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汪红玲，我跟她还有点沾亲带故，她的爷爷跟我的爷爷是堂兄弟，我喊她的父亲叫“三伯”，我跟她是平辈。她家跟我家隔着四五家邻居，我家在村西的尾，她家在村西尾的前几家，走上三十步路就可以到她家。
但是，她的故事大约在二十二年前就结束了。
现在她在我脑子里的那段记忆已经模糊，甚至有时神经病地怀疑她是否真的存在过。人活在世，是得死的。很多人死了，就会被忘记，红玲也不例外。在我印象中，她死后，似乎从未被人提及过，有的是真的淡忘了，有的大概是不想提起吧。
我本人也是过得浑浑噩噩，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我都困难留下记忆，生活节奏又十分地快，常常感悟光阴在飞逝，恨不能在有生之年身成名就，理想又在离自己背道而驰。如今回到家，目睹从前不在，感慨很多，模模糊糊地在脑子里涌现出昔日的往事，儿时的，小学时代的，未上学之前的，恍恍惚惚间，一个卧躺在床上的女孩的身影就走进我的脑中。
我对红玲的记忆就仅限于此了，我再也回想不起她之外的模样，我看到的她，就在那张床上了。或许我真的见过她还未躺在床上时的样子，但我真的再也想不起了。如果不是她临死前那段时光的弥留，我恐怕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人。
她死前，我大约六岁。
当时她躺在堂屋的中间，因为快死的缘故，她家里的人将她安排那里，我推测，她大概是对家里人说了：她要到亮的地方去。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她家里人会在她临死之际，做出这样的变动。她家里人可不知道她将要在那一天死，而当事人自己应该是清楚的。我也相信，每一个将死之人，都能确切感受到，自己的弥留之际是多长的时间。
红玲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她确实在那一天死了。这可能也是我无法忘记她的缘故，她在死前将自己的身影与模样植进了我的脑中，试图挣扎着在向世界宣告：她，确实来过。
她死的那一天，她的家被围了，村头巷尾都很难看见人，他们都三五结伴地去了红玲的家。先是内堂，后是门外，最后连家前的那块地都挤凸出一大片黑点，马路上也有人，但都五六成群的分散开，抽着烟，在草堆前，或时蹲下，或时站起，聊着，猜着，准备着……
有时摇摇头，灰丧着脸，掐掉烟头，往人群的地方张望一眼，然后回过头，说上几句。
有的小孩在马路上跑，因为跟着母亲来，母亲这会丢下了他们，所以暂时他们自由了。所幸那时的马路是很窄，石子加泥的路，很少有车子在马路过，有的也只是偶尔驶过来的拖拉机，但拖拉机的声音很响，孩子们很远就能听见。
这些我却是记住了。我还记得，我当时一个人挤到人群的最前方，在母亲的叫声中，毫无顾忌地走到了红玲的身前，她卧躺在床沿，看了我一眼。我当时没有说话，知道这个女孩快死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那时我很傻，很多时候像个畜生，遇到很多事我甚至会笑，但那一会，出于好奇而走近她的我，确实没笑。
但红玲笑了。她是微笑着的。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她的脸在变大，看上去像是在微笑。然而，我在她的脸上却未看到愁容，那怕一丝一毫。
那一次的笑，大概不是为了我。因为她大概也知道，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小小孩。但，又像是为了我。记得，当时她是在看过我之后，再去看别人的。所以，那张脸我至今还记得。但也模糊了。
我是唯一站在那里的小孩。我身后的，全是做了母亲或父亲的大人们。红玲那年应该是十六岁。
回来的那段时间，我做了些了解。红玲是在八岁的那一年，患上了脑癌。得知患上脑癌的那一天，她结束了读书历程，她回到家，还像往常那样，帮着家里分担一些家务。她大概是哭过的，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在她家人不知道的地方。她还想着上学，但她知道自己的脑子已经不管用了，脑癌，就是白痴啊！她肯定是这样对自己说过的。
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再读下去，大概也无意义。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她家里的人必然也是对她这样说过的。
所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于是，她大概也这么想了。她再也没去过学校，学校里的那些人她也就不接触了，与他们作了另类，不与他们说话。那些从学校放学回来的学生，路过她家时，看见她时，也都寂下声音，快速地走过去。走过后，还要松一口气。
红玲有一个姐跟一个妹，姐姐比她大两岁，妹妹则比我还小两岁。妹妹上学后，红玲已基本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整日地以面对屋梁……
生理方便时，也需别人的予助才能完成。她的姐姐汪红梅，常常背着她去茅厕，蹲下时还得扶着她，有时她考虑颜面，叫她姐出去，红梅便让她拉着一根拴在壁窗上的绳子，自己出去后就得站在外面等，不时地喊一句她的名字，她也顾及姐姐的心，答复那么一句“嗯。”
有一次，红梅在外面守了很久，则听不见一点声响，便大声地朝里喊：“红玲，你还在不？”
