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与伦理学有密切关系，在反对福利主义的过程中，这种联系有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福利经济学家将诺齐克、罗尔斯等人的伦理学引入经济学，就表现了这一点。对后现代思想家如鲍曼、利奥塔等来说，他们的福利观直接表现在后现代道德、后现代伦理这些概念中，如鲍曼的《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伦理学》和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就是例子。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们不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一样，我们也不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伦理学。从经济学中剥离出心理、伦理的专科要素，将提炼出的东西归入经济学本身，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我们不用主观来形容价值，同样我们也不想用伦理学来说明福利。如果我们必须用到“道德”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它指的是自由这类可以归于福利本身的概念。
利奥塔《后现代道德》
道德的核心与福利的核心有一个交集，就是自由等终极价值。自由、幸福、正义等终极价值，显然不是靠分配在效用层面从外面得来的，它就存在于人本身之中。它们之作为福利，是基于人本身（不同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特性。
就实践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说经济学）的范式也截然不同。现代性道德与后现代道德、现代性伦理与后现代伦理之间，存在类似X点与K域这样的分歧。
利奥塔对于道德的认识超越了人本主义，他说：“现代主义一直拥有人本主义，一直拥有大写的人的宗教。这一度是由虚无主义姑息的最后的‘对象’。但是，我们不久可清楚地看到，该是这个对象应被摧毁了。人本主义丢下的最后命令是：只有超越大写的人才能成为大写的人。”
当然，利奥塔解构的不是一般的人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人本主义，一种用大写的人（X点的人）否定小写的人（K域元素）的人本主义。
利奥塔主张人要“把握住自己的‘总路线’”，认识真正的自我。这个“总路线”就是后现代的总路线，它把理性（X点）作为第一存在，把解构的空间（K域）作为第二存在。如利奥塔所说，这个自我处于“控制迫害外的第二存在”。他举了奥威尔和他的《1984》，认为这是一个“反抗政权压制他的第二生存方式的人的故事”，并说“只有拥有这片‘无人之境’，人才成其为人”。这令人联想到第二人生这个游戏。张树新说，互联网就是中国人的第二人生。
对于解构后形成的新秩序，利奥塔解释说，“这种混乱状况也是一番整理布置”：“被坏仆人破坏的秩序成了另一种井然有序。那些坏仆人违背你的意愿，是因为他们遵从别的东西。你不是他们的主人并非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与你类似，只是名字不同的主人。他们之所以坏，也不是因为他们对你不忠，实际上在为另外一个人工作。他们并非为另一个人背叛你，而是为另一种原则。他们除了穿自己的号衣（你认为是你家的）并没有别的号衣。”用我们的话说，K集合看似混乱，但混乱也是一种秩序，这一秩序的中心规则就是多元化和离散，从离散的观点看，整个K域“井然有序”，而X区间却是扭曲变形的。
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
现代经济学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上，多取认知的角度，而回避实践的角度。这主要是因为科学主义排斥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本身作祟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从方法论上就把道德当做无法标准化的“心”的领域的东西加以排斥。
道德属于实践领域，是人作用于对象的过程。从经济角度看，分配只是针对作为对象的结果的，主体价值不光可以针对对象结果，而且可以针对实践过程。后现代思想家许多都非常重视实践，从实践角度认识经济现象。实践具有感性的特点，“心”的特点（不是主观的特点，是人文特点），这些都是不同于物性和工具理性的方面，与后现代的关系远比与现代性的关系要近。
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道德的载体就发生了变化，从社会网络的中心向各个节点离散。在康德那里，对应认知性的经济人理性的是理性的道德律令，道德律令通过图式降解，化为每个人自律的行为。而在后现代道德中，这样的道德律令是没有位置的。
鲍曼认为：“后现代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情境的破碎化和生活追求的插曲化。”“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代理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
用我们的话来说，在现代性中选择权的重心明显集中在理性选择，即最优点X点。由于理性被解构，选择权成为分布于K域各个节点上的碎片。随着集中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式微，K域中多元化的个人选择成为普遍现象。
在现代性条件下，K集中的个人选择如果不符合X的理性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后现代条件下，无论K集合是否可导出X点“最优值”的标准道德，个人选择都可以被视为道德的--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是彼此矛盾的。
后现代责任
