集雅骚之大成的地步。
子美喜欢交朋友,他年轻时在洛阳和长安就认识了苏源明、高适、李白、郑虔、岑参这些朋友,并与他们一生牵绊。其中,子美与苏郑二位情感深厚默契,而与太白君的关系,则是子美的情谊特别深厚缠绵,单方面经年不忘。
大约在天宝三载(744),杜子美和李太白相逢于东都洛阳,他们第一次相携游历射猎痛饮狂歌,是和高适一起的三人行。后来,他二人又单独一起游梁(开封)宋(商丘),一起醉酒论诗,一起度过了一段快意时光。22年后,年过半百的子美流寓夔州时,对昔日与友人一起纵情山水的赏心乐事依然记忆犹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得我色敷腴”,意为李高二位见到我这个年轻的朋友,和颜悦色。“吹台”,相传为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新唐书·杜甫传》上说:“尝从白与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芒砀”,地名,唐时在宋州。“雁鹜空相呼”,则是用天上飞鸟空相呼无应答,来形容友人之间离散飘零失去联系的悲情。
第二年(745)的秋天,太白带子美上东蒙山访问道士和隐士,二人情谊加深,尤其在子美一方来说,情感的激荡如惊涛拍岸,久久不能平息,可见太白这人极具魅力。子美全集中保留了十几首专门怀念太白君的诗,从刚刚分别就开始回味他们“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兄弟情谊起,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想起他,特别是在生活艰难精神痛苦的时候,子美都会写诗怀念太白。他一直关注他,在后十多年的流浪辗转生涯中,还时时牵挂着多灾多难的太白的生死安危,这些无不表明,李太白在杜子美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虽然从时间上来看犹如一道彩虹划过天空,但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却是具有支撑意义的重要存在。可恨时光无情,没有给机会让子美对天马行空的太白多些了解多些理解,以至于让他对太白的感情与认识,永远停留在仰望彩虹无法触摸的忧伤状态。他无比想念太白,却无法用写《八哀诗》那样的对一个人全记录深理解式的笔触去表述感情,无法把太白放进深沉厚重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般的《八哀诗》里,只能用《遣怀》这样的零星碎片式的诗句,浅吟失爱之痛,聊以弥补历史给予自己一生的人生缺憾。应该说,子美是知道时间的悲剧的,“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哀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病益甚,独在天一隅。”国破害友朋离散,岁月催我们衰朽,这可恨的国破离乱与岁月流逝双双联手作恶,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带走了(太白卒于762年,高适卒于765年),我的哀痛还有谁可以相诉,我为我的活和他们的死,再一次痛哭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友情无法对称,后来几乎演变为子美的单相思,原因在于二人相遇的时机不太巧,二人别后再也没能重逢。
他们相会时,子美三十三四岁,纵有满腹经纶兼一副老成之相,终究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学子,同饱经沧桑的四十四五岁的太白君在思想见识上差距不小,这一点从子美早期写的几首短诗就足以看出来。大约在天宝九载(750),子美写《冬日有怀李白》,开头就说“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是不是有点儿青年人的单相思味道?过几个月,他又写《春日忆李白》,才思比前首稍好些。
全诗前四句,是三十多岁的子美所能想到的对李白最高赞美之词了。
当时的子美最景仰六朝时期的两位诗人。庾信,字子山,家学深厚,曾做梁朝昭明太子的文学侍从,早期作绮艳的宫体诗文,后来随着梁朝动荡灭亡,为西魏人收用器重,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子美喜欢他的后期作品,其风格悲壮苍凉,子美评价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鲍照,出身寒族,只做过王子的幕僚参军。子美喜欢他的乐府歌行,其乐府诗吸收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营养,运用长短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情辞慷慨,风格俊逸。以上二位对唐朝诗人的创作影响很大,因此,将他们跟太白君相提并论,在当时的子美看来已是够大胆豪气的文学评论级别了。他怎么能晓得后世读者不以为然,而且太白君也未必领情呢。
再说后四句,以天各一方(李太白又去了江南一带)、景色各异寓友人相互怀念之意,表达对重逢的期待心情,内容形式都相当单纯平淡,表明当时的子美对太白诗歌成就及内心思想的认识严重不足。除了酒与诗文,根本没有摸到太白大人的心灵脉动,没有触及他所思所想所痛所哀。子美当时见到的太白君是一个脸谱化的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向年轻的追随者透露,或者无从说起,或者不想影响年轻人的朝气和希望。
今天的读者都知道,子美那个时候遇到的太白君,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从如日中天到被抛下悬崖深渊的大事件的人。天宝元年(741),唐玄宗得知了太白大名,将他召进皇宫常侍左右,一时朝野轰动。然而这次君臣际会不过两年,太白君就看透了:唐玄宗生活荒淫腐朽,把自己也就当一个高级弄臣而已,自己的盖世才干以及正面能量无从施展,不如走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那厢皇上也厌倦了,太白太骄傲太野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不适合过宫廷生活,即“赐金放还”民间。
所以说,在这位“身经大变故,心藏大矛盾,情绪正处在大震荡之中的年长好友”(陈贻焮语)看来,子美的诗作以及文论政论未免稚气,因而对子美也就是待热心追随的后辈一般,相聚之时当然还是情投意合的,分离过后终难免相忘于江湖。
太白君还是为子美写过两首诗的,一首作于分别之时,意思是说酒友情分,另一首是分别不久写的《沙丘城下寄杜甫》:“我来意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太白对子美,情还是有的,只可惜这份情没有得到重逢时光的延续,最后如盐入水般湮灭于时光的里面了。
古今爱子美、太白者,无不为这段情缘过于倾斜且不圆满而叹息,仇兆鳌说:“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
早期的几首怀念太白君的诗,虽都不太精彩,却是子美也有好时光的见证,使我们了解子美的纸上欢乐是有人间情谊作底子的。应该说,子美先生对友人经久不忘痴心不改的性情,织就了他诗歌王国的鲜艳旗帜,也成就了人间情义的光辉典范。
然而,古代至今,总有子美的拥护者喜欢拉太白君出来为子美站台,他们这样介绍说:“李白的好朋友杜子美如何如何……”为什么那么不自信呢?而且这样也误传了二人之间友情的实际状况,在我看来完全多此一举。子美诗和太白诗并肩中国古典文学顶峰,完全不受二人友情短暂不那么圆满的影响。太白君的伟大多彩的个人魅力,也完全不受自己在波澜起伏的岁月中忘记了子美这个朋友的影响。
山转水转人也在转,有呼无应的不圆满的友情,不是更让人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