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默尔对想象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强调。这里的想象，我们应理解为多元创新。正如他在解释主旨时所说的：“我们将明白，后现代性强调的是多元创新的重要性，并在根本上是要发展这一多元论的观点。”在形式上，法默尔强调想象，是把它当做理性化的反义词，“想象侵蚀了韦伯的理性主义官僚制的核心。”“想象意指对韦伯所认识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的背离，即是对理性化的背离”。
法默尔所用的想象一词并不准确，应该当做“创新”的隐喻来理解。“它被认为是后现代性的普遍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想象的这一理解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本质和含义，我们该怎么看？从一个否定的角度看，想象是一种行政精神，一种不依赖于规则的制定和程序的执行（如同在现代性中）的行政精神”。法默尔通过想象，想否定的是理性的行政表现：制定规则和执行程序。这就回到了绩效的主题上，规则和程序方面的能力显然不是考核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绩效目标，相反，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才是它所优先追求的绩效目标。
通过想象这个概念，“这种形象化也意味着向偏离马克斯·韦伯所思考的理性主义官僚制结构模型的核心特征迈出了一步，也意味着向偏离被视作由规则捆绑在一起的理性组织的官僚制迈出了一步”。规则是官僚制的首要特征。按照韦伯的思想，规则便于我们以标准化和平等的方式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若是把每个顾客都看做独一无二的个体，就不可能有这些便利。
解构：效率作为绩效目标的局限
“解构”这个主题词几乎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语，然而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意义上，它是什么意思呢？法默尔想表示的是对于官僚制的解构。这种解构，是为了对意义去蔽。后现代主义关注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背后的意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意义完全是在语言内部被决定的”。也就是说，意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光是科学现象。后现代公共行政，必须秉承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一贯理念，实现科学与人文结合，消除其二元对立。表现在绩效目标上，“在后现代性中，人们对效率重新进行了评价”。
法默尔主张，“不应把效率仅仅解释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公式或投入产出比”，“效率只能依据目标，依据参照框架来衡量”。效率不能包容文化的维度，不能包容利益分配的维度；而文化和利益都是与意义直接相关的。针对美国政府改革和电子政务中的民营化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与新公共行政学派的观点一样，都指出其将公民降格为顾客这一弱点，而主张从更为平衡的观点来审视政务绩效，将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统一起来。相比之下，新公共行政学派更多强调从公民政治权益的角度强调对效率标准的补充，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除此之外，更多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效率标准进行修正，因而其绩效标准也更趋于多元化。
非地域化：基于语境的评价标准
非地域化（或非领地化）是法默尔强调的第三个基本方面。它的意思是使公共行政从过度专业化、形式化（领地化）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事物的意义本身，而非意义的各种中间形式和形态。这与后现代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是一致的。法默尔指出：“在后现代性中，所有的知识和组织方面都被非地域化了。这一情形在公共行政和其他学科中也都同样适用。那被强加于我们的认识的诸多假设的格式或语码都要被移除。”他认为，“所有的编码都是对思维的限定”，“非地域化就是解语码化和解放”。他的意思是组织结构、知识体系和学科理论这些中间形态的“语码”，都要还原到自然语境上来。“理由就是：我们认为‘现实是一个整体，不能脱离其语境来理解’”。他又从三个具体的方面解释了非地域化问题。
公共组织结构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一个方面。组织结构从本质上来说，与规则和程序同属理性层面。从演进的观点看，一旦形式化和固化，都会出现不能灵活响应的制度上的缺陷。基于语境观察后现代公共组织，必须能有效地解决这样的问题。“组织可能是无政府状态，但它们是被组织为无政府状态的”。意思是说，后现代组织结构的自组织、自适应，表面上看像是回到了传统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不是无政府，而是自组织。库克提出了“反组织”的概念，包括去中心化的自主性、策略联盟、可编程的装配线、有远见的合作等四个方面的特征。
相应的绩效评估标准，显然就不能把组织结构的稳定绝对化，而要充分评估组织的自组织、自适应能力。
