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高西庆的“搏杀队”的一个主打产品，除了证监会，人民银行、体改办、“联办”等方面的相关人员都参与了进来。经过无数次的争吵，最终弄出了200多条。可国务院法制局一看，与中国的立法机制完全不符嘛，大删大改，最终留下81条，于1993年4月底公布出来。这第47条，关于“上市公司的收购”，还是高西庆据理力争保下来的。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法制局的人说没用，中国存在“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吗？那种“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的残酷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吗？十年八年也不会有收购兼并。高西庆说：只要有市场，有这个温床，就会发生兼并。在高西庆的力争之下，总算保住了《上市公司的收购》这一章。
半年不到，宝安对延中动手了。得知消息的证监会秘书长朱利深更半夜给高西庆打电话，当时正在纽约的高西庆吃惊地说：“怎么这么快！”
消息传播比收购行为更快，股东们不禁奔走相告：“大鱼吃小鱼啦！”“宝安要收购延中啦！”人们回首再去看延中股票的走势，发现这只股票从9月14日已连续拉出11根阳线，从8元多涨到了15.68元。这时股民才惊悟：那不是庄家炒作，而是收购哇！
1993年10月3日，上海的记者趋之若鹜地前往采访延中公司，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国梁和副总经理朱若琴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记者：“我们有点吃惊。”不过当时延中掌门人颇有大将风度地表示：“优胜劣汰值得探讨，不管是持股超过5%以上或正式收购，只要在规范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我们认为是正常的，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
10月4日，宝安集团上海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雄心勃勃地宣称：“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的想法是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10月5日，宝安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经理陈正立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要以签约方式收购延中的考虑，但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的目标是肯定的，他说：“目前我们并没有退出的意愿。”宝安的最高领导层均表示了当延中第一大股东的决心。
豪语一出，股价升天。10月6日，延中飙涨至19.99元才回落整理，并以此带动国嘉、海鸟等股民想象中的“收购概念股”上扬。
延中实业是上海继飞乐音响之后，第二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公司，和飞乐音响一起，是上海第一批上市的两家公司之一。1984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社会个人股占91%。原本在1985年发行时，计划个人与法人股的比例控制在3:2，可发行时出现了抢购，所以就从法人股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发给个人，这样法人股就不到1/10了。到1993年10月收购事件发生时，其总股本已扩至3000万，从当时沪市上市的公司来说，这个总股本不算太小，可它90%以上的流通股让收购公司浮想联翩，尤其它是沪市中与飞乐股份首次放开股价的股票，表现十分活跃。这次宝安集团耗上延中，看上去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其实未必如此，或许带有些偶然性。
收购一个月前，宝安集团董事局证券委主任厉伟和宝安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彬去拜访尉文渊，聊天时说到上市公司上市后就没什么压力了。厉伟说，日本的远洋捕捞船回来后发现，大部分捕捞的沙丁鱼在回途中死掉了。有一次沙丁鱼中混进了一条鲨鱼，为了躲避鲨鱼的攻击，沙丁鱼不停地游动，结果死亡率大大降低。“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鲨鱼？”尉文渊笑问。“我们暂时还没这个打算，不过会考虑的。”厉伟道。“我已签发了文件，允许法人开立账户，可以自由买卖股票。”尉文渊说着叫秘书把签发的文件拿给两人看。这段对话为宝安充当鲨鱼开了个入水口。
第二天何彬就以上海宝安公司的名义开立了法人账户。随后宝安公司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的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空子是有的钻的，5%以上要公告，此后每增2%，公告一次。宝安的策略是：买的时间不知道已超过5%，到交割时才知道，可以跳过这些规定。于是在9月29日买进4.56%，不用公告，第二天30日，集合竞价一笔买进342万股，跳过5%，也跳过了2%，到“十一”假期后，拿到交割单，才“知道”我们已持有延中16%的股份，公告时只说5%以上。可此时从持股上说，宝安已稳坐延中第一把交椅。这可不是“稻粱谋”，而是“阴谋”。
面对宝安如此坚定不移地欲坐上延中第一把交椅的态势，延中公司总经理秦国梁再也沉不住气了。10月5日，正当上海的法律界、理论界、金融界部分人士开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草案）》时，他焦急万分地赶到会场，希望通过近日发生的“延中事件”进一步完善有关证券法规。人们或许会私下猜测，这位上海企业界的骁将此时此刻的言外之意，大有寻求法律援助的意思。