选择的多元化看起来似乎使世界碎片化了，但是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后现代对于责任的更高强调。
后现代思想家一般很少谈论“福利”这个字眼。可能是认为这个词已经被“效用”污染了，或被“分配”庸俗化了。如果说法国一系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巴塔耶等，还在平面地谈身体、欲望和需求时，另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鲍曼，已穿透需求，将自由意志作为福利的本质，这是后现代福利思想达到的又一境界，它使福利立体化。
在取得个性自由的同时，后现代增强了两种约束，一是后现代道德，二是后现代伦理。前者是相对自我约束而言的，后者是相对社会网络约束而言的。
认为后现代道德就是不讲道德，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
鲍曼深刻地指出：“权力所辅佐的普遍行为模式和绝对事物的消亡，使行为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加深刻，确切地说，更加重要。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代理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如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后现代阶段和层面上，福利具有幸福与自由合而为一的意义。而自由意味着个性化选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一对一追到个体的责任。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网络帮助所有个体这样去做。
在个体对自己承担负责的同时，网络像上帝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知晓违规者的恶行，并通过诚信之网加以惩戒，由此形成一种后现代伦理氛围，少了的只是中央控制者。
对个体来说，道德不再是康德所说的普遍律令，而是自由本身。经济从商品开始，最终回到善。
纲领化
如果把互联网本性中生发出的独有立场，在“可能世界”问题上系统化，可以得出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善先于权利的原则。互联网并不刻意介入哲学之争，但它对问题有自己的利益和看法。如果深算下去就会发现，“善先于权利”是个性化的前提性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鲍曼对先于社会性的道德和责任的看法。相对于这个命题，卢梭看来要当最大的坏蛋了。从后现代观点看，卢梭过分强调可交换权利的价值优先性，这就堵住了互联网向个性化、异质性方向发展的理论上升通道，所以必须“批倒批臭”。
第二，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集中体现了在可能世界中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检验互联网经济行为的效果好不好，不是依据教条，而是看“普遍真理”能不能切合当下语境，符合个性化要求。鲍曼主张的后现代伦理道德，有别于相对主义，是讲切合语境。互联网经济最终的伦理指向，是人有能力实现他希望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图式为桥梁的原则。康德所说的图式，是容纳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皮亚杰的图式，还有演进生成的含义。道德图式是对经验习俗进行编码解码，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有限理性的地方，是使善具有普遍性的保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绝对理性，但不反对普遍性，但认为普遍性不能脱离体验而存在。互联网肯定的实践规则应是有限重复博弈中演进生成的共同知识。
第四，悬置绝对理性的原则。互联网反对把经济人理性作为指导经济伦理的原则。不是因为它不能作为极限存在，而是因为它不能作为现实存在。因此，对经济人理性的合理态度，是扬弃与悬置。就像我们明明知道极限值不可达到，但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把它当做现实一样。
安娜帕娜应该怎么办呢？她应该用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方式处理问题。她也许会发现，她真正需要别人完成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组任务，她可以因人而异。
利奥塔：《后现代道德》，18～1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同上书，74～75页。
同上书，104页。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同上书，7页。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7～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福利框架
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当前的福利经济学正在恢复古典时期的经济学传统，开始对偏离经济人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后现代转向。
对于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福利框架来说，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成果无出其右。他的能力理论高度概括了我们上述三节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并且实现了模型化。所以我们主要以他的理论为主，作为本节的主要内容。
问题的表述
