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价值论的价值重心也在“一”上面。反映在价值与效用的关系上，价值是多（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是无法标准化的），而效用（标准）是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或“主观的效用”）与具体价值一样，都拥有“多”的本性；而标准效用与抽象价值一样，都拥有“一”的本性。价格同样反映的是这种同质、无差异、抽象的价值（即效用），以一般等价物的形式表现出来。
意义价值或者说后现代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中被过滤的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在“多”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表现为异质、差异、具体的价值；但意义价值的多与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的多具有本质的不同。
意义价值与具体价值、主观效用的区别
第一，价值水平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是低级的多，是低于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的多，表现为自然性（非社会化）、物性（对象化的自然）意义上的直接的多。例如，使用价值和物质欲望是被社会化否定的价值，只有经过社会化的改造才具有价值。意义价值是高于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的多，表现为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代表的仅仅是工具价值，而意义价值代表的是目的价值。意义价值以社会化价值为基础，但扬弃社会化价值，复归人本身。例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高于人的社会化价值，社会化价值只是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的桥梁和手段。意义价值使劳动力复归劳动，欲望复归需要。
第二，品种经济性不同。“多”意味着定制与个性化。未经过社会化的具体价值与主观效用，在成本上不具有经济性，在消费上不具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意义价值的“多”意味着大规模定制和网络中的个性化，在成本上具有品种经济性，可以为满足社会化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第三，把握方式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可以通过经验感知（认知与实践），意义价值只能通过体验感知。经验和体验的主要区别在于理性的有无，经验在理性之前，不包括理性；而体验在理性之后，有可能包含理性（如建设性后现代主张通过本质直观来体验），也可能反对理性（如解构的后现代主张用身体感官来体验）。
第四，价值载体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的载体是世界一（物体和人体），意义价值的载体是世界三（信息）。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简单系统（系统较低有序化程度）下的多样化，意义价值是复杂系统（系统较高有序化程度）下的多样化。
意义价值与信息价值
意义价值显然不同于信息价值。信息价值本来应指意义价值，但在以现代性为主要特色的信息经济学中，意义已经扭曲为信息产品的价值，重新纳入劳动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的分析，比如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价值，或信息（产品）的效用。这就彻底脱离了意义价值在“多”意义上的本义，也脱离了“信息”这个词在源头上本来的意义（熵）。因此后现代经济学不采用信息价值这个概念，以免同现代性的信息经济学混淆概念。
意义价值不可通约。这意味着它可以交流，但不可以交换。交流与交换的区别在于，交流之后所有权未发生转移，而交换之后所有权发生转移。意义价值的这种性质是由劳动和需要的性质决定的，不同于劳动力和商品的交换。
意义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
意义价值可以转化为交换价值，其实现方式（运用中介的方式）是货币交换和语言交换的结合。
意义价值的具体实现，即转化为交换价值（价格）的过程，通过卡尼曼价值模型（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得以解决。
卡尼曼价值模型就相当于“两点定价理论”，也就是双系统理论，又叫“柏拉图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人类有“理智”和“感性”两架马车，如果说标准效用代表了理智这架马车，价值节点就代表感性这架马车。
这里的“两点”就是“个性化”和“普遍性”相结合，而在此点上人类已有100多年的彷徨：怎么可能有既来自“感性”又是“理性”的事物呢？哈耶克认为，有一种“知识”是自发形成的知识，西蒙称之为“有限理性”；卡尼曼则认为，这个东西在框架中形成，相当于一个框，这个框中包含了理性，但又不是绝对理性。未来的知识结构，不是形成一个不变的知识结论，而是要和当下的“值”反复地进行交换。
在意义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品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以往的定价机制由数量与价格二维组成，意义价值的定价制度是由数量、品种和价格三个维度组成。品种是质而非量，品种的好坏、品质的高低因人而异，要通过语言来确定。将品种量化，将成为广义的质量，即由质转化而来的量。
意义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一物多价和一物一价的出现。一物多价中的一物并非最终产品，而是产品模块（半成品），它可以有统一的标准效用，可以是一个价，但最终产品由于是通过产消合一实现的，因此并没有一模一样的最终产品，也不需要进行最终产品的比价，产品最终的个性化、异质性和品种多样化使它不具有可比性。这为一物一价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在这里，均衡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从一元化的均衡变为多元化的均衡。它的意思不是多重理性均衡，而是一般均衡只在社会化层面（半成品或模块）实现，真实的均衡由一般均衡（效用均衡）与每个节点上的多品种供求平衡共同构成。