公共行政结构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二个方面。他说：“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这一组织变化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树状模式与根茎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按照层级结构来组织知识体系，“按层级把知识划分为各个分支和亚分支”；而“根茎模式则把信息非中心化，摧毁了根源，生产多样化的差异”。
按照我们的比较简易的理解，分布式模式（即所谓根茎模式）是通过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结构实现的。由于公民天然的分布式特征，决定了体制结构的后现代特点。而它所解构的现代性公共行政结构，显然是以政府为中心建设起来的，它的组织结构与知识结构一样，都是一种分层的树状结构。法默尔在这里解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认为“非地域化不会导致统一知识的复活”。意思是说，网络化的集中，不会带来公共行政的集中模式；这种技术上的集中，只能导致公共行政应用的分散。
这种趋势带来绩效评价上的一个难题：电子政务规划好，还是自发好？按照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答案应当是在进入后现代阶段之前，以树状模式为好；而进入后现代阶段，则以根茎模式为好。
公共行政理论融合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三个方面。他认为，“在后现代性中，公共行政理论若继续维系目前的状态，必定要走向凋谢”。出路就是通过“内爆”，也就是学科融合的方式，恢复公共行政理论的活力。法默尔特别提及，“批判是一种评价的态度”，“主体有权以此借助‘一种自觉的不服从、有意识的不服从的艺术’来发现真理”。
他在性：“反行政”评价
法默尔提出的第四个基本方面，是他在性。它主要涉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标准。法默尔说：“后现代对待公共行政的伦理态度的批判性含义在‘反行政’的口号中有简洁的体现。就是说，后现代的伦理态度意味着，任何行政活动都应是其计划的实施，但必须以这样一种精神来实施，在那里，行政能力同时要用来否定行政—官僚的权力。”
反行政，意味着对工业化行政标准的彻底颠覆。反行政是没有官僚的行政，是一种让官僚的权力还政于民的行政，也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行政。它具体包括四点内容，法默尔分别阐释如下：
第一，向他者开放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建构和实施的原则是反权威主义，还意味着鼓励以服务为主的态度。这一态度意味着行政管理应力图使其所有的决策向共同体开放，不应把官僚文本的玩意儿强加于他人。它还意味着需要一种实质的无政府主义，后者是伴随着以地方共同体的方式来行动的微观政治的发展而形成的。
第二，是对差异性的偏爱和承认没有优先的意义存在。公共行政的实施应力图避免各就各位和类型化。
第三，是反对元叙事。就行政管理者是元叙事和不切实际的基础的解构者而言，反对元叙事意味着反行政。
第四，是颠覆已有的建制的紧迫性。绝大多数行政本质上是拥护行政建制的。法默尔讨论了实施一种反建制的行政管理方法的可行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目前还在发展中，人们的看法的不尽一致，其中也不乏批评之声。这种批评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把后现代公共行政当做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根本否定，而不是扬弃。这提醒人们，如果后现代主义只是一味解构和否定，而不是积极吸收现代主义的优良方面，建设性地推进现代化，它就可能变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马克斯·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12～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对于品种来说，布瓦索意义上的“具体”是指保存了产品的异质性、具体价值，这通常呈现为品种多样化；“抽象”是指产品的同质化，大规模无个性的生产，通常呈现为无个性的生产。
布瓦索本人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表现在他虽然重视价值的扩散、未扩散，抽象与具体间的价值循环，但并没有真正把K域作为价值运动的方向。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同上书，50页。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38页。
同上书，218～219页。
同上书，237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63页。
同上书，265页。
同上书，302页。
同上书，286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89页。
同上书，293～294页。
同上书，294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300页。
同上书，309页。
同上书，329页。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制度分析
在制度理论中，专业经济学中解构的后现代思想还比较少见，但以有限理性为标志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却比较常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政治学、法律学中关于制度的解构理论比较发达，与后现代哲学的进展是平行的。与后现代哲学中先有解构的后现代，后有建设性后现代不同，经济学理论中是先有建设性的后现代，其特点是脱胎于理性学说，带有理性主义的某些色彩。