经济学后现代取向的主要表现，是扬弃经济人理性。阿马蒂亚·森对经济人理性的批评，比卡尼曼还直接。如果把经济人理性比作极限值，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相当于只承认构成极限的数列集合，而不承认其函数，更不承认极限值的存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当于承认代表有限理性的极限函数，而认为极限值只是理论上存在，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为此，区分效用（相当于极限值）与价值（相当于数列集合），强调同一效用对应多个价值，就成为必要的理论策略。阿马蒂亚·森与卡尼曼正好同时具备这一关键特征。
阿马蒂亚·森的价值论，是一种多元价值论。以这种理论来看，功能不等于能力（在卡尼曼那里是“有钱不等于快乐”）。功能（即效用）是唯一的，能力（即价值）是多元的。同一个效用值，可以对应多种能力的实现，所以能力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集，阿马蒂亚·森称之为“能力集”。由此，阿马蒂亚·森把自己的价值论叫做能力理论。能力理论是阿马蒂亚·森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基础理论。
能力理论虽然是阿马蒂亚·森为福利经济学建立的福利价值论，但纵观本书可以看出，整个后现代经济学的公理模型，都是以此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意义价值，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解释。因此，我们把它展开详解一下。
能力理论
自由在经济学中可以用选择作为它的实证形式，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可以观察到自由。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选择较少，自由就较少；选择较多，则自由较多。阿马蒂亚·森与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又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能力”，来把选择进一步“显影”化。
能力集
能力集是能力理论的一个主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的福利可从其生存质量来判断。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内容”，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的集合。
这一“能力方法”的焦点可以是已经实现了的生活内容（一个人事实上能够做到的），也可以是他所拥有的选择集合（他的实际机会）。
评价域与向量域
K区的边界，形如生产可能性边界，被森称为“评价域”；而X线形如无差异曲线（“X可以视为位于可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之上”）；但同时“生活内容域中无差异图的性质并不总能反映我们在商品域中所做的标准假设。特别是，可能会存在相当多的不完全区域以及模糊区域”，被森称为“向量域”。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福利函数也是通过无差异曲线表现的。
“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共同点在于坐标都是关于两种选项（X和Y）的坐标。它们的X和Y可以指的是同一个X和Y的对象，因此两条曲线可以共处同一坐标系统。前者如同供给曲线，后者相当于需求曲线。
森对于能力模型进行了如下描述：“可供一个人选择的生活内容向量集合被称为他的能力集合。图7-3描绘了一个二维生活内容域，其中阴影区域K即为一个人的能力集合，他从这一集合中选择一个生活内容向量X（虽然这种选择并不必然是唯一的）。”
能力模型的特点
对阿马蒂亚·森这个模型的内涵，我们可从能力集合、向量和特定向量X的关系理解。
能力集合与向量的关系在于：K是一个集合（“能力集合”）；这个集合是向量的集合，由一个个的向量构成（“可供一个人选择的生活内容向量集合被称为他的能力集合”），向量是集合中的一个量（“从这一集合中选择一个”），即一个备选方案。森给出的向量的定义是：“如果一个人每项生活内容的范围可以用一个实数来表示，那么他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可以由一个关于n项生活内容的n维空间中的一个生活内容向量来代表（假定不同的生活内容是有限的）。”
其中，“生活内容”在这里是相对偏好或相对价值的代称，它可以是指一种选择组合；“实际成就”是一个向量；n项生活内容是n个向量；“n维空间”是指选项维度。X是向量中的一个（“从这一集合中选择一个生活内容向量X”），但不是唯一的一个（“这种选择并不必然是唯一的”）；X作为特定向量，处于极限位置（“在这种情况下，X可视为位于可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之上”）。
能力方法的侧重
能力方法有两种形式，一是关注K，一是关注X。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两者的共同处在于：
第一，它们都是价值，而不是效用。（“它们确实使用一个共同的评价域--生活内容域，这与诸如效用域或罗尔斯的‘基本善’域适成对照。”）
第二，两者共处于同一个评价域。（说明评价域本身也是指价值评价，而非效用评价；而看来向量域是可以处于效用域的）。
两者的不同在于：
K是选择权应用，即选择本身（对结果的选择本身，即自由本身），范围在全部能力集合K；X是选择应用，是结果（自由的实现），范围只在X（K中其余选择已被排除）。
第一，K与X可以同处同一评价域，但K不处于向量域。（“生活内容成就可看做是一个‘n重生活内容’，而能力集合则可看做是适当的评价域（并非是向量域）中这种n维能力的集合”）。这是因为向量中的极值作为一个“实际选择”，可能只是一个特例（“最优选择”），而K关注的重点不在极值（虽然相对价值可能偶然地与绝对价值重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