劳动价值论认为，从生产方面描述价值是客观的，而从需求方面描述价值是主观的，无论效用是多（如在边沁那里）还是一（如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效用价值论的价值，这里是指价值论范畴。其中，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对应的是效用。效用并非指使用价值，而是指价值抽象。在西方经济学中，价值与效用经常不分。价值与效用有时都被称为效用，如边沁和马歇尔，但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效用（卡尼曼《回到边沁》）。西方经济学后来所说的价值，实际是指效用，而不再指边沁意义上的价值或效用，当然更不是指劳动价值。
这个与效用相对的价值，是指边沁的表示快乐与痛苦的价值，边沁和功利主义称之为效用，它与马歇尔所说的效用不同。有时也因为它具有“多”的特性，而被称为主观效用。
这里特指马歇尔意义上的效用，即通过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标准化、“客观化”的效用。为了避免与劳动价值论的说法（认为效用是主观的）冲突，我们称之为标准效用，意即通过基数和序数标准化的效用。
标准效用或“客观效用”，是马歇尔之后价值的同义语，也就是劳动价值论眼中的“主观的”客观效用。
在劳动价值论中，生产价值还原为劳动价值。其中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不是，劳动不可转让。在效用价值中，需求价值还原为物质欲望，欲望是需求中物质性的部分。需要在物质欲望（衣食住行）满足的基础上，可以升级为高级需求。欲望的满足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商品、货币）进行交换，但需要不可交换（例如人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不可交换，必须是“亲自”的）。
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的载体是世界二（人的社会化存在）。
后现代思想中的价值证明
本节内容涉及的是价值问题在后现代思想形式中的能指。通俗地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怎样用他们自己构造的术语体系来表述经济意义上的后现代价值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往往每个人发明一套自己的术语（能指体系），让人们感觉好像他们谈论的（所指）是不同的问题。本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用共同的所指（所谈的问题本身）来统摄不同的语话符号，让读者能够用一套相通的符号来理解共同的所指。
个性化是效率的反义词，意思是效率不经济；而效率也是个性化的反义词，意思是个性化不经济。比如，创意产品经常是效率不经济而个性化经济的，而大规模制造经常是个性化不经济而效率经济的。随着创意产业的附加值普遍超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个性化的理论基础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个性化是后现代经济最主流的现象之一。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高附加值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正统经济学研究过。也就是说，在正统经济学辞典中，“个性化”这个词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件事我们只能求助于后现代理论。
在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个性化，至少有十种以上基本的证明方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疏远“经济人理性”假设，这点与阿马蒂亚·森、卡尼曼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直接对价值本身进行透视，而不是联系效用这个经济学术语从外围观察。或者说，他们直面马歇尔觉得主观难解的价值，解析价值黑箱。
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巴塔耶是《普遍经济学》的作者，他将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经济称为“有限经济”。“普遍经济”与“有限经济”相对，是更加一般的经济，即“有限经济”只是“普遍经济”的一个特例。“普遍经济”是“有限经济”取消特殊前提（如经济人理性）后的一般推广结论。正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新综合一样，巴塔耶的“普遍经济”也是一种新综合。
巴塔耶尖锐地指出：“经济科学只是对孤立的情境进行推断归纳；它将其对象限制在为了一个明确目的而实施的活动中，也即是将它限制在经济人的活动中。它丝毫不考虑没有特定目的的能量运作：普遍的活生生的物质的运作……”
换成眼下时髦语言表述巴塔耶的经济学倾向，大致相当于以人为本、统筹协调是经济更一般、更自然的状态，是普遍经济；以GDP为核心、为了增长而破坏各种平衡的经济，是有限经济；要把有限经济放在普遍经济的更广阔的前提假设中对待。
巴塔耶经济理论并非持中之论，而是一种强烈的矫枉过正之主张。“矫枉”是针对他所说的“增长的限制”。巴塔耶思想的现实背景是，长期以来工业化中“为生产而生产”式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制度化、经常性的过剩。巴塔耶以“增长的极限”为前提判断，认为发展观要实现根本转变，从强调生产向强调消费转变。“过正”是针对过剩，主张强化消费。巴塔耶的理论在所有强调消费的经济观点中，可能是最极端的一个。对巴塔耶极端消费论的意义和作用的评价，要放在“矫枉过正”这个语境下理解。实际情况是，不可持续发展正在实践中走向极端，而并没有相应力度的反向极端来平衡。从这点上说，巴塔耶的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
