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母亲来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座南方城市。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此前，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与家乡相隔十多里的山下的乡镇。那个乡镇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庙会。母亲每隔几个月，就和同村的婶子们提着竹篮，去庙会上购买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盐酱醋什么的。每次去山下的乡镇赶庙会的时候，母亲和婶子们都像孩子过新年一样兴奋，她们提前几天就会做好准备，而去“上会”的那一天，都会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一直压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亲是我们村第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异常繁华的大城市。她是由在县城蹬三轮车的、见过世面的弟弟送来的。
此前，我给家中邮寄了1000元钱，这些钱足够母亲和弟弟买两张卧铺车票。可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他们买了两张绿皮车厢的硬座车票，在闷热的车厢里摇摇晃晃了30多个小时，才来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这是母亲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车。
我在火车站接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弟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他们在大街上单衣短袖的人群中显得异常抢眼和臃肿。他们站在出站口的墙边，惊恐地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用胆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我。他们一看到我，脸上的怯懦一下子荡然无存，拉着我的手用粗笨的家乡话又说又笑，惹来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们的脚边放着两个蛇皮袋子、两个帆布提包。那两个提包是我当初上中学时用来背馍的，已经洗尽了原来的黄色，变成了不灰不白的颜色。我问：“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这么远的路，太难拿了。”
母亲说：“村里人知道我要来你这里，都给你送东西，这都是你叔你婶的心意，我就都带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觉每个都沉甸甸的。我问里面都是些什么，弟弟说：“有大红枣、核桃、绿豆、坨坨馍、花生仁、辣椒面、花椒面，还有脆瓜。”
弟弟说，当时脆瓜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还没有上市，这是村里一个种脆瓜的叔叔专门挑选了几个熟了的脆瓜，让带给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种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头砸开后，香气四溢。我知道这个种瓜的叔叔，他种了一辈子瓜，小时候我们偷过他无数次瓜，我们趁着月色潜进瓜地里，摸到大大的圆圆的东西就摘下来，然后，西瓜在前面滚动，我们在后面爬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停下来，全身贴紧地面，心跳如鼓。那时候偷到的瓜几乎都没有成熟，我们到了安全地带后，将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用手抓着瓜瓤吃，吃完后满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时候，我们还偷脆瓜，没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们只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种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总会在村中悲愤地叫骂。
没想到，多年后，种瓜叔叔把他的头茬熟瓜给我送来了。
我们先乘地铁，后坐公交车，我们在公交车上用家乡话大声交谈着，完全没有顾及到身边诧异的目光。家乡话咬字很重，尾音较长，即使轻声说话，也像和人吵架一样。而南方话发音轻柔，莺莺燕燕，显得非常好听。浓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转的语言中，显得极为另类，就像鸟语林里突然传来了粗犷的叫声。
母亲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问我地铁是什么，我说，地铁就是地下跑的火车。母亲想了想后，感慨地说：“啊呀，这城里人就是行，地底下还能跑火车，我回去给村里人说，他们肯定都不相信。”
母亲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母亲站在一幢大楼前面，仰着头看着，她说：“这楼这么高，都要踮起脚后跟看，嘎嘎肯定都飞不过去。”家乡人把喜鹊叫“嘎嘎”。
我说：“城里就没有嘎嘎。”
母亲疑惑地说：“城里咋能没嘎嘎呢？嘎嘎是益鸟，专吃虫子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说：“城里没有庄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记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边观看交响乐演出的母亲，眼光一直在盯着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带着惊异的神情，她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咋都长成这个样子？和咱的人一点也不一样。”
我说：“那是美国人。”
母亲问：“美国在哪里？比咱家还远？”
我说：“美国在地球那边，比咱家远多了。”
母亲感慨地说：“这些人也恓惶，跑这么远来给咱演出，让咱看。”
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觉得谁恓惶，就对谁产生了同情。母亲觉得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外们很恓惶，日子肯定也过得不好，才给人演出，就像乡村里那些只有在红白喜事上才会演唱的戏子一样。母亲看着这些老外演出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种怜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给母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那个黑人体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个圆球，似乎一跌倒就会骨碌碌滚起来。母亲说：“这人咋这么黑，还这么胖。”母亲还说如果这个黑人生在我们村子里，都没人能够养得起。
演出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争抢着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带着母亲也走到了台下，让母亲更清晰地看这些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老外。那个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给母亲打招呼，并伸出手来。母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亲的手掌，就惊叫一声，赶紧放开。母亲的手掌全是老茧，一辈子被农具磨出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开裂了，又像刀片一样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