她答复了姐姐。红梅进去后，她确实还在那里，样子像一只软趴趴的蛤蟆蹲在那黑圈的边缘，就问她，这次怎么蹲了这么久？她没回答姐姐的提问，而是告诉姐姐，她还想再继续待一会。
“为什么？这很臭的。”她姐姐问，皱着眉。
她沉默不答。
最后她姐姐只能答应她，回去找了本书，倚在一棵槐树上，温固功课，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温习得烦了，她才得以背着她回到那张床上。躺到床上后，她便开始大量地说话。有时姐姐搭上两句，有时妹妹说上几句，有时母亲跟父亲问上几句，有时自语地找上几句。
她很好客，每当有人踏进她的家门，或听见门口有人走动的声音，她都会兴奋地露出笑脸，告诉身旁的人，有人来了。
陌生的、熟悉的、大人的、小孩的，她都不问，一概一视同仁地欢迎。年老的女人们很热情，常常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软手，眼角湿润地望着她的脸，叙长问短地问怀她：“身体可好？饭，还吃得下不？天冷了，被子得加多……”
她便笑着答：“很好。饭，吃得下。被子，也都够……”
就这样地闲聊上一个下午，傍晚时，人散去，她便恢复了静悄悄，又一个人地观察屋梁了。
白天，只有她母亲跟她在家，难免有时会很空寂，傍晚时，她的妹妹会稍先回到家，将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开始完成今天的作业，她也说不上什么话，对于妹妹的学习成绩，她也是从来不问的。姐姐回到家后，她才能张口说上两句，几句下来后又是沉默。
年老的女人们还是来，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说上几句好笑的事，她也跟着笑。但她的家人不笑，笑不出。
她十分喜欢那些到她家里来的那些人，把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告诉她，她也奇怪，为什么之前不觉得这些事有趣呢？老人们说，昨天邻村的陈家的一个儿子在学校里偷偷地钻进女厕所看女孩儿们，结果被老师问到家。她听了，呵呵地笑。老人们说，前庄的耿家的二女儿到了三十岁才出嫁，结果嫁给了一个杀猪的麻脸。她听了，哈哈地笑。老人们说，庆庄桥头的瘸腿陈东海十五年前关了店门，以前那嚣张跋扈、得意洋洋的嘴脸终于一去不复，成了孤苦伶仃的独身寡人。她听了，咯咯地笑。
老人们说的时候，手各自地插在棉袄的衣袖里，津津乐道。
她的床边开始熙熙攘攘，几乎每天的下午都会有人守候在她的身旁。这些人中，有个叫周老师的，他是她小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老师。起初，他并不知道她患上脑癌的事，只知道她莫名其妙地辍学了，也没打听，了然一些愚昧的家庭跟不用功的小孩，也就自顾地不在意了。但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叫红玲的学生已经患上了脑癌七年，要不了多久，她便会与这个世界长别。他眼睛湿润地站在红玲的床边，她的样子变了，身子变得臃肿了，脸也变大变圆了，皮肤很白，但还能认出就是那个女孩。
“怎么不上学的？”周老师问。
“得病了，上不了了。”红玲说。
“现在还看书吗？”
“不看了。看不懂了。”红玲说。
周老师自顾地叹了一口气，身子也不敢动，又问出一句：“你现在这样都难过？你想过吗？”
“是的，想过。”红玲说。
“你想过好起来的样子吗？”周老师还是不敢坐下，他望望窗户，寒霜还在窗沿停留。
红玲摇摇头，嘴里念叨着“不想了，不想了……”
“你应该想的！”周老师愤愤地丢下这句话，就离开了那间屋子。
====================
事后，他还是来，说一些偏激的话，扰得周围的人不得安宁，与红玲处在一起看望她的那些人也用另类的眼光看他，劝他一些不要再来了的话。
周老师来的确实少了，由原来的一周一次，变成了一月一次，或两三个月一次，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上几本折旧的书，放在她的枕头柜前，告诉她应该看看的。她不看，只顾着说些感激的话。周老师临走的时候，向她的家人问了一些关于她的事，得知，她现在很平静，不像刚得病的那一会喧闹；饭也照吃，比以往的还多；对人更是比以前热情，性格十分的好，对我们也是十分的体谅。……到底，是懂事了。
最后一次，周老师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已经喜笑颜开了，拿起书本，像背诵诗歌一般地朗读了出来。周老师也非常的高兴，认为是自己这段时日付出，感动了她。周老师在明媚的阳光中走出屋去，带着重生般的欢快心情跨上自行车，驶往回家的路……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她。
红玲死时，他未能来，因为他对此毫不知情，他家在七八里外的后后桥，那时他应该还在学校里教书。他来的时候，红玲已经装进了一个小坛子里，家里那张黑白色的头像也已在灰白色的墙上挂了六天。
===================
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红玲死时，我离她最近，我的母亲因为怕她将死亡的气息传染给我，喊着我将我拽出屋外。那是我看她的最后一眼，那时她的脸上还挂着笑……晚上母亲回来的时候，我知道那女孩走掉了。确实走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