巴塔耶以毫不妥协的态度表明：“经济增长本身的扩展要求经济原则颠倒过来，也要求以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学颠倒过来。从有限经济学到普遍经济学的观点变化，实际上完成了某种哥白尼式的变革：思想的逆转，伦理的逆转。”
巴塔耶和尼采一样，都是价值论的颠覆者。巴塔耶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尼采”，是发展观上的价值颠覆者，他宣称要“同构成理性经济基础的判断作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巴塔耶的语言风格，可称之为：“往敌人嘴里塞大便”。他的语言极端狂妄，态度极端野蛮，从技术上说可能都是出于价值颠覆的需要，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欣赏他的理由。
巴塔耶经济哲学
与一般侧重政策的可持续发展论不同，巴塔耶普遍经济论最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思考上升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层面。巴塔耶的功底，从他能深深影响福柯、鲍德里亚、德里达这样的世界一流哲学大家就可推知，与经济学家在哲学抽象思维上的幼稚形成鲜明对比。
可能没人注意到一个秘密：巴塔耶的思想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思想，在底层几乎一模一样。与普里高津从自然科学哲学倒推出经济学结论以及信息经济的推论（见布瓦索《信息空间》）相反，巴塔耶从经济理论理论倒推出曾令普里高津获奖的自然科学哲学思路。他们殊途同归，用的是同一个核心概念：耗散。巴塔耶说的“耗散”（consumation）与普利高津说的“耗散”（dissipative），虽然意思都是消耗、浪费，都是指熵的增加和系统有序度的降低，但却不是同一个词。他们从来没有互相谈论过对方的思想，显然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普里高津的思路是研究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在远离平衡的环境中，系统的负熵增加；在趋近平衡的环境中，系统熵增，趋于热寂。普里高津将这个理论称为“耗散结构理论”。
研究巴塔耶的普遍经济理论，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以人为本，首先就要以人的需求为本，以人的根本目的为本；市场经济必须以需求为导向，要关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统筹各种关系；体验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发挥人的作用；体现一切为了人的理念，要遵循需求特有的发展规律。当然，巴塔耶的理论还不够全面，遇到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相关于异质性的哲学：异质学认识论
巴塔耶在“相关于异质性的哲学”中，首先提出与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不同的前提假设值。他指出：“‘异质学’是关于完全另类的科学。”在“异质学认识论”中，他更是连“科学”这个提法都去掉了，说异质学不是指“关于异质性的科学”，“因为科学知识原则上只能适用于同质性，异质学首先对立于世界的任何一种同质性表征，也就是说，对立于一切哲学体系”。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前提，是现代主义的科学主义；而异质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含有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成分。异质经济学在其哲学前提上，旨在扬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这是产生两者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异质经济学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在反思主流经济学背后的理性主义的过程中，在哲学上首先成熟的。在现代思想中异质性的证明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它是对理性主义的第一个基于异质性的“拨乱反正”。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用“绵延”这个概念第一次把异质性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在他看来，世界的本原不是一，而是多；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多样性的统一，即创新、创造。第二个思想来源是德勒兹，他的理论重心全在异质性问题上，“差异”是德勒兹理论的中心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差异概念的两个方面的发挥--一是虚拟性，二是块茎（即分布式连接）--与互联网的根本规律完全吻合。他在《柏格森的差异观念》中指出：“绵延，不可分化的东西，并不是确实不可分化的东西，而是在分化自身的过程中发生性质变化的东西，而发生这种性质变化的东西界定了虚拟性或主体。”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块茎”，哲学界都认为十分古怪，而在我看来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与TCP/IP最接近的概念--一是强调分布式，二是强调连接。第三个思想来源是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用异质性来定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
异质的社会存在
巴塔耶在“异质的社会存在”中，非常清醒地看到了异质性与同质性在经济学上分歧的实质；而主流经济学家囿于工业化洞穴之蔽，对此反而毫无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