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杨天恩走进客厅，我坐了下来，他去开电视。
这时候过来一个人。
“姐夫！”杨天恩冲一个男人喊道。
那传说中的姐夫，那个写四字日记的诗人，应了一声，“嗯，带你女朋友来了？”
女朋友？我暗想杨天恩真非悍将，与杨母两个月的“打打杀杀”才为我换来如此一个封号。
那天他和我领证后，打了个电话给杨母，他为了将冲击减到最低，就说他和我办了同居手续，结果杨母还是暴怒，用尖锐的声音在电话里把他骂了一顿，那部分我是隔空亲耳所闻的。
接着杨母说要来找我，内容大概就是劝说或撕打之类，我自然是选择了回避，杨天恩还算不傻，也没把我的住所暴露给她。
杨母没辙，先是劝，再是经济封锁，我和她的关系一点都不曾缓和。
后来杨天恩想出了个馊主意，他带了一个荷兰女同学回去过夜，杨母忍了。过了几天，他又带了一个荷兰女同学，杨母终于忍不下去了，因为那女同学是个黑人。
过了几天，杨天恩变本加厉，又带了另一个黑人女同学回家，他对杨母说，如果她不同意接受他的中国女朋友，他就找个黑人做老婆。
估计杨母对他的任性妄为向来无策，于是我便成了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她终于答应见我一面。
“姐夫！”我站起来，那个男人已经伸出手来了。
我和“姐夫”面对面站着，离得很近，我定睛一看，这个男人竟然是，他！
我狂晕！那不是口头禅，那是这会儿我躯体的状态。
忆。
2003年，圣诞节，温州。
这天温州酒吧的生意异常的好，那些相爱的或者正欲相爱的或者打着相爱的幌子出来鬼混的男女们，正借着圣诞节老人的小礼物在这里聚集，有的刚来，有些要走，从饭馆来，向宾馆去，双双对对让人以为是情人节。
今天的确不是情人节，而我却有情人节式的落寞，这种落寞此刻被周围的华丽的人群衬得更显尖锐，我一个人守着两个位子，等着一个永远都不会出现的男人，那个叫陈居庸的男人不是死了，而是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在一起亲吻或者做着更甚亲吻的事儿，而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窒息，我狠狠地灌了一口酒。几个小时前我累积一年多的幸福感一下塌方了，我看到他牵着一个女人的手。
男人与女人的距离若是靠得近的便会越来越近，离得远的便会越来越远，除非是死去的，但凡是活着的肉体总是抵挡不了分离，抵挡不了寂寞，更抵挡不了诱惑。“男人”二字莫非早已潜有“难忍”的预示。
男人！这一刻我痛恨男人。
“小姐！”于喧哗中我听到有个男人在唤我，声音很清晰，但用意很模糊，“小姐”二字在此地该是很暧昧的称呼。
我抬起头看着那个男人，他看起来像个儒雅的男人，五官端正，穿着干净的衣服，头发梳得很齐整，这男人凑到我面前，问：“小姐，你能陪我睡觉吗？”
我错愕极了，敢情这男的是把我当成那种“小姐”了，想必是这身短裙惹他遐想了，这本想取悦陈居庸的行头竟成了“小姐”的一种属性，实在讽刺，我想到了陈居庸，便不自觉地回答：“行！”我并不觉得羞耻，反而有种报复的快感。
也许是酒精在作祟。
这个男人把我带到了一家酒店，他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就拉着我径直上楼了，也许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顿时觉得此人乃是一个淫乱成性的家伙，他房间的门牌是1122，成双成对的数字让我觉得今晚的事又暧昧又诡异。
我们进了房间，男人把外套脱去，挂入衣柜，转身问：“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我说，我本想说谢谢，但又想我们之间可是买卖，是没有人情的，男人自顾倒水，喝水，显然是渴了。而我环顾四周，问：“你是华侨吧？”
“为什么这么说？”男人放下杯子，很惊奇地看着我，我说对了！我没回答他，笑了一下，我看到他放在枕头边的手机充电器的插头是欧式的圆柱型。另外房间的墙脚立着一只红色的旅行箱，上面贴着KLM航空公司的标签，KLM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我今天也才搭乘过。