制度分析：决策成本高于交易成本
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经济学，由于其天生的反信息化性质，除了价值论上的大漏洞外，在制度理论上暴露的漏洞，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大。
新古典主义的反后现代性质不用说了，它假定人们拥有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价值取消论在信息时代的有害性人尽皆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在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信息成本没有独立于交易费用，而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这一点现在看来也过时了。
即使是搞后现代研究的人，也未必认识到将信息成本从交易费用中完全独立出来的意义。这直接影响到对后现代的社会经济作用的认识。例如，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后现代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化（实质是工业化）。但是，后现代更大的作用在于降低决策成本，从而有利个性化和人性化。这后一方面强调的人就不多了，而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恰好在这里。
被人们广泛误解的注意力经济，实际是一种通过感性选择节省决策成本的制度安排。这一点赫伯特·西蒙认识得很清楚，他在批判经济人的最优选择时指出，“感知的世界只是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度简化模型”，“管理人只考虑少数几个最攸关也最关键的情境要素，其实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是，他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因为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注意到一切”。这实际上就把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点明了。感性选择的制度作用，就是节省决策成本。对此，卿志琼、陈国富的《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可以参考。
如果说工业化的主要成本在于交易费用，后现代的主要成本就在于决策费用。交易费用是资产配置的成本，是第二次浪潮的成本；决策成本是信息（知识）配置的成本，是第三次浪潮的成本。如果说工业化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在于设计节省交易费用的制度，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设计节省决策费用的制度。工业化经济学有科斯，纠正不计工业化成本的斯密；后现代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经济学设计者，提出和解决决策费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感性选择理论，就具有这种制度理论替代品的作用。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前景理论，我认为是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其信息决策理论的精华在于，它像科斯揭示了科层结构对节省社会化交易费用的作用一样，成功揭示了感性选择对节省个性化决策费用中的作用。可惜的是，卡尼曼没有继续深化这个主题，围绕感性选择进行制度设计。他没有看出，网络结构、虚拟企业、响应型政府、学习型组织，正是他提出的作为感性选择基础的心理框架的“制度框架”。
如果把卡尼曼理论比作后现代的科斯理论，用决策成本概念替代交易费用概念，前景理论相当于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新古典主义的理性选择只考虑了理性选择的收益，没考虑理性选择的决策成本。在面对信息不确定性时，情感、冲动、直觉、经验和惯例等非理性因素反而可以节省决策成本。感性选择策略可能因与事实不符而导致错误的决策，但它能让行为主体有效地加工信息和作出判断。它可能把偏见带入认知过程，也可能会修正认知偏见。
我们可以得出的推论则是：当修正偏见需要耗费大量的信息资源时，由于现有制度设计不适应知识经济，偏见往往被保留，只有当偏见给决策者带来重大的损失时，决策者才会修正偏见。这种现状反映了工业化组织制度，相对于信息和知识资源利用???说，是一种低效率制度--无论它在节省交易费用方面的制度设计如何有效。重要的问题在于围绕信息决策重新设计制度，使制度更加具有“学习”的特性。
建设性后现代的制度理论：演进、行为与博弈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演化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被打开了缺口，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有限理性的制度理论。
演化经济学视制度均衡（制度的理性）为一种极限状态（X点），认为制度是从经验行为（K域元素）中经过文化、惯习（K'域）框架的积淀演进生成的；制度可以趋向理性，但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理性（一旦达到就意味着演进的终止和制度的僵化），就像由一个数列可以积淀在函数中无限接近极限值，但永远无法达到一样。