10月6日，宝安集团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其董事局秘书、副总经理龚华来到延中公司总部。来者不善，有反客为主的意思，而延中公司也不会就此轻言放弃，所以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共识。为此宝安公司宣称将通过正常渠道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因为宝安要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的目标是不可动摇的。
话音刚落，宝安果然再度发招。当日中午宝安公司上海分公司第三次公告，昭示股民又大量购入延中股票，使该公司持有的延中股票达到了延中总股本的18%。当天延中股价在宝安的猛吞和股民的狂跟下，以16.5元跳空开盘后升至21.98元报收，又涨34.43%，成交1117万股，换手率高达30%以上。宝安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豪情万丈地说：“我们继续购入延中股票，是为了巩固作为延中大股东的地位。”
面对宝安公司的步步紧逼，延中实业公司怎样反击？10月6日股市收盘后，延中实业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董事长周鑫荣宣布，延中将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本公司权益，并透露不排除运用经济手段开展“反收购”。
双方阵势已拉开，剑拔弩张。这不免“乐”坏了证券界人士，《上海证券报》为此邀请专家学者，让他们谈谈这次收购事件和延中股权转移问题，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内地股市的首例收购事件，意义非同小可。这更乐坏了股市炒手，10月7日，对着延中高举高打，股价升势达到白热化，从22.80元飙至34.61元，飙幅高达57.46%，最高曾一度冲至42.20元。成交量巨放，达4157.64万股，换手竟达138.6%，并带动兴业房产、海鸟电子、三爱富、飞乐音响、爱使电子5种被认为有收购可能的股票，脱离下跌的大势，逆势上扬，致使上证指数巨幅震荡。在当日33亿元成交总金额中，延中占了14.4亿元。
股价狂飙的当天，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发表《致延中股东及全体员工的公开信》，大有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意思。第二天，10月8日，延中董事长周鑫荣毫不退让地表示，延中不会因宝安方面提议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透露就宝安持股事件已向国务院证券委发出紧急报告。两位延中高层人士坦言，希望出现裁判，并再次重申延中将通过法律诉讼维护公司利益。找专家、寻法律、求领导，延中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收购”要的是钱，钱在哪儿？有钱就是大鱼，没钱只能当小虾。这就是市场。
10月8日，上海体改委研究所召集部分上市公司老总和负责人座谈，就“延中”、“宝安”热点进行讨论。当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部分上市公司老总对“宝延风波”的看法，还以整幅版面刊登著名专家学者的看法。
10月8日，宝安集团董事局主席在深圳露面，并侃侃而谈，称宝安的目标是想通过控股延中，调整经营和投资方向，扩大宝???在上海的地位与实力。控股延中已策划半年之久，3个月前董事局还做了具体讨论，并选择了9月份股市盘整和银根紧缩的时机，采取控股行动，同时他希望延中公司积极配合，使控股平稳进行，维护股东利益，促进股市健康稳定地发展。此话真真假假，令人不辨真伪。秦国梁指责宝安利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漏洞，并质疑注册资本才1000万的宝安，用6000多万买延中，钱从哪里来？分明是拆借资金。国家有明确规定，信贷和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股票。
1993年10月22日，“裁判”出现了，中国证监会在北京宣布，宝安上海公司获上海延中股权有效，但该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买卖延中股票过程中存在着违规行为，罚款人民币100万元，给以警告处分，宝安上海公司的百万元罚款将上缴国库。
“宝延风波”至此了结。到底谁是赢家？宝安输掉100万元，却打赢了“收购战”。吃掉一条小鱼，吐点骨头出来又算什么呢？1994年，宝安集团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彬顺利坐上延中实业董事长的宝座。
我也要收购：“苏三山”诈骗事件
宝延风波在沪市还未平息，深市也出了“收购”事件。
1993年11月6日，海南《特区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广西“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信中称“到11月5日下午3时30分，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已经持有250.33万股江苏昆山三山公司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5.006%”，正大置业公司“将按规定程序继续收购该公司的股票”。
消息一出，11月8日星期一开盘后，苏三山这家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公司，买盘汹涌而来，从8.3元开盘价蹿至11.5元收盘，成交达2000多万股，成交金额2.2亿，换手率高达42%，当日飙升3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