“我们……我们先聊聊吧。”男人端了一杯水递给我，并坐了下来。
“你爱我吗？”我劈头一句。
“这……”男人没答上来，此情此景，这个问题显得有点莫名其妙吧，可是他不知道这句话隐藏了我对男人的愤恨，我想着男人居然可以和完全没有爱且完全陌生的女人亲热。
“而我却有爱！我爱你……口袋里钱。”我慢悠悠地说，我以“小姐”自居，觉得即便是“小姐”也比眼前这男人高洁，虽然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你在骂我？”男人听出了我的意思，干笑一声。
“不敢。我只是想如果你说爱我，我可以考虑不收你的钱。”我转过身子背对着他，又说，“我们开始吧。”我心里都是嘲笑声，对他，对自己的。
我开始脱衣服，男人轻轻地说：“我……你走吧。”他有反悔的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你老婆？”我除了一件上衣，仍然背对着他，刚才我在接过杯子的同时看到了他无名指上闪耀的戒指，我是一个偶尔会注意细节的人。
“对不起？”男人的声音很轻，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她和别人躺在一起是不是也一样对不起我？”
仍然是那么轻声的话语，轻得掩饰住了他的哀伤，但是这句却引发我对他的一丝的好感，这好感也许是一种苦涩的共怜，难道他的爱也被某个“小三”掠夺了去？如我一般。
洁白且冰凉的被子裹着我们这对陌生男女，我们身体贴身体，却不能互通心事，彼此沉默了很久。
我欲打破僵局，但又无从说起，便说：“你给我唱支歌吧。”这一刻我是清醒的，也许那时出了酒吧的门，一吹冷风酒就已经醒了。
“我不会。”他拒绝了我。
我不再接话，他大概有些不忍心，便说：“说个笑话，好吧？”
“好。”我轻轻地应道。
“熊猫向小鹿求婚，小鹿没答应，熊猫很伤心就问它为什么啊？小鹿说我妈妈说戴墨镜的不是好青年。”
我没有笑，只是伸手把床头灯关了，轻轻地招呼他：“来吧。”
他顺从地转过身子，整身压在我上头，这份陌生的重量瞬时让我感到了窒息，亦有害怕，我完全僵住了，他的手慢慢向我的手掌探去，再轻轻地将它们握住。我感谢他，若他的手先触碰我的胸脯，那么这会让我感到羞耻，这个男人也许还有怜悯，他没再动，只是轻轻地在我的耳边问道：“可以吗？”
我反握住他的手，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后悔，他受到了鼓励，附上了自己的双唇，在我的额头留下一吻，像是预付温柔，接着很直接地了断了自己的欲望……
我起身，走进浴室，然后洗了一个澡，把脸上乱七八糟的化妆品都洗掉，再扎一个结实的马尾辫，临走前我从包里掏出一只口红，这口红是陈居庸送的，他还有一些关于这只口红的旁白：“我在这只口红里下了毒，任何想吻你男人都会没命，而我就是你唯一的解药。”言犹在耳，但现在自己所吻过的这个唯一的男人却去吻了别的女人，我拿起口红，用力地在镜子上写了一句话，再随手把口红往垃圾筒里扔了去，然后在镜子前放了一张一百块的钞票。
镜子上的字是：色既是空。那是我对床上那男人和陈居庸的劝勉。
而那一百块是我的嫖资。
还有那床被单上留下我一抹潮红，那是被他撕毁的处子标签。
然后我潇洒地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我感叹天意的微妙。世界如此地小，一个转身眼前赫然是一张原以为永世不再见的陌生的脸。
杨天恩的姐夫康庄居然是我曾经不小心“嫖”过的男人，多么羞辱难堪的记忆啊！我认出了他，但不知他有没有认出我，那天我化了浓妆，“那天”已经是久远的从前了，我这么安慰自己。可是我依然想逃走。
我们上了席，杨父杨母，杨天恩，康庄，我。
杨天恩来之前除了嘱咐我不动家里的摆设外，也嘱咐我千万别提他姐姐，他说他姐姐是安在他们家的一颗定时炸弹。
“你是温州人？有居留吗？”杨母问我，这大概是她选媳妇最在乎的。
“我是北方人，不过很小的时候就随我父母到温州生活了，算半个温州人，我现在在办居留，以前是学生居留。”我说。
“那现在就是没有居留了。”她又说，眉毛一扬，显尽轻蔑之意。
“那你会荷兰语吗？”这大概是她选媳妇次在乎的。
“我，只能听一点点，还会一点点英文。”
“哦。”
“你有车牌吗？”她又问，几乎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没，没有。”我艰难地出声。
“不过她骑自行车骑得很好，连我都载得动。”杨天恩接嘴。
杨母笑了一下，再没有说其他了。
而杨父一直没插话，只是对我点头微笑，他喝了白酒，一副心事深重的忧郁模样。
我们五个人就这么闷闷地吃着饭，我想杨父大概觉得没有再询问的必要了，杨母已经用那记笑否定了我。
期间杨父起身上厕，他腰间的手机响了，因为离得远，我们没听到说什么，只是过了很久也未见他出来。
杨母叫杨天恩去看看，厕所的门是锁着的，可是任他怎么敲，门都没开，大家都慌了，康庄找了把螺丝刀，把门撬开。
我看见杨父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部手机，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杨父的死让我想到了《左传》里晋景公之死：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这个杨家的一家之主就这么轰然倒地。
杨父是较早来荷兰的华侨，华人在荷兰属于非主流的少数族群，但他们勤劳，积极创造个人财富，这里华人具有两面性，我管他们叫“冬虫夏草”：在荷兰拿锅铲，回中国买房产，在荷兰很辛劳的工作，回国很优雅的休养，但是也有人觉得他们是粗鄙的，比如亦宣，以前有个华侨追她，她却觉得反感，她觉得大部分的华侨在文化素养上显得贫瘠，国语不标准，荷语不流利，没有什么生活趣味，工作再工作，偶尔去舞厅扭扭或者去赌场撒点银子。
我不苟同，却也无力反驳。
华侨第一代似乎很多有那些嫌疑，但第二代第三代就基本能融入荷兰社会了。
杨父没留给我太多的印象，我也流不出太多的眼泪，我甚至没有唤过他一声“公公”，不知道这是我的遗憾，还是他的。
杨天恩说他爸爸在中国的投资都赔了，他说是因为买下的矿井出了事故，本能告诉我，那种事会留下长长的后遗症，所以我站在杨家总会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感。
葬礼之后，杨母叫我和杨天恩搬回去住，杨天恩对我说她要壮壮宅子的“人气”，但是他姐姐杨如意一直没回来，就连杨父的葬礼都没参加。
而家里也没有一张她的照片，她看起来像一个迷，如果家里没有姐夫这号人物，我会觉得杨家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女儿，因为这里找不到一丝她存在过的证据。
或者她是被流放的罪责，或者她是被藏匿的邪恶，我对她充满了好奇，但我确定她背叛过康庄。
我不小心看到康庄在杨父葬礼那天写在啤酒垫上的四个字：落叶归根。那天他戴着墨镜，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和杨天恩的房间在康庄的隔壁，而我们的对门是浴室，他的对门是厕所。
杨父的黑白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相框上系着白布条。
我推开我和杨天恩睡房的门，他正在电脑前打游戏，他戴着立体耳机，手边摆着可乐和薯片。
这种消遣模式似乎和客厅里的悲伤是对立的。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啊？”我看着他的背影。
显然他没听到，他仍然在继续快速移动手里的鼠标，那是虚拟的重型枪械。
“你怎么还打游戏啊？”我走到电脑前。
我看清楚了他的脸，泪流满面的脸倒影着电脑显示屏的斑斓色彩，那是我阅读到的悲伤。
我没再说话，走出了房间。
我在杨家吃的第二顿饭，是我做的。
临近中午的时候，杨母手里拿着一串佛珠，缓步走到客厅，对我说：“去，做饭！”我正在看电视。
她面容慈祥，语速平缓。
“哦。”我立马起身，快步走向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